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詩詞的辭采美

中國古典詩歌的風格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詩人內在的氣質、秉性，外在的生活環境、美學趣味，詩歌的構思、意境、語言等。但在衆多的因素中，語言詩歌極爲重要的因素，因爲無論是內在的氣質、秉性，還是外在的美學趣味和追求，抑或是詩歌的構思和意境，都必須通過語言來表現、來實現。所以古人判斷的詩作最高境界是“意新語工”或“語意兩工”(謝榛《四溟詩話》)，如果只有好的立意而無好的語言，“有意無辭，錦襖子上披蓑衣也”(吳喬《圍爐詩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風格美就是辭采美。當然中國古典詩人各有自己的文學風格，有的奇巧，如李賀、韓愈;有的古拙，如漢樂府;有的濃豔，如齊樑宮體、李商隱詩;有的平淡，如張籍、王建;有的刻意求雅，如西昆體;有的着意求俗，如白居易樂府詩;有的剛勁，如蘇辛詞風;有的柔美，如秦觀、柳詞。但是，所有這些風格上的差異主要都是通過辭采表現出來的。所謂“春蘭秋菊，皆一時之秀”，我們不能根據自己的愛好，揚此而抑彼。中國古典詩歌的辭采，呈現以下幾種主要類別。爲了便於區別，以對舉比較方法列出：

　　一、濃與淡

1、濃即濃豔，是指語言華美，鏤金錯彩、色彩豔麗，聲韻協調，給人造成極爲強烈的視覺印象。過去一直有種誤解，認爲濃豔不如簡淡，並舉花間詞和宮體詩爲例，認爲即是濃豔爲患。其實，花間詞和宮體詩自有其優長，隨着學術研究中社會學批判和形而上學觀念的逐漸消退，對花間詞和宮體詩肯定者越來越多，其中語言的濃豔也爲多數研究者所接受。因爲詩詞語言的濃豔與簡淡，就像春蘭秋菊，各有所長，人們亦各有所好。清末同光體代表作家陳衍說：“詩貴淡蕩，然能濃至，則又濃勝矣”(《石遺室詩話》)。他並且舉杜甫《即事》中的“雷聲或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合香”爲例，認爲就是“濃至”的佳句。中國古典詩詞中，花間詞代表作家溫庭筠特別善於用鏤金錯彩的語言來描景和抒情，如其代表作《菩薩蠻》：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此詞描繪一位婦女早期梳妝的情形，從結句“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的暗示來看，這是位獨居的婦女，正在思念不在身邊的丈夫，這也就是她“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的原因所在。溫庭筠作爲花間派的代表作家，非常善於描繪婦女的髮飾、容貌、體態、心理以及閨中擺設，而且是工筆重彩、精雕細刻。這在此詞中多有表現，如用“雪”擬面，用“雲”擬發，以“欲渡”狀鬢髮之態，將這位婦女兩頰低垂、輕柔、蓬鬆的頭髮形容得窮形盡相;再如，用“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來暗示獨居中的思念，夜不能寐;用“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這個細節反襯丈夫不在身邊、形隻影單等，都體現了語言的富豔精工。

初唐詩人駱賓王的《昭君怨》用詞也極爲濃豔，頗類宮體：

斂容辭豹尾，緘恨度龍鱗。

金鈿明漢月，玉箸染胡塵。

古鏡菱花暗，愁眉柳葉顰。

唯有清笳曲，時聞芳樹春。

此詩用詞極爲華美。八句詩中共用了豹尾、龍鱗、金鈿、漢月、玉箸、古鏡、菱花、愁眉、柳葉、清笳、芳樹等十二個麗語。其中豹尾、龍鱗點出宮闕的壯麗，胡塵、清笳突出塞外典型特徵，月光下的美女，清笳中的離人，胡塵中的淚光，古鏡中的愁容，聲光色澤，無不寫到。用了這樣的濃筆，卻不給人繁縟之感，這是很不易的。紀曉嵐說：“麗語難於超妙”，但駱賓王做到了。它是用寫大賦《帝京篇》的鋪張揚厲來鋪排《昭君怨》的。

唐代詩人王維的詩作以疏淡清雅著稱，但也有用語濃重之作，如《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

