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的派別與分類

導語：國學是一個極大的門類，其中基本囊括了中國文學文化發展的主要內容。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整理的關於國學的分類與派別，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什麼是文學?據我看來，有文字著於竹帛叫做“文”，論彼的法式叫做“文學”。文學可分有韻無韻二種：有韻的今人稱爲“詩”，無韻的稱爲“文”。古人卻和這種不同。《文心雕龍》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范曄自述《後漢書》說：“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可見有韻在古謂之“文”，無韻在古謂之“筆”了。不過做無韻的固是用筆，做有韻的也何嘗不用筆，這種分別，覺得很勉強，還不如後人分爲“詩”“文”二項的好。

古時所謂文章，並非專指文學。孔子稱“堯、舜煥乎其有文章”，是把“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叫做“文”“八風從律，百度得數”叫做“章”。換句話說：文章就是“禮”、“樂”。後來範圍縮小，文章專指文學而言。

　　一、無韻文

文學中有韻無韻二項，後者比前者多。我們現在先討論無韻的文。在討論文的派別之先，把文的分類講一講，並列表以清眉目：

我們普通講文，大概指集部而言，那經、史、子，文非不佳，而不以文稱。但上表所列文的分類中，以“傳”而論，“四史”中列傳已在集部以外，“本紀”、“世家”和“傳”是同性質的，也非集部所有，集部只有“家傳”。以“論”而論、除了文人單篇的論文，也有在集部以外的。譬如：莊子《齊物論》，荀子《禮論》、《樂論》，賈誼《過秦論》都是子部所有的。以“序”而論，也只單篇的，集中所已備;那連合的序，若《四庫提要》，就非集部所有。至如“編年史”中《左傳》、《資治通鑑》之類和“名人年譜”，都是記事文，也非集部所能包了。

“傳”是記述某人的一生或一事，我們所普通見到的。明人以爲沒曾做過史官，不應替人做“傳”，我以爲太拘了。史官所做，是卿相名人的“傳”。那普通人的“傳”，文人當然可以做的。

“行述”、“狀”和“傳”各不相同。“狀”在古時只有幾句考語，用以呈諸考功之官，憑之以定溢法。自唐李翱以爲“狀”僅憑考語不能定溢法，乃定“狀”亦須敘事，就與“傳”相同。“行述”須敘事，形式與“傳”雖相同而用處不同。

“碑”原非爲個人而作，若秦“嶧山碑”是紀始皇的功績，漢裴岑“紀功碑”是記破西域的事蹟，差不多都是關於國家大事的。就以“廟碑”而論，雖爲紀事，也不是純爲紀事的。只有墓上之碑，纔是爲個人而作。“碑”、“碣”實質是一樣的，只大小長短不同。唐五品以上可用“碑”，六品以下都用“碣”的。“表”和“碑”、“碣”都不同，沒有大小長短的區別，說到彼等的內質，“傳”是紀事的，“狀”是考語兼紀事的，“碑”是考語多，後附有韻的銘，間有紀事，也略而不詳。宋以後“碑”和“傳”只有首尾的不同了。“表”，宋後就沒有“銘”，在漢時有“表記”、“表頌”的不同，“表頌”是有“銘”的。漢以前沒有“墓誌”，西晉也很少，東晉以後纔多起來。這也因漢人立碑過多，東晉下令禁碑，“墓誌”藏在墓內，比較便當一些。北朝和唐並不禁碑，而墓誌很流行：一、官品不及的，二、官品雖大曾經犯罪的，三、節省經費的，都以此爲便：“墓誌”的文章，大都敷衍交情，沒有什麼精采。至很小的事，記述大都用“書事”或“記”等。

單篇論文，在西漢很少，就是《過秦論》也見《賈子新書》中的。東漢漸有短論，延篤《仁孝先後論》可算是首創。晉人好談名理，“論說”乃出。這種論文，須含陸士衡文賦所說“精微流暢”那四字的精神。

