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卷九十七 志第四十五下
◎食貨五
食貨前志，據《經世大典》爲之目，凡十有九，自天曆以前，載之詳矣。若夫元統以後，海運之多寡，鈔法之更變，鹽茶之利害，其見於《六條政類》之中，及有司採訪事蹟，凡有足徵者，具錄於篇，以備參考;而喪亂之際，其亡逸不存者，則闕之。
海運
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於天曆、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爲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爲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恆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政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
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邇爲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爲太尉，方國珍爲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邇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於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己也。伯顏帖木兒白於丞相，正辭以責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於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澉浦，乃載於舟。海灘淺澀，躬履艱苦，粟之載於舟者，爲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雲。
鈔法
至正十年，右丞相脫脫欲更鈔法，乃會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集賢、翰林兩院官共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嘗建言云：“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後，除撥支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於寶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致僞鈔滋多。”遂準其所言，凡合支名目，已於總庫轉支。至是，吏部尚書偰哲篤及武祺，俱欲迎合丞相之意。偰哲篤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爲母，而錢爲子。衆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語，惟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呂思誠獨奮然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料爲子。比之達達人乞養漢人爲子，是終爲漢人之子而已，豈有故紙爲父，而以銅爲過房兒子者乎!”一坐皆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及至正錢，中統鈔及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若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非國之利也。”偰哲篤、武祺又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有僞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稚皆識之矣。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僞反滋多爾。況祖宗成憲，豈可輕改。”偰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又欲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諸帝皆諡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武祺又欲錢鈔兼行，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道聽途說，何足以行，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偰哲篤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聽此言。如向日開金口河，成則歸功汝等，不成則歸罪丞相矣。”脫脫見其言直，猶豫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言曰：“呂祭酒言有是者，有非者，但不當坐廟堂高聲厲色。若從其言，此事終不行耶!”明日，諷御史劾之，思誠歸臥不出，遂定更鈔之議而奏之。下詔雲：“朕聞帝王之治，因時制宜，損益之方，在乎通變。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爲文，雖鼓鑄之規未遑，而錢幣兼行之意已具。厥後印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踊，奸僞日萌，民用匱乏。爰詢廷臣，博採輿論，僉謂拯弊必合更張。其以中統交鈔壹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
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踊，價逾十倍。又值海內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軸轤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鬥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鹽法
大都之鹽：元統二年四月，御史臺備監察御史言：“竊睹京畿居民繁盛，日用之中，鹽不可闕。大德中，因商販把握行市，民食貴鹽，乃置局設官賣之。中統鈔一貫，買鹽四斤八兩。後雖倍其價，猶敷民用。及泰定間，因所任局官不得其人，在上者失於鈐束，致有短少之弊。於是鉅商趨利者營屬當道，以局官侵盜爲由，輒奏罷之，復從民販賣。自是鈔一貫，僅買鹽一斤。無籍之徒，私相犯界，煎賣獨受其利，官課爲所侵礙。而民食貴鹽益甚，貧者多不得食，甚不副朝廷恤小民之意。如朝廷仍舊設局，官爲發賣，庶課不虧，而民受賜矣。”
既而大都路備三巡院及大興、宛平縣所申，又戶部尚書建言，皆如御史所陳。戶部乃言，以謂“榷鹽之法，本以裕國而便民。始自大德七年罷大都運司，令河間運司兼辦。每歲存留鹽數，散之米鋪，從其發賣。後因富商專利，遂於南北二城設局，凡十有五處，官爲賣之。當時立法嚴明，民甚便益。泰定二年，因局官綱船人等多有侵盜之弊，復從民販賣，而罷所置之局。未及數載，有司屢言富商高擡價直之害。運司所言綱船作弊，蓋因立法不嚴，失於關防所致。且各處俱有官設鹽鋪，與商賈販賣並無窒礙，豈有京城之內，乃革罷官賣之局。宜準本部尚書所言，及大都路所申，依舊制於南北二城置局十有五處。每局日賣十引，設賣鹽官二員，以歲一週爲滿，責其奉公發賣。每中統鈔一貫，買鹽二斤四兩，毋令雜灰土其中，及權衡不得其平。凡買鹽過十貫者禁之，不及貫者從所買與之。如滿歲無短少失陷及元定分數者，減一界升用之;若有侵盜者，依例追斷其合賣鹽數。令河間運司分爲四季，起赴京廒，用官定法物，兩平稱收，分給各局。其所賣價鈔，逐旬起解，委本部官輪次提調之。仍委官巡視，如有豪強兼利之徒，頻買局鹽而增價轉賣於外者，從提調巡督官痛治之。仍令運司嚴督押運之人，設法防禁，毋致縱令綱船人等作弊。其客商鹽貨，從便相參發賣。”四月二十六日，中書省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
至元三年三月，大都京廒申戶部雲：“近奉文帖，起運至元二年京廒發賣食鹽一萬五千引，令兩平稱收，如數具實申部。除各綱淹沒短少鹽計八百四十八引，本廒實收一萬四千一百五十有二引，已支一萬一百引付各局發賣，見存鹽四千五十有二引，支撥欲盡。所據至元三年食鹽，宜依例於河間運司起運一萬五千引赴都，庶民間食用不闕。”戶部準其所言，乃議：“京廒食鹽，今歲宜從河間運一萬五千引，其腳價席索等費，令運司於鹽課錢內通算支用。仍召募有產業船戶，互相保識，每一千引爲一綱，就差各該場官一員，並本司奏差或監運巡鹽官，每名管押一綱，於大都興國等場見收鹽內驗數，分派分司官監視，如數兩平支收，限三月內赴京廒交卸，取文憑赴部銷照。但有雜和沙土，溼潤短少數，並令本綱船戶、押運場官、奏差監運諸人，如數均賠，依例坐罪。”中書如戶部所議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