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讀後感

通過仔細的閱讀會發現，劉勰這篇文章的主要論述對象是《詩經》中的“正體”四言詩和發展歷程比較緩慢的五言詩，而沒有涉及楚辭（僅一筆帶過）、樂府、民謠等其他詩體。我們今天雖將樂府視爲古詩之一種，但在古人的概念中，樂府是歌，非詩。

首先，作者繼承了“詩言志，歌詠言”的傳統對詩歌作用的定義。認爲詩歌是抒發性情的通道，而《詩經》作爲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規範了或者說劃定了思想感情的範圍，這個範圍的進入標準就是以“思無邪”作爲參照，也就是無邪之思纔是詩歌所要呈現或者應該表達的內容。“詩者，持也”，持在這裏有“端正，使之規範”的引申意義，那麼就並不是任由思想感情的隨意放縱，而是要扶正、端正人們的思想感情，這纔是符合詩歌的含義的。但是今天我們從《詩經》三百零五篇作品看來，孔子對“無邪”的定義範圍甚寬，一切正常的真實的人類情感都是無邪的。

然後作者回顧了歷代的詩歌作品，並進行了個人的挑選和點評。這大段類似於詩歌文學史綱的概括和提煉雖然帶有明顯的個人的主觀選擇，但也爲後人進行梳理提供了借鑑和參考。

同時作者在不斷的例舉中反覆對“詩言志”和“思無邪”進行佐證，繁舉的大量事例中無不是圍繞着思想感情或者說人之七情與詩歌之間、內容與形式上要求對等的論述。

在最後的總結裏，劉勰對四言詩和五言詩進行了定調：“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這是和劉勰本人的中心思想相一致的，認爲每種文體的形式基本固定，能使相對應的內容最完美的呈現出來。那麼什麼樣的內容用什麼樣的形式去表達，這就要憑藉個人才能來根據想要表達的內容去選擇最合適的文體形式。即所謂“華實異用，唯才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