“奏”，秦時所無，有之自漢始。漢時奏外尚有“封事”，是奏密事用的。奏，有的爲國家大事，有的爲個人的事，沒有定規的。“議”，若西漢《石渠議》、《鹽鐵論》、《白虎通》，都是合集許多人而成的。後來，凡議典禮，大都用“議”的。

“書”，在古時已有，差不多用在私人的往還，但古人有“上書”，則和“奏記”差不多，也就是現今的“說帖”和“票”。至如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卻又和“移文”一樣了。

“序”、也是古所已有，如《序卦》、《書序》、《詩序》都是的，劉向《別錄》和《四庫提要》也是這一類。後人大概自著自作，或註釋古書附加一序的。古人的“題詞”和“序”相同，趙岐注《孟子》，一“序”一“題詞”，都用在前面。“跋”，大都在書後，體裁和序無不同之處。

紀事論議而外，尚有集部所無的，如：

(一)數典之文：

1.官制。如《周禮》、《唐六典》、《明清會典》之類。

2.儀注。《儀禮》、《唐開元禮》等皆是。

3.刑法。如《漢律》、《唐律》、《明律》、《清律》之類。

4.樂律。如宋《律呂正義》、清《燕樂考原》等。

5.書目。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王儉、阮孝緒《七錄》、《七志》，宋《崇文書目》，清《四庫提要》之類。

(二)習藝之文：

1.算術。如《九章算法》、《圜法》之類。

2.工程。如《周禮•考工記》，徐光啓的《龍骨車》、《玉衡車》之類。

3.農事。如北魏《齊民要術》、元王楨《農書》、明徐光啓《農政全書》之類。

4.醫書。如《素問》、《靈樞》、《傷寒論》、《千金要方》之類。

5.地誌。如《禹貢》、《周禮•職方誌》、《水經》、《水道提綱》、《乾隆府廳州縣誌》、《方輿志略》之類。

以上各種，文都佳絕，也非集部所具的，所以我們目光不可專注在集部。

文學的分類既如上述，我們再進一步討論文學的派別：

經典之作，原非爲文，諸子皆不以文稱。《漢書•賈誼傳》稱賈誼“善屬文”，文乃出。西漢一代，賈誼、董仲舒、太史公、枚乘、鄒陽、司馬相如、揚雄、劉向，稱爲“文人”，但考《漢書》所載趙充國的奏疏，都草絕千古，卻又不以“文人”稱，這是什麼原故呢?想是西漢所稱爲“文人”，並非專指行文而言，必其人學問淵博，爲人所推重，纔可算文人的。東漢班彪著《王命論》，班固著《兩都賦》，以及蔡邕、傅毅之流，是當時著稱的文人。但東漢講政治若崔實《政論》，仲長統《昌言》，說經若鄭康成之流，行文高出諸文人上，又不以文名了。在西漢推尊文人，大概注目在淹博有學問一點，東漢推尊的文人，有些不能明白了。東西漢文人在當時並無派別，後人也沒曾有人替他們分成派別的。

三國時曹家父子三人(操、丕、植)文名甚高。操以《詔令》名，丕以《典論》名，植以《求自試表》等稱。人們所以推尊他們，還不以其文，大都是以詩推及其文的。徐幹詩不十分好，《中論》一書也不如仲長統所著而爲當時所稱。吳中以張昭文名爲最高，我們讀他所著，也無可取，或者以道德而推及其文的。陸家父子(遜、抗、凱、雲、機)都以文名，而以陸機爲尤，他是開晉代文學之先的。晉代潘、陸雖並稱，但人之尊潘終不如陸，《抱朴子》中有贊陸語，《文中子》也極力推尊他，唐太宗御筆贊也只有陸機、王羲之二人，可見人們對他的景仰了。自陸出，文體大變：兩漢壯美的風氣，到了他變成優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風致，使人生快感的。晉代文學和漢代文學，有大不同之點。漢代厚重典雅，晉代華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說一是剛的，一是柔的。東晉好談論而無以文名者，駢文也自此產生了。南北朝時傅季友(宋人)駢體殊佳，但不能如陸機一般舒捲自如，後此任昉、沈約輩每況斯下了。到了徐、庚之流，去前人更遠，對仗也日求精工，典故也堆疊起來，氣象更是不雅淡了。至當時不以文名而文極佳的，如著《崇有論》的裴■，著《神滅論》的範縝等，更如：孔琳(宋)、蕭子良(齊)、袁翻(北魏)的奏疏，幹寶、袁宏、孫盛、習鑿齒、范曄的史論，我們實在景仰得很。在南北朝文家亦無派別，只北朝人好摹仿南朝，因此有推尊任昉的有推尊沈約的等不同。北朝至周，文化大衰，到了隋代，更是文不成文了。

