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門弟子的君子之道

關於孔門武藝傳授,《禮記·射義》有頗爲生動具體的記述。從孔子帶領弟子在“矍相之圃”(今曲阜孔廟西側)演習“鄉射禮”的情況來看:孔門射藝教學既有孔子親自示範,又有對要領的口頭講解;還十分重視將德育貫穿其間。孔子做射箭示範時“觀者如堵牆”,可見其射藝之精湛。至於孔子駕馭戰車的技藝,《論語·子罕》也有反映:達巷黨人嘆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即謂之學而不專、缺乏強項。孔子知道了,便與門弟子商議:擬在射、御二藝中選一藝來展示所長。這說明在孔子及其同時代人心目中,所謂“學”,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傳統的“六藝”之學。孔子經過比較權衡,選定“執御”以展示專長,可見其御藝亦相當嫺熟,可能更優於射藝。由此窺測孔門之御藝傳授及弟子駕馭戰車的水平,應當也不會比射藝差。以往論者多將“御”混同於一般趕馬車。其實,一般趕馬車稱“僕”,如《論語·子路》“子適衛,冉有僕”;駕馭戰車才稱“御”,如《詩經·車攻》“徒御不驚”。特別當是“射、御”並舉,“御”絕不可以混同於“僕”,而只能是指“六藝”中這項武藝。

這裏必須申明,筆者並無意否定孔門的文化教育。正是由於孔子收集整理古文獻,“以述爲作”傳授弟子,弟子又散居四方繼續研究、整理和傳授,中國文化教育的內容纔得到豐富和發展,才奠定了教育進一步專業化的基礎。中國教育文、武之分化,正是建立在從孔子、孫子開始的文教、武教內容空前豐富和發展的基礎之上。以孔子、子夏爲代表的原始儒家,以孫子、吳起爲代表的兵家,分別從兩個方面爲此奠定了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後世奉孔子爲“文聖”、奉孫子爲“武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歷史實際。

但是問題在於:孔子所處的春秋末年,這種社會分工和教育的專業分化,僅僅初露端倪,仍處於醞釀和準備條件階段,距離完成路途尚遠。孔子和孔門弟子,作爲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知識分子羣體,必然帶着其所脫胎出來的那個社會等級--貴族之“士階層”的胎記。孔子雖然重視文教,使過去被王官壟斷、只有上層貴族子弟才能學習的典籍,成爲士階層和庶人子弟也可以學習的文化修養,有力地促進了文化下移,揭開了新興士階層崛起的序幕;但在官制文、武不分職的歷史條件下,他還不可能用《六經》取代傳統“六藝”的.基礎課地位。孔門弟子也不可能像戰國中期以後的儒者,一味沉浸於“文學”甚至只讀《六經》、不習武藝。何況孔子研究《易》、作《春秋》都是在晚年,也來不及把這兩部書用作普遍傳授的教材。

除了射、御等武藝屬於技藝傳授,需要身手示範,而不僅是讀書;禮、樂教育,也需要在各種禮儀演習中模仿動作規範;書、數的傳授同樣要有技術性示範,也都不僅是“讀書”。單純以“讀書”爲教育的觀念,其實是後人的做法和看法!遠不能反映孔門的實際。“數”不僅是數學算術,還包括天文、曆法等內容,屬於當時自然科學的主要內容。因此,孔門教育的內容,不僅有道德教育、人文教育,還有自然科學和技術教育。以往有些論者,實在是把孔門教育的內容範圍過於縮小了。即使是道德教育,也不僅是口頭說教,而首先是老師做出實際示範,徒弟照着仿效,是真實而古樸的“做中學”。做老師重在身教。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所有上述教育內容和方式方法,包括“六藝”、《六經》而又不限於此,都是孔門七十子學習和繼承的內容,只不過各位弟子的重點、多少、深淺不同罷了。

進一步研究可以發現:像子路、子夏那樣具備勇武品德者,在孔門弟子中頗有代表性,並不屬於另類。孔門教育內容本是文、武兼備的,孔子要造就的“成人”,即全面發展的人才,都具有六藝嫺熟、智勇雙全的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