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臨仙掌動，香菸欲傍袞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詩中造句堂皇，藻飾濃豔，音節宏亮，與廟堂氣象極爲協調。其中“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更用誇張手法渲染了唐帝國的聲威。

在諸多的中國古典詩人中，唐代詩人李賀特別講求語言色彩的濃重，刻意給人留下強烈的視覺印象，像《雁門太守行》、《羅浮山人與葛篇》、《楊生青花紫石硯歌》等皆是如此。在《雁門太守行》中，詩人將“黑雲”、“金鱗”、“燕脂”、“夜紫”、“紅旗”、“重霜”六種濃重的色調組合在一起，構成穠豔斑駁的奇特畫面，給人強烈的視覺感受。以此來象徵情勢的危急、戰鬥的艱苦，藉以抒發自己慷慨報國之志。正如陸游所云：“賀詞如百家錦納，五色眩耀，光彩奪目”。更值得注意的是李賀在搜尋和捕捉這些濃烈的色彩、鍛造其幽怨的詩句時，常常不顧這些色彩習慣的情感表徵和本來面目，完全是按自己的情感需求加以改鑄：在常人的眼中，紅色代表熱烈，綠色象徵生命，花朵意味着美好，聽歌意味着愉悅，但在李賀的眼中，紅是愁紅：“愁紅獨自垂”;綠是寒綠：“寒綠幽風生短絲”;花正在死去：“竹黃池冷芙蓉死”;美妙的歌聲也讓人心悸：“花樓玉鳳聲嬌獰”。有時在這充滿苦冷寒意的主觀感受之中又添上怪誕、死亡的幻覺：一塊端硯上美麗的青眼會變成萇弘的冷血(《楊生青花紫石硯歌》);朋友贈送一匹雪白葛紗，他卻從中聽到毒蛇長嘆，石牀鬼哭(《羅浮山人與葛篇》);夏夜的流螢，他能幻化出如漆的鬼燈(《南山田中行》);一陣旋風，他又彷彿感覺到怨鬼的糾纏(《長平箭頭歌》)。在那首著名的《大堤曲》中，紅紗、金桂、紅蓮、白菖蒲和丹楓，構成了十分明豔搶眼的色調，詩人只管由此造成的主觀感受，已無視其習慣的情感表徵和本來面目，完全是按自己的情感需求加以改鑄了。

另外，由於李賀的心態更爲脆弱，作爲一種補就和矯正，他喜用“刮、軋、割、斷、撾、焚、斬、截”等狠重的動詞，也喜用“金、銅、鉛、石”等堅硬沉重的物體爲喻，在其240多首詩作中，“斷”用了40次，“截”用了6次，“金”用了34次，“銅”用了22次，“鉛”用了5次，“石”用了53次。有時上述詞彙在一首詩中就用了兩次，如《李憑箜篌引》：“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帝子歌》：“九節菖蒲石上死”，“沙浦走魚白石郎”;《南山田中行》：“雲根臺蘚山上石，石脈水流泉沙滴”;《感諷五首》：“石根秋水明，石畔秋草瘦”;《長歌續短歌》：“明月落石底”、“徘徊沿石尋”;有時甚至出現在一句詩中：“誰最苦兮誰最苦”(《白虎行》)。有些詞彙在一首詩中出現三次、四次，如“石”在《南園》中就出現三次：“魚擁香鉤近石磯”(其八)，“白履藤鞋收石蜜”(其十一)，“沙頭敲石火”(其十三);甚至在一首詩中出現四次，如《昌谷詩》：“石錢差復籍”、“石磯引釣餌”、“石根緣綠蘚”、“亂筱迸石嶺”;有的詞彙居然在同一首詩中重複出現七次：如《榮華樂》中的“金”字：“新詔垂金曳紫光煌煌”、“龍裘金袂雜花光”、“玉堂調笑金樓子”、“黃金百鎰賜家臣”、“金鋪綴日雜紅光”、“金蟾呀呀蘭燭香”、“能叫刻石平紫金”。這些濃重狠重詞彙的選擇和不斷重複使用，也反映了李賀詩歌的情感特徵和“師心”的傾向。只不過由於鍛鍊太過，太注重語言技巧，也有失天真之趣。正如李東陽所言：“李長吉詩字字句句欲傳世，故過於劌鉥，無天真自然之趣”。(《麓堂詩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