唐初文也沒有可取，但輕清之氣尚存，若楊炯輩是以駢兼散的。中唐以後，文體大變，變化推張燕公、蘇許公爲最先，他們行文不同於庚也不同於陸，大有仿司馬相如的氣象。在他們以前，周時有蘇綽，曾擬《大誥》，也可說是他們的濫觴。韓、柳的文，雖是別開生面，卻也從燕、許出來，這是桐城派不肯說的。中唐蕭穎士、李華的文，已漸趨於奇。德宗以後，獨孤及的行文，和韓文公更相近了。後此韓文公、柳宗元、劉禹錫、呂溫，都以文名。四人中以韓、柳二人最喜造詞，他們是主張詞必己出的。劉、呂也愛造詞，不過不如韓、柳之甚。韓才氣大，我們沒見他的雕琢氣;柳才小，就不能掩飾。韓之學生皇甫湜、張籍，也很歡喜造詞。晚唐李翱別具氣度，孫樵佶屈聱牙，和韓也有不同。駢體文，唐代推李義山，漸變爲後代的“四六體”，我們把他和陸機一比，真有天壤之分。唐人常稱孟子、荀卿，也推尊賈誼、太史公，把晉人柔曼氣度掃除淨盡，返於漢代的“剛”了。

宋蘇軾稱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人們很不佩服。他所說八代，也費端詳。有的自隋上推合南朝四代及晉、漢爲八代，這當然不合的;有的自隋上推合北朝三代及晉、漢、秦爲八代，那是更不合了。因爲司馬遷、賈誼是唐人所極尊的，東坡何至如此糊塗?有的自隋上推合南朝四代、北朝三代爲八代，這恰是情理上所有的。

宋初承五代之亂，已無文可稱;當時大都推重李義山，四六體漸盛，我們正可以說李義山是承前啓後的人，以前是駢體，以後變成四六了。北宋初年，柳開得韓昌黎集讀之，行文自以爲學韓，考之實際，和韓全無關係，但宋代文學，他實開其源。以後穆修、尹洙輩也和四六離異，習當時的平文(古文一名，當時所無)，尹洙比較前人高一着。北宋文人以歐陽修，三蘇、曾、王爲最著。歐陽本習四六，後來才走入此途，同時和他敵對，首推宋祁。祁習韓文，著有《新唐書》，但才氣不如韓。他和歐陽交情最深，而論文極不合。他的長兄宋郊，習燕、許之文，和他也不同。

明人稱“唐宋八大家”，因此使一般人以爲唐宋文體相同。實在唐文主剛，宋文主柔，極不相同。歐陽和韓，更格格不相入。韓喜造詞，所以對於李觀、樊宗師的文很同情。歐陽極反對造詞，所以“天地軌，萬物茁，聖人發”等句，要受他的“紅勒帛”。並且“黈纊塞耳，前旒蔽明”二語，見於《大戴禮》，歐陽未曾讀過，就不以爲然，它無論矣。三蘇以東坡爲最博，洵、轍不過爾爾。王介甫才高，讀書多，造就也較多。曾子固讀書亦多，但所作《樂記》，只以大話籠罩，比《原道》還要空泛。有人把他比劉原甫，一浮一實，擬於無倫了。宋人更稱曾有經術氣，更堪一笑!

