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和建安風骨

導語：建安風骨是魏晉時期的一種詩歌主流風格，以慷慨感懷爲主。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整理的關於三曹文學創作與建安風骨的關係，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沈德潛《古詩源》卷五雲：“孟德詩猶是漢音，子桓以下，純乎魏響。”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亦云：“細揣格調，孟德全是漢音，丕、植便多魏響，”所謂“漢音”與“魏響”，是指建安詩歌的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漢音”，慷慨悲歌，質樸渾厚;“魏響”，以情動人，華美壯大。這正是“建安風骨”的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從總體上看，七子的詩歌既不象曹操那樣“全是漢音”，也不似曹丕、曹植那樣“純乎魏響”，而正是“漢音”向“魏響”過渡的橋樑。

由反映動亂的社會現實到抒寫個人內心情性，是“漢音”向“魏響”轉變的重要一環。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說建安詩人是“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所謂“慷慨”，即激盪着悲涼憂傷的感情;所謂“任氣”，即指文氣盛暢，風骨遒勁。反映現實，康慨悲涼，是“漢音”的重要特徵。七子作爲敢於正視現實的有識之士，繼承和發揚了這一傳統。他們的詩歌內容充實，強烈地迴響着“漢音”階段所富有的現實主義精神，表現了對人民的深厚同情。王粲《七哀詩》其一描繪的就是一幅難民流亡圖。“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是對漢末動亂現實的高度概括，而飢婦棄子的場面則是作者在衆多的難民生活場景中精心截取的一個特寫鏡頭，“亂世之苦，言之真切”(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七)，使讀者對人民的苦難有了具體而真實的感受，震撼着人們的心靈。而《從軍詩》其五則是具體描繪戰亂給國家造成的巨大破壞：“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人煙稀少，雜草叢生，家國殘破，這正是動亂社會的真實寫照。阮瑀的《怨詩》對現實社會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表示深切的同倩。“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塵。雖稱百齡壽，孰能應此身。猶獲嬰兇禍，流落恆苦辛。”在詩人看來，現實社會就象一條吞噬人們生命的罪惡之河，而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民，不過是河中的一粒塵土，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兇禍就象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無法掙脫。這首詩傾吐了當時社會中人民所普遍具有的感受，道出了處在社會底層蒙受苦難的千千萬萬人民的怨聲。另外，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寫兵役、徭役之苦，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寫孤兒的悲慘遭遇，應瑒的《別詩》寫流落他方的思鄉之愁等，都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動亂的社會現實，無不激盪着慷慨悲涼之氣。可以說七子的.這些動人心絃的歌唱正是當時社會現實的產物，是時代的音響。

七子有不少反映現實的作品，但更多的作品卻是表現個人的內心情性。這些作品大多抒情氣氛濃郁，感情真摯動人。它既非歌功頌德，亦非諷諭勸戒，而是大膽地抒寫作者個人的思想、感情。應該說，以情動人的藝術特點，集中體現了“魏響”新風的內在特質。前人的評論就注意到這一點：陳祚明說王粲《七哀詩》“第以情至爲工”，應瑒《別詩》“自然入情方，劉楨《贈五官中郎將》“情自宛切”(《采菽堂古詩選》卷七)，沈德潛說徐斡《室思》“情極深致”(《古詩源》卷六)。這些評語，都說得很有見地。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七子生活在戰亂頻繁的年代，人民背井離鄉，親人四散，因而抒寫離情別緒，便成爲七子詩歌的重要主題之一。王粲《從軍詩》其二：“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這種難以抑制的憂思，正是七子在當時的共同感受。再如徐斡《室思》渭“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阮瑀《七哀詩》：“出獷望故鄉，但見蒿與萊”;應瑒《別詩》：“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皆愁苦悲傷，哀婉動人。這種感傷的情緒儘管使人哀痛不已，但他們並沒有因此而消沉、頹喪，卻常常在悲嘆中鬱積着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這在七子的詩歌中有突出的表現：“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王粲《從軍詩》其四);“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劉楨《贈從弟》其三);“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孔融《雜詩》其一);“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陳琳《遊覽》其二);“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應瑒《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等，都洋溢着乘時建功立業的豪邁情懷。當然有時也有對坎坷經歷的悲嘆，對時光流逝、壯志難酬的感慨。但是不論是對理想的追求，還是失意時的惆悵，都是作者真實感情的流露。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動亂的現實在詩人心靈上激起的深切悲痛，也可以看到由此而產生的拯世救民、建功立業的強烈願望。注重抒情，並始終貫穿着昂揚奮發的基調，可以說是“魏響”新風的基本特徵。七子詩歌從反映社會現實到抒寫拯世建功的情懷，正體現了“漢音”到“魏響”的過渡。

