文心雕龍的文藝思想

《文心雕龍》研究中，有些結論尚可以做進一步斟酌。比如，全書的文體論20篇與後半部談文理共性問題的25篇，究竟在劉勰看來何者更加重要?《文心雕龍》的基本文學思想是宗經，還是“執正”加“馭奇”?《文心雕龍》宗經文學思想有什麼新的特點?這些問題關涉如何認識和評價劉勰及《文心雕龍》之大者、要者。本文就此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論文敘筆”與“剖情析採”何者更加重要

有人認爲《文心雕龍》是一部文學理論著作，也有人認爲它是一部寫作指導書，當然雙方都承認文學理論與寫作指導互相有聯繫，所以這兩種看法不屬於根本不同。問題是，主張《文心雕龍》是寫作指導書的學者認爲，劉勰撰寫《文心雕龍》原本似乎是將全書的內容區別爲重要的和相對不重要的兩部分，重要的部分是最前面5篇和緊接着的文體論20篇，相對不重要的部分則是後面談論文理共性等內容的25篇，以此爲理由，認爲劉勰撰寫《文心雕龍》確實是以具體幫助和指導人們寫好當時通用的各類文體爲目的，因而是一部寫作指導書。這種理解的根據是以爲劉勰在《序志》篇中將前面25篇歸爲“綱領”，將後面25篇歸爲“毛目”，據稱，“綱領”、“毛目”兩個詞語的含義已經實際表示作者對所指的兩部分內容做出了重要的和相對不重要的區判。固然，劉勰自己稱《文心雕龍》前5篇爲“文之樞紐”，可見在劉勰意識裏這5篇在全書中最爲重要，這一點沒有疑問。然而《文心雕龍》的文體論20篇是否比後面論文理共性等內容的25篇作品更加重要，“綱領”、“毛目”二詞在文中所指能否爲這樣的理解提供支持，這還是存有疑問的。

且看劉勰《文心雕龍·序志》原文：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剖情析採，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①

這一段介紹《文心雕龍》的篇目和內容。古人往往將序置於書的最後且列全書篇目於其中，由於駢文須求字句整齊，無法如散文那般將目錄完全地列出來，便更多采取概括或舉例的方式予以說明，而且會對篇目的文字重新組織，以形成駢體句式。劉勰稱《文心雕龍》前25篇爲“上篇”，後25篇爲“下篇”，可能《文心雕龍》原來結構就是如此，《隋書·經籍志》載“《文心雕龍》十卷”，卷數或許是後人所分。②劉勰介紹上篇由“文之樞紐”和“論文敘筆”組成，樞紐部分肯定寫作“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論文敘筆”部分(即文體論)則介紹每篇統一的寫作程式，所謂“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這些介紹重點突出，簡潔明確，所以稱“綱領明矣”，其中“綱領”一詞是指劉勰對“上篇”各文特點所作的上述概括。劉勰將下篇論述的內容統稱之爲“剖情析採”，③介紹時分別列舉了《神思》《體性》《風骨》《定勢》《附會》《通變》《聲律》《練字》《時序》《才略》《知音》《程器》《序志》等13篇，對其他12篇沒有具體提及。他所以這麼介紹《文心雕龍》下篇，是因爲這部分涉及的內容很多，各篇內容差別甚大，寫法上也難求統一的格式，這樣就導致此處的介紹只能限於羅列一部分具體篇目，沒法概括，顯得繁雜而零散，所以稱“毛目顯矣”，其中“毛目”一詞是指劉勰列舉的(甚至還包括未列舉的')《文心雕龍》後半部各篇。所以，將劉勰“上篇以上，綱領明矣”和“下篇以下，毛目顯矣”兩句話譯成現代漢語，意思就是：《文心雕龍》“前面25篇，其要義特點由此可知”，“後面二十五篇，其具體篇目也得以清楚”。顯然，“綱領”並不等同於形容“上篇”重要，“毛目”也並不等同於形容“下篇”相對不重要。嚴格地說，這裏的“綱領”和“毛目”只是在語詞形式上構成一種對舉關係，它們之間實質性的“綱目”關係其實並不存在。因爲劉勰用“綱領”指他集中加以概括的《文心雕龍》樞紐部分的主要觀點，以及文體論部分的主要寫作程式，都是他從這些作品中歸納出來的一些要點，不是指《文心雕龍》前面25篇作品本身，而“毛目”則是指《文心雕龍》後半部25篇作品，甚至具體指向這些作品的篇目，兩者指向的對象互相構不成統屬關係。這與指向對象存在密切的從屬關係，因而用“綱領”與“毛目”對舉以顯示和突出兩者具有主次、輕重之別，並不一樣。