南宋文調甚俗，開科舉文之端。這項文東坡已有雛形，只未十分顯露，後來相沿而下，爲明初宋濂輩的臺閣體。中間在元代雖有姚燧、虞集輩尚有可觀，但較諸北宋已是一落千丈。

宋代不以文名而文佳者，如劉敞、司馬光輩謹嚴厚重，比歐陽高一等，但時人終未加以青目，這也是可惜的。

明有“前七子”、“後七子”之分。“前七子”(李夢陽等)恨臺閣體;“後七子”(王世貞等)自謂學秦、漢，也很庸俗。他們學問都差於韓、蘇，摹擬不像，後人因此譏他們爲僞體。歸有光出，和後七子中王世貞相抗敵，王到底不能不拜他的下風。歸所學的是歐、曾二家，確能入其門庭，因此居僞體之上。正如孟子所說，“五穀不熟，不如荑稗”的了!

桐城派，是以歸有光爲鼻祖，歸本爲昆山人，後來因爲方、姚興自桐城，乃自爲一派，稱文章正宗。歸講格律、氣度甚精工，傳到顧亭林有《救文》一篇，講公式禁忌甚確，規模已定。清初汪琬學歸氏甚精，可算是歸氏的嫡傳，但桐城派不引而入之，是純爲地域上的關係了。

方苞出，步趨歸有光，聲勢甚大，桐城之名以出。方行文甚謹嚴，姚姬傳承他的後，才氣甚高，也可與方並駕。但桐城派所稱劉大櫆，殊無足取，他們竟以他是姚的先生，並且是桐城人，就憑意氣收容了，因此引起“陽湖”和他對抗。陽湖派以惲敬、張惠言爲鉅子。惠言本師事王灼，也是桐城派的弟子。他們嫉惡桐城派獨建旗幟，所以分裂的，可惜這派傳流不能如桐城派的遠而多。姚姬傳弟子甚多，以管同、梅曾亮爲最。梅精工過於方、姚，體態也好，惜不甚大方，只可當作詞曲看。曾國藩本非桐城人，因爲聲名煊赫，桐城派強引而入之。他的著作，比前人都高一著。歸、汪、方、姚都只能學歐、曾。曾纔有些和韓相彷彿，所以他自己也不肯說是桐城的。桐城派後裔吳汝綸的文，並非自桐城習來，乃自曾國藩處授得的`。清代除桐城而外，汪中的文也卓異出衆，他的敘事文與姚相同，駢體文又直追陸機了。

我們平心論之，文實在不可分派。言其形式，原有不同，以言性情才力，各各都不相同，派別從何分起呢?我們所以推重桐城派，也因爲學習他們的氣度格律，明白他們的公式禁忌，或者免除那臺閣派和七子派的習氣罷了。

他們所告訴我們的方式和禁忌，就是：

(一)官名地名應用現制。

(二)親屬名稱應仍《儀禮•喪服》、《爾雅•釋親》之舊。

(三)不俗——忌用科舉濫調。

(四)不古。

(五)不枝。

　　二、有韻文

我們在此可以討論有韻文了。有韻文是什麼?就是“詩”。有韻文雖不全是詩，卻可以歸在這一類。在古代文學中，詩而外，若“箴”，全是有韻的;若“銘”，雖雜些無韻，大部分是有韻的;若“誄”，若“像贊”，若“史述贊”，若“祭文”，也有有韻的，也有無韻的。那無韻的，我們可歸之於文;那有韻的可歸之於詩了。至於《急就章》、《千字文》、《百家姓》、“醫方歌訣”之類，也是有韻的，我們也不能不稱之爲詩。前次曾有人把《百家姓》可否算詩來問我，我可以這麼答道：“詩只可論體裁，不可論工拙。《百家姓》既是有韻，當然是詩。”總之，我們要先確定有韻爲詩、無韻爲文的界限，纔可以判斷什麼是詩。像《百家姓》之流，以工拙論，原不成詩，以形式論，我們不能不承認他是詩。

