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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趣話之謝靈運的“神助”
南朝劉宋時的大詩人謝靈運，在文學創作上頗有成就。在當時與顏延之齊名，是宋代最有名的一位大詩人。[詩詞趣話]謝靈運的“神助”
他的詩歌，不但常爲時人所欣賞，而且還是後人創作的典範。因此有關他的創作就流傳着不少有趣的故事。
據《謝氏家錄》記載，有一天，謝靈運在永嘉西堂作詩，一天都沒有把一首詩作好。正在苦苦思索，似睡非睡、迷糊朦朧之際，忽然看見他的族弟謝惠連走過來，於是頭腦裏馬上迸出了這樣的兩句詩：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這兩句詩，是文學史上有名的佳句，幾乎歷代都有人欣賞稱讚這兩句詩。謝靈運寫出了這兩句詩後，非常高興，他馬上對人說：“寫成這兩句詩是有神幫助我，並不是我寫的。”而當時人也認爲，謝靈運只要一看見謝惠連，就會才思活躍，佳句縱橫，好的詩句就會不知不覺地從頭腦中迸發出來，真是令人奇怪。
事實真是如此嗎?大凡稍有一點文學創作經驗或文學理論知識的人都會知道，謝靈運面對謝惠連便有佳句迸出，這並不奇怪，也並非是什麼神助，而是創作過程中靈感的突然爆發。實際上，謝惠連也是才思富捷的人，他寫作的《秋懷》詩、《搗衣》詩，據當時人評價，就是構思敏捷的謝靈運，也並不能超過他。他還和謝靈運常在一起遊玩賦詩，有一次到福建閩侯縣歐冶子的鑄劍之處，二人並詩連句，並把詩歌刻在鑄劍處潭邊的大櫟樹上。正是因爲謝惠連也構思敏捷，所以謝靈運見到他就同樣觸發了自己的創作靈感，而寫出了“池塘生春草”這樣的好句子。而在此之前，謝靈運實際上已構思了一天，他似睡非睡迷糊朦朧，很傷精神。以至明人胡應麟說他的好詩句“多出深思苦索”才寫成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謝靈運苦苦思索，觸發了靈感就能得出好句子嗎?其實關鍵並不在此，而在於謝靈運平時的生活積累。謝靈運一生仕途頗不得意，因此常常遊山玩水以求解脫。就是因爲徜徉在大自然的懷抱中，使他積累了豐富的素材，鍛鍊了他對自然山水的感受能力，打下了他寫山水詩的紮實基礎。這一點，宋人葉夢得看得很準，他評價謝靈運的“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說：“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藉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從此爲根本。”真是一語中的。葉夢得的話不僅揭示出了謝靈運有“神助”的神祕色彩，而且也指出了必須充分地體驗生活，歷經時間的淘洗，然後才能寫出好的詩句，才能寫出人人擊節稱讚的優美篇章。
唐代詩歌中的酒價
酒可以激發詩人的靈感，詩人也可以借酒澆胸中的塊壘，所以唐人有“斗酒詩百篇”和“乞酒緩愁腸”之說。由於詩人與酒的關係極爲密切，唐代詩歌中不但寫到了酒，還寫到了酒價。
杜甫在《逼側行贈畢四曜》一詩中寫道：“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杜甫詩歌對酒價的敘述，成了一個聚訟紛紜的話題。
以爲然者不乏其人。宋代劉邠《中山詩話》寫道：“真宗問進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鬥直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宋代陳巖肖《庚溪詩話》也認爲：“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無貴賤，亦時見於吟詠。如雲：‘急須相就飲一斗，恰有青銅三百錢。’”這裏“速須相就飲一斗”和“急須相就飲一斗”，皆爲“速宜相就飲一斗”之誤。
不以爲然者認爲，杜甫詩中所謂的“三百青銅錢”之說，來自於前人的典故。北齊盧思道曾說過：“長安酒錢，鬥價三百”，所以王嗣奭在《杜臆》中指出，杜甫詩歌中“‘酒價苦貴’乃實語，‘三百青錢’，不過襲用成語耳。”
那麼唐代酒價究竟是多少呢?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建中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在古代容量單位中，一斛等於十鬥，“斛直三千”也就是“鬥直三百”。這樣看來，似乎杜甫詩歌確實反映了現實生活，無愧於“詩史”的讚譽。但需要說明的是，“建中”是唐德宗的年號，這與杜甫生活的時代相距幾十年了，所以不能以此作爲坐實杜詩對於唐代酒價敘述的依據。
唐代寫到酒價的絕不只有杜甫，許多詩人都在詩中寫到了酒價問題。如李白“金樽美酒鬥十千，玉盤珍饈直萬錢”;王維“新豐美酒鬥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崔國輔“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白居易“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陸龜蒙“若得奉君飲，十千沽一斗”。這些詩人雖然分佈於盛唐、中唐和晚唐各個時期，但他們的詩歌卻普遍地說到唐代的酒價乃每鬥十千錢。
那麼，杜甫和李白等人對於酒價的敘述，差異爲何如此之大呢?也許有讀者認爲，李白、王維等人所說的乃是美酒的價格。這話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十千沽一斗”之說也是淵源有自。曹植在《名都篇》中曾經寫道：“歸來宴平樂，美酒鬥十千”。儘管“他人所道，我則引避”，但曹植才高八斗，其於文章，“譬人倫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龍鳳”，因此他的敘述便成爲一種難以撼動的範式。唐代詩人受曹植的影響，不排除在詩歌中對這一典則的普遍追摹和襲用。
唐代詩歌中的酒價問題引起了不少誤讀，初看是詩人的意圖意義和讀者的解釋意義之間出現了齟齬，其實深層次的原因在於讀者以詩爲史。王夫之曾幽默地譏誚這種詩史不分的情況說：“就杜陵沽處販酒，向崔國輔賣，豈不三十倍獲息錢邪?”在王夫之看來，詩歌與歷史差別很大，歷史要求具有實錄精神，而詩歌則不然，“詩之不可以史爲，若口與目之不相爲代也”。
王夫之所言甚是，但是這也表明了要讀懂唐詩，非得下一番苦功夫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