《文心雕龍》其他篇提到“綱領”“綱要”(兩詞意思相同)的例子，也同樣有助於對上面問題的說明。《明詩》：“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議對》：“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核爲美，不以深隠爲奇，此綱領之大要也。”此兩處“綱領”都是指劉勰在文中概括得出的要點和結論，而不是指其所討論的詩歌和議體文本身的重要性。《諸子》：“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此“綱要”指諸子之書的主要方面。這些與《序志》使用的“綱領”一詞表達的意思相一致。《熔裁》：“裁則蕪穢不生，熔則綱領昭暢。”“綱領”與“蕪穢”對舉，這同《序志》“綱領”與“毛目”對舉情形相似，都是指精要與繁雜，惟“毛目”是中性詞，不含“蕪穢”的貶義指向。像《文心雕龍》的《序志》《明詩》《議對》《諸子》《熔裁》“綱領”、“綱要”的這種用法，前人也有。如《春秋穀梁傳註疏》(僖公二年)：“達心則其言略。”晉人範寧《集解》：“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④“略”、“舉綱領要”是指說話概括性強，突出要義，並非指該人說的話本身重要。

總之，從《序志》“綱領”、“毛目”的用語實難推導出劉勰認爲《文心雕龍》文體論部分比談文理共性等內容的部分相對重要的結論。劉勰肯定《文心雕龍》前五篇是全書最重要的部分，如前面所述這是因爲他自己稱它們爲“文之樞紐”，而不是因爲它們被稱爲“綱領”。劉勰用心血寫出《文心雕龍》，他自己對此書異常珍視，認爲全書都關乎“文用”，將它視爲載心、寄心的一部傳世之作(《序志》)，除了不得不突出前五篇論述根本的寫作觀念和原則的“文之樞紐”外，劉勰對其他45篇作品再依其重要性區分甲乙。以爲《文心雕龍》後半部25篇論述的是相對不重要的問題，對於指導寫作的重要性比諸文體論相對要低，度之以情理，這種可能性應當不大。

現在再來清理《文心雕龍》“文之樞紐”、“論文敘筆”、“剖情析採”三部分的關係就簡便容易了。“文之樞紐”表述的是劉勰基本的文學思想，在全書中最爲根本，因而也最爲重要，它決定“論文敘筆”和“剖情析採”兩部分的觀點和判斷。“論文敘筆”是文體論，主要關乎文學知識。“剖情析採”論述寫作中“情、採”相融而形成作品，以及對作品的認識，主要關乎文學創作的理論和文學批評的理論，可以合稱爲文學理論。文學知識和文學理論兩者的重要性在劉勰的文學意識中難分軒輊。《文心雕龍》因包含根本的文學思想、廣泛的文學知識和豐富的文學理論而成爲一部體大思精的著作。在文學批評史上，批評家只要偏擅其中一個方面就足以使自己成爲領域中的佼佼者;劉勰集合三長於一身，是一個全面、成熟的文學批評家。

　　二、是宗經，還是“執正”加“馭奇”

《文心雕龍》前五篇“文之樞紐”，研究者一般將它們分成兩組：《原道》《徵聖》《宗經》爲一組，肯定以儒家經典“正”爲指導;《正緯》《辨騷》爲另一組，肯定以緯書、《楚辭》(主要是《楚辭》)“奇”爲輔助，認爲這是劉勰“執正馭奇”的基本文學思想。照這種理解，兩組文章互相之間構成了基本並列的結構關係，“執正馭奇”的意思其實是“執正”加“馭奇”。

從“文之樞紐”5篇文章看，它們確實論述了以上歸納所涉的一些重要內容，以及劉勰對寫作的總體要求和認識。不過，劉勰寫“文之樞紐”5篇文章原本是不是要使它們形成這種兩組基本並列的結構，“執正”與“馭奇”是不是一種基本並列的關係，這些還可以商榷。