詩以廣義論，凡有韻是詩;以狹義論，則惟有詩可稱詩：什麼可稱詩?《周禮•春官》稱六詩，就是風、賦、比、興、雅、頌。但是後來賦與詩離，所謂比、興也不見於《詩經》。究竟當日的賦、比、興是怎樣的，已不可考。後世有人以爲賦、比、興就在《風》、《雅》、《頌》之中，《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時，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此謂比、賦、興，各有篇什。自孔子淆雜第次而毛公獨旌表興，其比、賦俄空焉。聖者顛倒而亂形名，大師偏觢而失鄰類。”鄭康成《六藝論》也說：《風》、《雅》、《頌》中有賦、比、興。《毛傳》在《詩》的第一節偶有“興也”二字，朱文公也就自我作古，把“比也”、“賦也”均添起來了。我以爲《詩》中只有《風》、《雅》、《頌》，沒有賦、比、興。左氏說：“《彤弓》、《角弓》，其實《小雅》也;吉甫作誦，其風肆好，其實《大雅》也。”考毛公所附“興也”的本義，也和賦、比、興中的“興”不同，只不過像樂府中的“引”、“豔”一樣。

“六詩”本義何在?我們除比、興不可考而外，其餘都可溯源而得之：

(一)風。《詩小序》：“風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我以爲風的本義，還不是如此。風是空氣的激盪，氣出自口就是風，當時所謂風，只是口中所謳唱罷了。

(二)頌。“頌”在《說文》就是“容”字，《說文》中“容”只有納受的意義，這“頌”字纔有形容的意義。《詩小序》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我們於此可想見古人的頌是要“式歌式舞”的。

(三)賦。古代的賦，原不可見，但就戰國以後諸賦看來都是排列鋪張的。古代凡兵事所需，由民間供給的謂之“賦”，在收納民賦時候，必須按件點過。賦體也和按件點過一樣，因此得名了。

(四)雅。這項的本義，比較的難以明白：《詩小序》說：“雅者正也”雅何以訓作正?歷來學者都沒有明白說出，不免引起我們的疑惑。據我看來，“雅”在《說文》就是“鴉”，“鴉”和“烏”音本相近，古人讀這兩字也相同的，所以我們也可以說“雅”即“烏”。《史記•李斯傳•諫逐客書》、《漢書•楊惲傳•報孫會宗書》均有“擊缶而歌烏烏”之句，人們又都說“烏烏”秦音也。秦本週地，烏烏爲秦聲，也可以說烏烏爲周聲。又商有頌無雅，可見雅始於周。從這兩方面看來，“雅”就是“烏烏”的秦聲，後人因爲他所歌詠的都是廟堂大事，因此說“雅”者正也。《說文》又訓“雅”爲“疋”，這兩字音也相近。“疋”的本義，也無可解，《說文》訓“疋”爲“足”，又說：“疋，記也。”大概“疋”就是後人的“疏”，後世的“奏疏”，也就是記。《大雅》所以可說是“疋”，也就因爲《大雅》是記事之詩。

我們明白這些本義，再去推求《詩經》，可以明白了許多。太史公在《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袵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見古詩有三千餘篇。有人對於三千餘篇，有些懷疑，以爲這是虛言。據我看來，這並非是虛言。《風》、《雅》、《頌》已有三百餘篇，考他書所見逸詩，可得六百餘篇;若賦、比、興也有此數，就可得千二百篇了。《周禮》稱九德六詩之歌，可見六詩以外，還有所謂九德之歌。在古代盛時，“官箴、佔繇皆爲詩，所以序《庭燎》稱‘箴’，《沔水》稱‘規’，《鶴鳴》稱‘誨’，《祈父》稱‘刺’，詩外更無所謂官箴，辛甲諸篇，也在三千之數”。我們以六詩爲例，則九德也可得千八百篇：合之已有三千篇之數，更無庸懷疑。至於這三千篇刪而爲三百篇，是孔子所刪，還是孔子以前已有人刪過呢?我們無從查考。不過孔子開口就說誦詩三百，恐怕在他以前，已有人把詩刪過了!大概三千篇詩太複雜，其中也有誦世系以勸戒人君，若《急就章》之流，使學者厭於諷誦。至若比、賦、興雖依情志，又復廣博多華，不宜聲樂，因此十五流中刪取其三，到了孔子不過整齊彼的篇第不使凌亂罷了。

