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德國基礎教育模式改革大綱

到底什麼是正確的基礎教育模式？在德國，這一爭論不僅涉及教改本身，其本質上則是一場文化層面的紛爭。發表上述看法的是德國教育史學家艾爾瑪·藤諾思（Elmar Tenorth），在德國《時代週報》記者的一次採訪中，他回溯了這一爭論的歷史緣由，並對未來做了展望。

在現代社會，學校是最直接影響青少年成長的場所。這一現象聽起來非常普遍，但德國卻有它特別的歷史原因。德國的學校一直是一個社會階層分分合合的地方，極端的講也是個階層鬥爭的場所。

直至1918年，德國的中產階級還在將他們的子女送往私立小學就讀，之後進入文理高中（Gymnasium），將來的職業定位是學術專才。而其他平民階層的孩子則去普通學校（Volksschule，直譯人民學校），目的是將來找一份比較實際的工作。直到魏瑪共和國時期，政府纔將這兩類學校合併起來，不過改變的並不徹底。統一後的小學教育體制中，中產階級的孩子和平民的孩子一起接受相同的四年小學教育，之後又回到分離的老路。前者進入9年制的文理高中，而普通孩子則分流到實科中學（Realschule）和普通中學的高級階段（Volksschuloberstufe）。這後兩種類型的學校在社會民主人士、共產主義份子和進步教師隊伍裏被認爲“低人一等”。

由此看來，所謂的魏瑪教育共識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儘管當時的中產階級已經允諾接受四年的共同學習體制，卻又向當局提交了由教授、專家或醫生提請的一次性的索賠要求，原因是他們的孩子要和那些愚笨、粗魯、傳染疾病的草民的孩子擠一張書桌。

對比一下美國人在1945年以後參照高級中學（Highschool）的模式建立的綜合學校（Gesamtschule）體系，儘管這樣做放棄了一些老的教學傳統，卻也因此具有了廣泛的推廣價值。同一時期原東德也實施了這樣的教學體系，雖然這被保守的`西部精英分子冠以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標籤。

在德國曆史上，接受良好教育的公民要具備典型的、德國式的某種社會階層的公民特徵，對他們而言教育不僅意味着傳授知識和培養良好的行爲舉止，而且還被當作某種私有財富，只能在文理高中得以享用。其標準不僅僅是理想的人文和科學教學規範，還直接體現在具體的教育資格證明上——文理中學的畢業考試成績（Abitur）。憑着這個畢業考試成績文理中學的學生可以申請任何想進的大學，因此也爲將來從事國家公務員、教師或律師等受人尊敬的職業打好了基礎。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高考纔是最重要的大學敲門磚，中學畢業成績或是畢業的學校只是起到很有限的作用。

同樣，德國上個世紀70年代的教學改革也沒有成功。當時，激進的左派改革人士不僅想取消文理高中，還打算把整個中產階級的一套教學規範拋進故紙堆。他們打出的口號是“漫畫取代歌德”（Comics statt Goethe），以及把歷史課從專業課的名單中剔除等等。

這種革命式的改革主張雖然沒有取得勝利，但保守派陣營卻開始陷入瓦解的頹勢。當前，文理中學的學生比例佔30%到40%，在許多大城市超過50%。畢業考試成績也不再是什麼特權，這意味着傳統的通過學校進行社會階層分化的基礎機器儘管還在起作用，但其影響日漸微弱。今天要保持領先優勢得通過其他的途經，比如送子女去國外就學，或是進入私立學校，讓學生學習鋼琴或加入門檻很高的曲棍球俱樂部等等。

另一方面，70年代提出並部分實施的綜合學校制度也有其問題，這類學校在現實的運行中沒有履行其承諾，在機會平等和學業成績方面均沒有什麼建樹，甚至在生源的社會包容度上還不及一些文理高中。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文理高中自身水平的不斷提高，在高年級階段的學生表現尤其優異。在那裏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在社會和學習的相互交往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績。

再參考一下國際經驗。其實沒有哪個國家是完全不考慮學生的背景和學業成績，而把他們聚在一起共同學習的。儘管不少國家有了統一的教學體系，但還是存在選擇性的就學途經。比如在法國是天主教學校，英國則是面向王公貴族和政經界精英子弟的貴族私立中學，美國既有昂貴的私立學校，又有位於富人區的公立學校。即便是前東德也不是什麼典範，那裏只有14%的學生可以進入優秀的高級中學，而且這些學校的入學條件具有極強的社會排他性。

而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有着另外的實踐。那裏學生入學不僅根據居住地，還要考慮學生的精神氣質，人們特別注意保護自由天性和共同的社會認知。在瑞典人們常談到“人民之家”（Volksheim），丹麥則有“全民的丹麥”（Dnischheit）這樣的概念。學校與社區關係密切，教師是極爲受尊重的職業。這些與德國文理中學存在不同，畢竟文理中學學制深深地根植於社會階層分化的意識，人們不能忽視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教育和社會環境的結合。

儘管教學體制和其傳統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要進行改革卻也還是可能的，只不過須假以時日。同時改革也要謹慎行事，首先要自問一下設立的目標是什麼和付出的代價是否值得，結構性的改革必然帶來巨大的衝力和教學體系上的不穩定。另外如何保障改革後的教學成果會更好，實現更多的平等和更少的教育失敗，並且保持優良的傳統教學環境，這些都要求改革者三思而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