使我產生疑問的原因是，劉勰在《原道》《徵聖》《宗經》指出文以道爲本源，聖人以文明道，聖人作品成爲不刊之經典，這些都是從正面肯定儒家經典的特點爲“正”，爲一切文章的典範。如果《正緯》《辨騷》兩文重點確實是論述“奇”之於文學的意義，在結構上與前三篇文章基本並列，構成相輔相成，贊“奇”輔“正”的關係，則它應當像前三篇文章論述“正”那樣，對緯書、《楚辭》的“奇”加以獨立論述。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劉勰在這兩篇文章中具體分析緯書、《楚辭》哪些符合經典，哪些不符合經典，在做如此辨析後，才提出緯書“事豐奇偉”、《楚辭》“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才絕豔”，“奇”的特點對於文學發展形成積極和有利的影響，故可以而且需要加以酌取。顯然，劉勰在這麼討論問題時，“奇”並不是《正緯》《辨騷》兩文予以單獨闡述的文學概念，而只是他站在宗經的立場上評衡緯、騷而順便爲之做出的一點辯護。這與《原道》《徵聖》《宗經》着重論述“正”以及“正”之於文學寫作的指導意義並不相同。

而且，前三篇文章的題目都是使用肯定性動詞“原”(溯源、源本)、“徵”(徵信、引徵)、“宗”(宗尚、取法)，後面兩篇則使用帶有強弱不等的批評意圖的動詞“正”(判斷、糾正)、“辨”(判別、分析)，這顯然也不符合一組基本爲並列結構的文章所應有的特徵。人們用劉勰在《序志》介紹“文之樞紐”的話來爲自己的理解做辯護。確實，《序志》介紹5篇文章所使用的動詞與文章題目的遣詞有所不同，有的詞異義同，有的詞異義也似乎不同。《序志》說：“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而《文心雕龍》前五篇的題目則是《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兩相對照，“本”與“原”、“師”與“徵”、“體”與“宗”，含義相近，一目瞭然，可以不表。而“酌”與“正”、“變”與“辨”文字表面的意思似乎相差明顯，特別是“酌乎緯”與“正緯”，似乎一則強調酌取，一則強調糾正，適成相反。其實，酌字不僅有酌取義，還有斟酌、衡量、考量義，《文心雕龍·神思》：“酌理以富才。”《熔裁》：“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酌理”、“酌事”謂斟酌或商略道理和事情。劉勰“酌乎緯”所取當是後一種意思，就是指斟酌、考量、評衡緯書，與“正緯”意思相近。至於“變乎騷”和“辨騷”，變、辨兩字本來就相通，如《商君書·禁使》：“夫物至則目不得不見，言薄則耳不得不聞，故物至則變，言至則論。”⑤蔣禮鴻解釋：“變辨字通。”⑥所以“變乎騷”與“辨騷”的意思也相同。這說明《序志》對“文之樞紐”5篇文章的介紹與它們的題目含義是互相一致的，人們不能用自己對《序志》有關表述不夠準確的理解來說明“正緯”、“辨騷”就是肯定酌取緯書和《楚辭》新變的“奇”，爲“文之樞紐”兩組文章基本並列結構之說做辯護。

從“文之樞紐”5篇文章看，前三篇確立批評標準，後兩篇則運用其確立的標準對緯書、《楚辭》分辨正誤，進行擇汰，如前所述，這5篇文章題目使用的動詞也說明了這一點。劉勰在後面兩文提出具體批評時，又從其批評對象中擇取一部分符合“正”的要求的文學新質“奇”予以吸收，將其確立爲次級的文學要素，以配合和補充前面三篇所提出的主要標準。顯然，前面三篇是主體，後面兩篇是附庸;前面三篇肯定“正”，後面兩篇用“正”鑑別“奇”，並對鑑別得出的正值的“奇”積極吸收;前面三篇是本義，從正面論證，後面兩篇是襯托本義，從旁側佐證。所以，5篇文章雖然分成兩組，主旨卻一脈貫穿，都可以歸入原道、徵聖、宗經體系中，而將緯書、《楚辭》具有正值的“奇”納入其中。此體系以《宗經》篇爲核心，它既集中了《原道》《徵聖》論述的精粹，又成爲《正緯》《辨騷》的立論依據。所以，兩組文章並不存在基本的平列結構，它們是一體化的關係。這也就是說，劉勰根本的文學思想是“宗經”，而不是“執正”加“馭奇”。

劉勰以儒家經典爲標準，把緯書、《楚辭》的“奇”分爲兩類，一類乖僞、荒誕、詭異，需要裁汰;一類事偉、辭富、華美，可以吸收。這也就是他所說“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辨騷》)，或者如他所總結“執正以馭奇”(《定勢》)。依我理解，“執正以馭奇”的意思就是以正馭奇，以正用奇，它實際上是劉勰對宗經文學思想的具體說明。馭奇包括裁汰負值義之奇和吸取正值義之奇兩個方面，而這正是劉勰《正緯》《辨騷》兩篇使用“正、辨”二詞的用心所在，人們一般只將馭奇解釋爲吸收正值之奇，不談裁汰負值之奇，這樣理解不僅不夠完整，而且也容易導致對“文之樞紐”兩組文章的關係發生偏誤性解讀，將“執正”與“馭奇”看作基本並列的關係，而忽略了劉勰表達的文學思想實質是宗經，也就是“執正”。