《詩經》只有《風》、《雅》、《頌》，賦不爲當時所稱，但是到了戰國，賦就出來了。屈原、孫卿都以賦名：孫卿以《賦》、《成相》分二篇題號已別。屈原《離騷》諸篇，更可稱爲卓立千古的賦。《七略》次賦爲四家：一曰屈原賦，二曰陸賈賦，三曰孫卿賦，四曰雜賦。屈原的賦是道情的，孫卿的賦是詠物的，陸賈賦不可見，大概是“縱橫”之變。後世言賦者，大都本諸屈原。漢代自從賈生《惜誓》上接《楚辭》，《■鳥》彷彿《卜居》，司馬相如自《遠遊》流變而爲《大人賦》，枚乘自《大招》、《招魂》散而爲《七發》，其後漢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好《自悼》，以及淮南、東方朔、劉向輩大都自屈、宋脫胎來的。至摹擬孫卿的，也有之，如《鸚鵡》、《焦鷯》諸賦都能時見一端的。

三百篇以後直至秦代，無詩可見。一到漢初，詩便出來了。漢高祖《大風歌》，項羽《虞兮歌)，可說是獨創的詩。此後五言詩的始祖，當然要推《古詩十九首》。這十九首中據《玉臺新詠》指定九首是枚乘作的，可見這詩是西漢的產品。至蘇武、李陵贈答之詩，有人疑是東漢時託擬的。這種五言詩多言情，是繼四言詩而起的，因爲四言詩至三百篇而至矣盡矣，以後繼作，都不能比美，漢時雖有四言詩，若韋孟之流，才氣都不及，我們總覺得很淡泊。至碑銘之類(嶧山碑等)又是和頌一般，非言情之作，其勢非變不可，而五言代出。

漢代雅已不可見，《郊祀歌》之流，和頌實相類似，四言而外，也有三言的，也有七言的。此後頌爲用甚濫，碑銘稱“頌”，也是很多的。

漢代文人能爲賦未必能以詩名，枚乘以詩長，他的賦卻也不甚著稱。東漢一代，也沒有卓異的詩家，若班固等，我們只能說是平凡的詩家。

繼十九首而振詩風，當然要推曹孟德父子。孟德的四言，上不摹擬《詩經》，獨具氣魄，其他五言七言諸詩，雖不能如十九首的沖淡，但色味深厚，讀之令人生快。魏文帝和陳思王的詩，也各有所長，同時劉楨、王粲輩畢竟不能和他們並駕。鍾嶸《詩品》評古詩十九首說是“一字千金”，我們對於曹氏父子的詩，也可以這樣說他，真所謂：“其氣可以抗浮雲，其誠可以比金石。”

語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可見詩是發於性情。三國以前的詩，都從真性情流出，我們不能指出某句某字是佳，他們的好處，是無句不佳無字不佳的。曹氏父子而後，就不能如此了。

曹氏父子而後，阮籍以《詠懷詩》聞於世。他本好清談，但所作的詩，一些也沒有這種氣昧。《詩品》稱阮詩出於《離騷》，真是探源之論，不過陳思王的詩，也出自《離騷》，阮的詩還不能如他一般痛快。

晉初左思《詠史詩》、《招隱詩》風格特高，與曹不同，可說是獨開一派。在當時他的詩名不著，反而陸機、潘岳輩以詩稱。我們平心考察：陸詩散漫，潘詩較整飭，畢竟不能及左思，他們也只可以說是作賦的能手罷了。當時所以不看重左思，也因他出身微賤，不能像潘、陸輩身居貴胄的原故。《詩品》評詩，也不免於徇俗，把左思置在陸、潘之下，可爲浩嘆!其他若張華的詩，《詩品》中稱他是“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我們讀他的詩意，只覺得是薄弱無力量，所謂兒女情多，也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或者我們沒曾看見他所著的全豹，那就未可臆斷了!

