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一百七十三 志第一百二十六

　　◎食貨上一(農田)

昔武王克商，訪箕子以治道，箕子爲之陳《洪範》九疇，五行五事之次，即曰"農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貨爲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國家之政興焉。是故食貨而下，五卿之職備舉於是矣：宗伯掌邦禮，祀必有食貨而後儀物備，賓必有食貨而後委積豐;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貨而後可奠於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貨而後可興於禮義;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貨而後可遠於刑罰;司馬掌邦政，兵必有食貨而後可用於征戍。其曰"農用八政"，農，食貨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貨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範》八政之意歟。

宋承唐、五季之後，太祖興，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鹹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稻、粱、桑、枲務盡地力。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斂之制，日與羣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真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滋，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陲，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秕政復作。徽宗既立，蔡京爲豐亨豫大之言，苛徵暴斂，以濟多欲，自速禍敗。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

考其祖宗立國初意，以忠厚仁恕爲基，向使究其所爲，勉而進於王道，亦孰能御之哉?然終宋之世，享國不爲不長，其租稅徵榷，規撫節目，煩簡疏密，無以大異於前世，何哉?內則牽於繁文，外則撓於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但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鉅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既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愈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復訾之如前。使上之爲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非是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論議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貸，大率然也。又謂漢文、景之殷富，得諸黃、老之清靜，爲黃、老之學者，大忌於紛更，宋法果能然乎?時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財，其數有限，國家用財，其端無窮，歸於一是，則"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無他技也。

宋舊史志食貨之法，或驟試而輒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則徒重篇帙，約之則不見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爲鑑者焉。篇次離爲上下：其一曰農田，二曰方田，三曰賦稅，四曰布帛，五曰和糴，六曰漕運，七曰屯田，八曰常平義倉，九曰課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入，動關民生;國以民爲本，故列之上篇焉。其一曰會計，二曰銅鐵錢，三曰會子，四曰鹽，五曰茶，六曰酒，七曰坑冶，八曰礬，九曰商稅，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輸，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損或益，有系國體;國不以利爲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爲十有四捲雲。

農田之制 自五代以兵戰爲務，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諸州民田。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來，命官分詣諸道均田，苛暴失實者輒譴黜。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爲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爲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勸課，致戶口增羨、野無曠土者，議賞。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埆不宜種藝者，不須責課。遇豐歲，則諭民謹蓋歲，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爲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爲首者死，從者流三千里;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