那麼，又如何看待劉勰將《正緯》《辨騷》列爲“文之樞紐”呢?《正緯》如此安排容易理解，因爲緯書本來就被認爲是配合經書而作，故置於《宗經》後辨其真僞，是一個問題的正反兩個方面。劉勰列《辨騷》爲“文之樞紐”而不列爲文體論，則是因爲人們已經普遍將《楚辭》與《詩經》兩者皆看作詩歌創作的重要源頭。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⑦檀道鸞《續晉陽秋》：“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⑧鍾嶸《詩品》則分別以源出於《詩經》和源出於《楚辭》來尋索詩人作詩所受到的最重要影響。《楚辭》作品這種特殊性是其他任何文體所沒有的，其他文體皆無法與它相比擬。劉勰將《楚辭》列在“文之樞紐”，正反映出《楚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若把《辨騷》歸入文體論，《楚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就大爲削弱，不符合大家對《楚辭》形成的共識。然而劉勰又對當時並視《詩經》《楚辭》爲詩歌源頭的看法做了一定調整，通過以經辨騷，說明經與騷的重要性並不對等，兩者對文學產生的影響，無論是作用還是意義，也各不相同。劉勰沿襲前人看法，認爲《楚辭》學《詩經》而取得成就，如《通變》說：“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比興》說：“三閭忠烈，依《詩》制《騷》。”總之，在《詩經》與《楚辭》的關係方面，劉勰確立經源騷流、經正騷奇、經高騷低的序次，提出“執正以馭奇”或者說以正馭奇、以正用奇的思想，其根本也是突出宗經的重要性。

將《文心雕龍》“文之樞紐”5篇文章理解爲兩組基本並列的結構，這是後來才形成的看法，在《文心雕龍》較早期的研究者中，情況還並非如此。范文瀾解釋《辨騷》篇的旨趣，說：“案彥和以辨名篇，辨者，辨其與經義之同異，計同於風雅者四事，異乎經典者亦四事，同異既明，取捨有主。”⑨所言甚是，惟其以《辨騷》爲《文心雕龍》文體論第一篇，不符合劉勰自己對“文之樞紐”的安排和說明。劉永濟也說：“舍人自序，此五篇爲文之樞紐。五篇之中，前三篇揭示論文要旨，於義屬正。後二篇抉擇真僞同異，於義屬負。負者箴砭時俗，是曰破他。正者建立自說，是曰立己。而五篇義脈，仍相流貫。蓋《正緯》者，恐其誣聖而亂經也。誣聖，則聖有不可徵;亂經，則經有不可宗。二者足以傷道，故必明正其真僞，即所以翼聖而尊經也。《辨騷》者，騷辭接軌風雅，追跡經典，則亦師聖宗經之文也。然而後世浮詭之作，常託依之矣。浮詭足以違道，故必嚴辨其同異;同異辨，則屈賦之長與後世文家之短，不難自明。然則此篇之作，實有正本清源之功。其於翼聖尊經之旨，仍成一貫。而與《明詩》以下各篇，立意迥別。”⑩雖然劉勰撰《辨騷》篇既辨屈原所作楚辭與儒家經典之異同，也辨屈原所作與其追隨者所作之高下優劣，又以前者爲主，不盡如劉永濟所言辨異同以顯“屈賦之長與後世文家之短”，除此之外，他以上的分析很有道理。特別是劉永濟指出劉勰寫《正緯》《辨騷》兩篇皆是爲了“翼聖而尊經”，與後來人們所持前面五篇文章爲兩組基本並列的結構之說不同，相比之下，這種說法更加符合劉勰《文心雕龍》實際。

總之，劉勰撰《正緯》、《辨騷》主要是依經立義。他以經評緯書，批評緯書內容不正，又以經(特別是風雅)辨騷，指出其與經典的異同，都是如此。《定勢》說：“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這種以“典雅”、“豔逸”分別概括經、騷兩種不同的寫作傳統及其風格特點，其背後也是以經爲區分的標準。當然劉勰《正緯》《辨騷》兩文經過一番辨析和判斷之後，筆鋒陡然一轉，從汲取的角度積極肯定緯書、《離騷》(特別是《離騷》)具有正值義的“奇”，用以充實宗經的文學思想，這一意義也相當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