東晉清談過甚，他們的“清談詩”，和宋時“理學詩”一般可厭。他們所做的詩，有時講講莊、老，有時談談佛理，像孫綽、許詢輩都是如此。孫綽《天台山賦》有“大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等句，是前人所不肯用的。《詩品》說他們的詩，己是“風騷體盡”，很是不錯。在東晉一代中無詩家可稱，但劉琨《扶風歌》等篇，又是詩中佳品，以武人而能此，卻也可喜!

陶淵明出，詩風一振，但他的詩終不能及古人，《詩品》評爲“隱逸之詩”。他講“田舍風味”，極自然有風致，也是獨樹一幟。在他以前，描寫風景的詩很少，至他專以描寫風景見長，如“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真古人所不能道。淵明以後，謝靈運和顏延之二家繼他而起。謝描摹風景的詩很多，句調精煉，《詩品》說他是“初出芙蓉”。顏詩不僅描風景，作品中也有雕刻氣，所以推爲詩家，或以顏學問淹博之故。《詩品》評顏謂爲“鏤金錯彩”。陶詩脫口自然而出，並非揉作而成，雖有率爾之詞，我們總覺得可愛。如謝詩就有十分聱牙之處，我們總可以覺得他是矯作的。小謝(謝脁)寫風景很自然，和淵明不相上下，而當時學者終以小謝不及大謝，或者描寫風景之詩，大家都愛工巧，所以這般評論。樑代詩家推沈約(永明體自他出)，律詩已有雛形了。古詩所以變爲律詩，也因謝、顏詩不可諷誦，他因此故而定句調。沈約的律詩，和唐後律詩又不相同。《隋書•經籍志》載他的《四聲譜》有一卷，可見譜中所載調是很多的，並不像唐後律詩這麼簡單。他的四聲譜，我們雖不能見，但讀他的詩，比謝、顏是調和些，和陶、小謝卻沒有什麼分別呢。

宋鮑照、齊江淹，也以詩名。鮑有漢人氣味，以出身微賤，在當時不甚著稱。江善於擬古，自己的創作卻不十分高明。

南北朝中，我們只能知道南朝的作品。北朝究竟有無詩家，久已無從考得，但《木蘭詩》傳自北朝，何等高超，恐怕有些被淹沒了呢!

樑末詩又大變，如何遜、陰鏗的作品，只有一二句佳絕了。在此時，古今詩闢下一大界限，全篇好是古詩的特色，一二句好是此後的定評。隋楊素詩絕佳，和劉琨可彷彿。此時文人習於南北朝的詩風，愛用典故，並喜雕琢。楊素武人不愛雕琢，亦不能雕琢，所以詩獨能過人。當時文人專着眼在一二句好處，對於楊素不甚看重。所以隋煬帝爲了忌嫉“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二佳句，就殺兩詩人了。

唐初，律詩未出，唐太宗和魏徵的詩，和南北朝相去不遠。自四傑(駱賓王、王勃、楊炯、盧照鄰)出，作品漸含律詩的氣味，不過當時只有五言律，並未有七言律。四傑之文很卑微，他們的詩，卻有氣魄。成就五言的是沈佺期、宋之問，他們的詩，氣魄也大，雖有對仗，但不甚拘束。五言古詩到此時也已窮極，五律七古不能不產生了。唐以前七古雖有，但不完備，至唐始備全。七古初出，若李太白、崔顥的詩，都蒼蒼茫茫，信筆寫去，無所拘忌。李詩更含復古的氣味，和同時陳子昂同一步驟。

盛唐詩家以王維、孟浩然、張九齡爲最。張多古詩，和李、陳同有復古的傾向。王、孟詩與陶相近，作品中有古詩有律詩，以描寫風景爲最多，都平淡有意趣。

李、陳、張，三家都是復古詩家，三人中自然推李爲才最高。他生平目空古人，自以爲在古人之上，在我們看來，他的氣自然盛於前人，說他是高於前人恐怕未必。王、孟兩家是在古今之間，到了杜甫，纔開今派的詩。