由質樸渾厚走向華美流麗，是“漢音”向“魏響”轉變的重要標誌。從總體上說，七子歌還是比較質樸的，尤其是他們創作的那些樂府詩，仍不失民歌化、通俗化的特點。但他們已開始追求語言的工麗、形式的華美，逐步走上華麗壯大的道路。魯迅先生曾說七子的詩歌“不外是‘慷慨’、‘華麗’罷”(《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確實抓住了七子詩歌的這一新特點。

前人說漢魏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這種說法並不準確。其實七子已注意到錘鍊字句對提高詩歌語言表現力的重要作用。陳祚明就曾說公斡詩“筆氣雋逸，善於琢句”，偉長詩“造語匠意”，元瑜詩“間有奇語”(《采菽堂古詩選》卷七)。吳淇也說仲宣“風流雲散，一別如雨”(《贈蔡子篤詩》)二句“煉得精峭”(《六朝選詩定論》卷六)。象“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等千古傳誦的名句，無一不是精心錘鍊而成的。這些句子不僅內涵豐富，而且具有很強的美感，含蓄蘊藉，餘味無窮。就是用詞用字，也頗見錘鍊之功。“百卉挺葳蕤”的“挺”字，“菡萏溢金塘”的“溢”字，不僅寫出了花卉的繁茂，而且還給人一種動態的美。而徐斡的善用虛字，則更是備受後人稱讚：“句中多用虛字作健，非魏人不能。以能役虛字作轉語，每句動折故健也”。(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七)尤其是《室思》中的“自君之出矣”句，後人激賞、摹擬不已。當然，七子的煉字煉句，還不似曹植的刻意雕琢，仍不失自然的本色。七子不僅重視語言的錘鍊，也十分注意意境的創造。王粲《從軍詩》其三是一首抒寫懷抱的言志之作。作者先描繪了徵吳途中見到的淒涼秋景：夕陽的餘輝、蟋蟀的哀嗚、孤鳥的翱飛、草露的寒涼，這些富有特徵性的景物有機地編織在一起，構成一幅典型的悲秋圖”，有力地烘托出征夫淒涼、孤獨、悲苦的情懷。情與景渾融一體，創造出一個濃郁的藝術氛圍。但這並不是作者真實的創作意圖，作者是以此襯托出自己要求建功立業的強烈願望：“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這首詩不僅意境醇厚，而且散發出一股昂揚奮發的積極進取精神。感情真摯強烈，具有極強的感染力。另外，如陳琳的《遊覽》二首、劉楨的《贈徐斡》等在意境的創造上也很出色。這些都說明七子的詩歌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華美工麗的特點，正如許學夷所說：“漢人五言有天成之妙，子建、公斡、仲宣始見作用之跡。”(《詩源辨體》卷四)注重語言的錘鍊，形式的華美，可以說是“魏響”新風的重要標誌。七子的詩歌從質樸渾厚向華美壯大的轉變，正體現了“漢音”到“魏響”的過渡。

在“漢音”向“魏響”過渡的軌跡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正是“建安風骨”在前後兩個階段的不同的表現形式。它們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繫，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而七子的詩歌則是聯結二者的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