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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從《文心雕龍知音》看劉勰的文學批評鑑賞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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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音》作爲中國古代文論中的代表性概念範疇,具有深厚的歷史內涵和文化意蘊,從文心雕龍·知音看劉勰的文學批評鑑賞理論。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篇中指出了在文學鑑賞中普遍存在的“知音難求”現象,從“音實難知,知實難逢”兩方面積極探討了知音難求的原因,認爲文學批評的誤區大都是由於主觀偏見造成的,所以力求提出一套客觀全面的評定文學作品的方法和標準。《知音》篇揭示了劉勰對文學批評鑑賞方法進行探索的軌跡,對於今天人們正確批評鑑賞文學作品有積極的理論指導意義。

淺談從《文心雕龍知音》看劉勰的文學批評鑑賞理論

關鍵詞:知音;批評;鑑賞;六觀

一、“見異,唯知音耳

“知音”這一概念最早的記載見於《呂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選之,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知音”的本意是對音樂有正確理解和領悟。由音樂欣賞推而廣之,文學鑑賞中的知音,就是欣賞者對被欣賞者的作品的認知、認可和體察作者文心所引起的強烈的感情共鳴。劉勰本此命篇、立意,寫出了《文心雕龍·知音》。

從《知音》篇的標題可知劉勰意在強調批評當理解作者用心,以“知音”喻對文章及作者的真正理解者。劉勰在開篇即感慨道: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自古知音難求,知音之嘆在古代文人的作品中俯拾皆是,曹丕在《與吳質書》說到:“昔伯牙絕弦鍾期,仲尼覆酞几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陳子昂則在《與東方左史蟲修竹篇序》感慨:“故感嘆雅制,作《修竹詩》一篇,當有知音以傳示之”,他在長安碎琴賣文之舉其實也是一種以乖張行爲尋求知己的特殊形式。

二、“執一隅之解,擬萬端之變”古代作家對自己的作品能否得到文論家的認可及公正的評價有着如此強烈的期待,如此多的作家反覆慨嘆知音的難遇。

那麼,當我們面對古代作家的作品時,如何去解讀、診釋、鑑賞、定位?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篇中作了較爲全面的論述。

劉勰首先從兩個方面分析了知音難求的原因,即客觀上的“文情難鑑”和主觀上的“知多偏好,人莫圓該”。客觀上,“文情難鑑”,讀物的本身有其複雜性和多樣性,內容不一,體式繁多,方法多變,風格各異。而讀者只能領略那些和自己見識相近,情味相合的讀物,不可能把所有作者的各種文章都作爲自己的閱讀對象。“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籍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讀者各以自己的愛好去進行閱讀活動,結果是“會己則暖諷,異我則沮棄。”合於自己閱讀興趣的就讚賞,否則就棄之,“東向而望,不見西牆”,終得不到正確而全面地理解和認識。

“文情難鑑”與“知多偏好”即客體的複雜性與主體的侷限性形成尖銳的矛盾。文學作品表達的是作者的情感,能做到不從主觀成見出發,透過文字符號組成的文學語言去體察文情,這是批評鑑賞的關鍵。摒棄主觀的好惡秉持公心,對文學作品作出全面而恰切的評價,是非常重要的。

主觀方面則分爲以下三種情況:

“貴古賤今”。這種立場和觀點,最早是由孔子所傳,繼之者積而成習,成爲讀書人的通病,社會文化論文《從文心雕龍·知音看劉勰的文學批評鑑賞理論》。文學史上無數次類似明朝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盲目復古,更可以說明這種貴古賤今的心態作祟對文學批評乃至於文學創作的影響。

“崇己抑人”。“文人相輕”的陋習造成了文人的貢高我慢,阻礙了他們對作家的真誠理解及對作品的客觀評價。

曹丕在《典論·論文》開篇論雲:“文人相徑,自古而然……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有此觀念,自然如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班固作爲學者文人,“才實鴻懿”,但也因此更容易“崇己抑人”。

“信僞迷真”。劉勰認爲這種錯誤偏向,是“學不逮文”,即學識不夠、識別能力不強而產生的。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也指出過這種毛病。“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纔不能逮於作者,而好低訶文章,掎摭利病。”自己沒有一定的修養和學識,評論作品就識別不出真僞美醜,輕言妄談,沒有不出毛病的。所以劉勰說“至於君卿脣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諳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消,況乎文士,可妄談哉!”三、“知音其難哉”在分析了知音難遇的原因之後,劉勰提出瞭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的途徑和方法,即“將閱文情,先標六觀”。關於“六觀”,劉勰在文中寫到:“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

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一觀位體”,分析文學作品,首先從考察讀物的體制入手,觀察文章的思想、主題,即文章的主幹。這裏的“體”不是指風格,而是包括文章的體裁、結構和篇幅在內的一個特定概念,是《鎔裁》提出的“設情以位體”的“體”。《定勢》篇說“因情立體。”“體”是由情而決定的。“大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尊振,文附質也。”(《情采》)有什麼樣的內容,就會有什麼樣的形式,形式由內容決定而又體現內容。而“體”是形式的重要因索,因而通過對“體”的考察就有助於瞭解文章的內容。“觀位體”,就是由體入手以及情的方法,即根據文章的體裁特點、結構形式和篇幅容量來透視文章的內容,斟酌文章的思想和主題,即所渭“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鎔裁》)。

“二觀置辭”,分析作品,其次要從考察讀物的語言形式入手,觀察一篇文章文辭的敷設,即語言的運用與安排。

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凡思想感情都要由語言文字來表達。要正確品評一篇作品,考察它的思想內容固然重要,但語言運用與安排的好壞也不可忽視。這裏所說的“辭”,即《鎔裁》篇所說“撮辭以舉要”的“辭”。《原道》篇所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言”。由人而心,由心而言,由言而文,在劉勰看來這是很自然的客觀規律。正是有了語言,人們纔有了用於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並相互間進行交流的工具。劉勰在《神思》篇中寫道“意授于思,言授於意”,非常正確地指出言與意與思的關係,它是作爲思和意的符一號體系而存在的。也正因爲如此,“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讀者和讀物通過它的語言符號可以完全達到契合一致。“觀置辭”,就是由言辭入手以及意的方法,即藉助作者遣辭造句的符號序列、信息載體來揭示出讀物的內容,作者之意、之思。

“三觀通變”,就是分析考察作品的會通和適變方面的情況,觀察它在繼承與革新的間題上是否處置洽當。所謂會通和適變,就是貫通於古有所繼承,適時趨今有所創新。

《通變》篇說“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衙路,置關鍵,長髻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採如宛虹之奮髻,光若長離之振翼,乃穎脫之文矣。”作者從事著述只有“先博覽以精閱”,善於從知識整體上吸取前人的成果,然後纔可能“拓衡路,置關鍵,長害遠馭,從容按節。”“變則其久,通則不乏。”這樣寫出的讀物纔有豐富的內容和長久的生命力。“觀通變”,就是考察讀物是否“望今制奇,參古定法”寫出“日新其業”既表現民族固有的優秀文化傳統又富於新時代的精神氣質來。南北朝在繼承與革新間題上普遍存在着“競古疏今”、“逐奇失正”的兩種偏向,所以劉勰這裏談了“古今”問題,下面又談到“奇正”的問題。

“四觀奇正”,從考察讀物如何處理“奇”與“正”的關係入手,考察作品風格上如何“執正以馭奇”,即文學作品在風格上既要符合經典傳統的“雅正”風格,又要適合一定時代的“新奇”的要求。“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體性》)“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定勢》)“奇”,即“新奇”,指讀物形式的奇異、獨特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