杜甫的詩，元稹說他高於李，因爲杜立排律之體爲李所不及的。據我看來，李詩是成線的，杜詩是成面的，杜詩可說是和“賦”有些相像，必要說杜勝於李，卻仍不敢贊同。並且自杜詩開今，流於典故的堆疊，自然的氣度也漸漸遺失，爲功爲罪，未可定論!至於杜的古詩，和古人也相去不遠，只排律一體，是由他首創，“子美別開新世界”，就是這麼一個世界罷!在杜以前諸詩家，除顏延之而外，沒有一個以多用書爲貴的，自杜以後，才非用典故，不能誇示於人。或者後人纔不如古，以典故文飾，可掩了自己的短處!正如天然體態很美的女子，不要借力於脂粉，那些體態不甚美的，非藉此不可了。昌黎的詩，習杜之遺風，更愛用典故，並愛用難識的字，每況愈下了，但自然之風尚存，所以得列於詩林。

韋應物、柳宗元兩家，和昌黎雖同時，而作品大不相同。他們有王、孟氣味，很自然平淡的。我們竟可以說柳的文和詩截不相同。同時有元微之、白居易二家，又和別家不同。他們隨便下筆，說幾句民情，有《小雅》的風趣，他們所以見稱也以此。

晚唐溫庭筠、李義山兩家愛講對仗，和杜甫愛典故是一樣的結合，便成宋代的詩風。“西昆體”染此風甚深，所以宋代詩話，專在這些地方留意。

宋初歐陽修、梅聖俞對於西昆體很反對，但歐陽修愛奇異的詩句，如“水泥行郭索(這句是詠蟹，“郭索”兩字見揚子《太玄經》)，雲木叫鉤輈(這句是詠鳩，“鉤輈”兩字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句，已不可解，他卻大加讚賞，和他的論文，大相牴觸的。梅聖俞的詩，開考古之源，和古人詠古的詩，又大不相同了。總之，宋人的詩，是合“好對仗，引奇字，考據”三點而成，以此病入膏肓。蘇軾的詩，更打破唐詩的規模，有時用些佛典之法理，太隨便了。王荊公愛講詩律，但他的詩律，忽其大者而注重小者，竟說：“上句用漢書，下句也要用漢書的。”(按原話爲：“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見《石林詩話》)自此大方氣象全失;我們讀宋祁“何言漢樸學(見《漢書》)，反似楚技官(見《史記•吳起傳》)”之句，再看王維“正法調狂象(見佛法)，玄言問老龍(見《莊子》)”之句，真有天壤之判呢!有宋一代，詩話很多，無一不深中此病。惟《滄浪詩話》和衆不同，他說“詩有別才，不關學也;詩有別趣，不關理也”。此種卓見，可掃宋人的習氣了。

南宋陸放翁含北宋習氣也很深，惟有範石湖、劉後村自有氣度，與衆不同。黃山谷出，開江西詩派之源。黃上學老杜，開場兩句必對仗，是他們的規律，這一派詩無足取。

元、明、清三代詩甚衰，一無足取。高青邱的詩失之靡靡，七子的詩失之空門面，王漁洋、朱彝尊的詩失之典澤過濃，到了翁方綱以考據入詩，洪亮吉愛對仗，更不成詩。其間稍可人意的，要推查初白的，但也不能望古人之項背。洪亮吉最賞識“足以烏孫塗上繭，頭幾黃祖座中梟”二句，我們讀了只作三日嘔!

詩至清末，窮極矣。窮則變，變則通;我們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墮落。所謂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漢、晉，所謂向下墮落就是近代的白話詩，諸君將何取何從?提倡白話詩人自以爲從西洋傳來，我以爲中國古代也曾有過，他們如要訪祖，我可請出來。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兒子史朝義，稱懷王，有一天他高興起來，也詠一首櫻桃的詩：“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那時有人勸他，把末兩句上下對掉，作爲“一半與周贄，一半與懷王”，便與“一半青，一半黃”押韻。他怫然道：“周贄是我的臣，怎能在懷王之上呢?”如在今日，照白話詩的主張，他也何妨說：“何必用韻呢?”這也可算白話詩的始祖罷。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