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來的藝術格局

如今的中國藝術界，整體迷失於通往未來的道路上，每日狂奔，時刻迷茫。現在的時代更迭速度日新月異，在2008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時，我們分明感受到世界發生了鉅變，那些偉大的旗手製造的戰無不勝的經濟泡沫神話，眨眼間灰飛煙滅，大家慌亂成一團。

同年，微博的出現讓我們的溝通方式產生質的變化。到了今天，2014年，傳統互聯網升級到移動互聯、社交網絡時，徹底宣佈“後互聯網時代”非約而至，撲面而來。藝術界似乎對這巨大變化無動於衷，或者無所適從。在社會經濟模式和社羣互通方式同時發生變化的今天，藝術界既爲尋找不到藝術的發展方向而痛苦，同時又落入藝術市場的攪拌機——所有的元素都被粉碎，最終混成模糊的一團。

　　一、藝術市場曾經成了藝術家的追逐目標

回顧歷史，最初威尼斯市決定策劃一個意大利的藝術雙年展，雙年展的發起人，是當時的市長裏卡多·塞瓦提可(Riccardo Salvatico)先生。作爲市長先生策劃的雙年展不會是單純的藝術項目，事實上威尼斯雙年展從誕生之初，就有着明確的商業目標：其一是城市戰略，將水城打造成一個充滿魅力的文化、藝術的旅遊城市;其二是爲藝術開闢一個新市場。從1894年開幕的第一屆威尼斯雙年展以及隨後舉辦的各屆展覽，都在執行這一辦展初衷。

不獨是威尼斯雙年展境況如此，在1940年代，當時還是年度展覽的惠特尼雙年展(The Whitney Biennial)，同樣也充分展現其市場造星能力，即使藝術家在參展前沒有得到市場的關注，那麼在公佈展覽名單後，他們也會迅速獲得畫廊主的垂青。

威尼斯雙年展將“爲藝術開闢一個新市場”作爲重要目標，所以最初的雙年展組織機構中設有銷售辦公室，用以幫助藝術家銷售作品，並提取10%的佣金。但是到了1968年以後，雙年展取締了銷售辦公室。原因是左翼學生和知識分子反資產階級文化，反對雙年展成爲富人們的遊戲，因此雙年展的董事會決定禁止在主場館內進行銷售。由此，威尼斯雙年展逐漸獨立於藝術市場的趣味，成爲鼓勵藝術實驗和創新的重要平臺，從而進一步確立了雙年展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

即便如此，資本在整個雙年展中仍然如影隨形，各個場館的冠名或主要贊助商擁有很高的話語權，因爲贊助商是雙年展經費的重要來源之一。到了最近幾屆威尼斯雙年展，商業介入展覽進一步突顯，金融危機導致雙年展董事會一再下調展覽經費，即使主題館的裝置作品也需要藝術家自行尋找贊助人，所以畫廊等投資人乘機滲透到主題館內，瀰漫在館內的商業氣氛讓觀衆恍惚走進了藝術博覽會。

商業介入和“反市場”藝術，一直是西方雙年展系統中如影隨行的一對孿生兄弟。不關注市場而被市場垂青，在常規的商業邏輯中是不合理的。然而藝術市場則正是依賴這一特殊的“反市場”文化屬性，實踐着商業邏輯中的悖論：“反市場”從而在更大範圍的獲得市場!

西方藝術世界深諳這一規律，並且嫺熟地使用這一遊戲規則，從而引領全球藝術潮流的發展。如今的惠特尼雙年展(The Whitney Biennial)，正在展示其“反市場”的藝術，詩歌、表演、聲音藝術……以及更多難以買賣的、非實體性的藝術形式。

挑戰並反覆重新定義自我，是當代藝術家首要而必須的任務。而不能像井底之蛙一樣，抱着固定標籤直到老死：畫光頭的、畫傻笑的、畫面具的……這些像義烏小商品市場裏的小商小販——一招鮮行遍天的思維，早已落後於整個時代。如今的當代藝術家，必須是文化人、知識分子和思想者，可以身兼數職：藝術家、策展人、雕塑家，甚至詩人、散文作家、電影製作人……所有的這一切——混搭、整合於一起，形成了多樣性和多元化，才能讓今天的藝術界變得既不可思議，又生機勃勃。

但此時，催生新形態藝術家的誕生，需要呼喚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只有置身於這樣一個全新時代，纔會一切皆有可能。

　　二、後互聯網時代的來臨

我在2013年多次撰文、鼓吹移動互聯、社交網絡的蓬勃發展，將對社會結構和社羣生態催生革命性變化。今天看來，我過去的言論不是過激了，而是預估不足。2014年伊始，伴隨着移動互聯、社交網絡的高速發展，中國全面進入“後互聯網時代”。

這是一個偉大而嶄新的時代。

據2014年1月的CNNIC報告顯示：截止到2013年12月，中國手機上網人羣規模達到5億，佔全部網民的81%，達到近40%的絕對普及率;《百度移動互聯網發展趨勢報告》顯示：移動互聯網的上網時長全面超過PC端，幅度高達29%以上;馬化騰所掌握的數據則是：移動互聯網所貢獻的網絡流量已經高達70%以上。這些數據意味着新的商業模式和新的社交、社羣結構逐步形成，全面顛覆傳統的思維模式。

現代通訊工具和傳統互聯網帶來的，是“連接”方式的徹底改變：更快、更廣、更方便的“連接”。

互聯網的本質就是“連接”——物的連接、人的連接，以及商業與人的連接。而進入“後互聯網時代”，在移動互聯和社交網絡的情境下，“連接”有了質的進化和飛躍：連接的物、連接的方式、連接的速度、連接的地理範圍、連接的時間長度，以及連接的生活情境都有了極大的擴展。和傳統互聯網時代最大的差別，在於組織信息的方式不同：傳統互聯網對信息的組織，主要是對“物”的組織——網頁搜索和門戶平臺都以產品/服務爲核心。而在後互聯網時代，移動互聯和社交網絡對信息的組織，則主要以“人”的“行爲”爲核心——隨時、隨地，以場景爲背景的行爲，這種“人的行爲數據”比過去的物理數據採集，表現的更加精確、直接和相關。

移動互聯和社交網絡以“人的行爲爲核心” 的信息組織方式，賦予“個體”前所未有的力量和權柄，但這並不是說“個體”變得無限強大，而是指由無數“個體”結成的網絡是強大的。英國導演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1899年-1980)的作品《羣鳥》(The Birds，1963)中描述的意象：單個的飛鳥是微弱而不起眼的，但無邊無際的鳥羣聚集一處的瘋狂攻擊，可以讓小鎮裏很多原本比“鳥”強大的多的“人”陷入災難和恐慌。藉由社交網絡而集結一體的“個體”所擁有的權力和力量越來越大，在市場經濟和社羣結構中出現了兩大變化：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