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大碗-敘事散文

那時，鄉人吃飯用三種碗，大、中、小。三種碗都屬粗瓷，它們造型不規整，掛釉潦草，顏色有黑有白。白釉碗繪有藍色潦草的圖案，或概念中的花朵，或概念中的雲朵，碗邊用麻繩樣的圖案收住。黑釉碗則是清一色的黑，有的黑中還透着暗紅。

中號碗用途最廣，鄉人吃飯多用它。小號碗屬於孩子，容量是中號碗的一半。大號碗的容量是中號的兩倍或更多，人們管這種碗叫鉢碗，家裏的壯勞力吃飯用它，有長工的人家，長工吃飯用它，那些年我們家裏是有長工的。

女人們吃飯不用大碗，我母親卻有一隻，這是她專用的，且每年只用一次，就是她生日那天。平時這隻碗被倒扣在碗櫥一個什麼地方，家人很少注意到它的存在。這是一隻白釉、藍花鉢碗，碗身就繪有似雲非雲、似花非花的圖案，碗邊是隨處可見的麻繩圖案。

母親生日這天，家人才注意到這碗的存在，確切地說，當母親端起這碗時，我們才恍然大悟：今天是母親的生日了。

這時的母親不知從什麼地方捧出這隻大碗，自言自語地說："今天換個大碗。"然後不聲不響地把鍋裏的飯盛入碗中，坐在自己剛勞作過的竈前，呼呼吃起來。那時竈膛的餘火尚在，餘火映着她那張平時就顯黑的臉，臉上只是一派的滿足，神情十分悠閒。

沒有人去向母親祝賀，幾歲的我和十幾歲的姐姐，只是站在廚房門口會意地交換着眼色。我們實在不知道如何去表達對母親生日的祝福，我們不會。那時的我們只知道這一天對於母親來說，有別於一年中的其他任何一天--她端出了大碗。

在平常的日子裏，母親是一個不顯山露水的人，她少言語，多勞作，負責全家人衣食的運轉：棉花由花朵變成布，再變成衣;糧食由穀粒變成麪粉，再變成飯。

有着一雙"解放腳"的母親從早到晚只是在家中行走。於是院中的各個角落就會傳出風箱聲、織機聲、刷鍋聲、叫ji聲、叫豬聲、棒槌的.捶布聲，直到晚間的紡車聲。母親是沒有時間和我們說話的，待到說話時，她不得不把內容壓縮到最短。"走吧。"這是她催我上學了。"睡吧。"這當然是催我上牀。"給。"那是她正把一點吃食交給我，是一塊餅子或一塊山藥。也許正是因了母親那簡短的吩咐和呼喊，我們做子女的才心領神會，無條件地接受着、執行着。

我奶奶卻是一位見過世面、說話嘮叨的人，她嫌母親把飯食做得單調又鮮少和她交流，常常朝母親沒有人稱地嘮叨着："給你說事，也不知你記住沒記住，也不知你明白不明白。你說就煎這兩條魚......"

她是說我母親煎的魚不合她的口味。當然，魚在我們那裏是稀罕物，我娘不會做魚，而我奶奶早年跟我那位在直系從軍的祖父在南方居住過，對魚情有獨鍾。每逢這時，我母親面對幾條一拃長的小魚就顯得十分無奈，她不知在一口七仞大鍋裏怎樣去對待它們。家中小煎鍋倒有，平時缺乏爐竈配合，只在春節時才立竈生火。

我父親說話幽默，便過來"打圓場"，他對我奶奶說："娘，魚這物件怎麼做也是個魚味。"

魚的風波總會過去。母親還是會把做好的魚送給奶奶，就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奶奶面無表情地撕扯着它們，嚼着。日子還在繼續。

母親又端出了她的大碗，"又是一年春草綠，依然十里杏花紅"，每逢母親生日，家中的一棵杏樹都在開花。

有一年母親沒有端出她的大碗，那是1947年，北方農村大變革的年代，土地所有制要改革，社會各階層要平均，富戶就要遇到前所未有的命運轉折。

懂得政治的父親率先將多餘的土地和房屋獻了出來，但事情並沒有結束，一個"深挖浮財"的運動又在繼續。"浮財"指的是地上和地下的寶貝。"挖浮財"要拿家中的女人說事，這種女人被稱作"富婆"。政策決定要把村中一班"富婆"按坐牢的形式集中起來，讓她們坦白交代。我家的"富婆"當屬奶奶了。

一天，當持槍的民兵要帶走奶奶時，母親站了出來，她對來人說："我去吧。"她邊說邊向門外走去。於是替奶奶服刑的母親便被帶到村中一個大牢似的大屋裏。

那裏集中着十幾名"富婆"。各家的飯要由各家去送，這時奶奶才取代了母親在家中的位置，以"二把刀"的手藝燒火做飯，送飯的任務則落到我的頭上。

奶奶把稀薄的稀飯盛入一個瓦罐，我信手從碗櫥上拿下一隻中號黑碗，剛要出門，奶奶把一隻大碗遞過來說："用大碗。"這是母親的大碗，我後悔自己沒有想到。

我低頭走過大街去給母親送飯，躲避着村人的目光，不知不覺想到一齣戲裏的唱詞："天無勢星斗昏，地無勢草無根。君子無勢大街上混，鳳凰無勢落雞羣。"此時，我不自量地把自己比作落魄的君子和鳳凰。

走到"牢"門，經過檢查，我從"號"中喊出母親。我看母親在一個背靜處吃飯，她把飯盛在她的大碗中，想了想問："你想出來的?"

我說："是奶奶。"母親的嘴在碗邊上停歇片刻，呼呼喝起來。那飯很稀，先前我家做飯用兩升米，現在用半升。

母親飢不擇食地呼呼喝着，我看着母親少有的吃相，問："娘，你爲什麼在這兒?"

母親想了想說："這要問你大哥，他懂這裏邊的事。"

我大哥是誰?他自抗戰初投筆從戎，現正在晉東南一個地區領導這場運動。

十幾年後，我問大哥："土改非得那樣搞嗎?"

他說："就得那樣搞，那是革命一個階段的需要。我在晉東南，也指示圈過人。"

這時大哥在中央一個專爲制定農村政策的部門工作。那次見面，大哥專門問了母親的大碗。我說："大碗還在，那不是浮財。"

大哥笑笑，重複我的話說："那不是浮財。"

幾年後，時局歸於平靜，我們這班投身革命的子女，有能力使母親過上另一種生活了，便爭着搶着要把她從老家接出來。然而一個噩耗傳來--她去世了，得了一種沒有診斷清楚的胃腸道大出血的病症。父親雖然是醫生也沒能挽救她的生命。

我接到父親的電話後，由省城回家奔喪，才發現爲母親奔喪的兄弟姐妹，只來了我一人，他們或因路途遙遠，或身有重任，我的身份順理成章地成了長子。出殯時長子要戴重孝，打幡，摔"老盆"。打幡、摔盆是葬禮中的重中之重。

父親決定，母親的喪事要按老規矩辦，且要辦得紅火熱鬧，鼓樂班、十八人擡的靈駕一應俱全。熱情的鄉親爲母親買來嶄新的瓦盆，這時父親卻有了新意，他舉出了母親的大碗，把大碗交到我的手中說："摔它吧。"

我按照長孝子的規矩，痛哭着，跪在母親的棺前，舉着這"盆"朝着母親的棺頭，用力摔去，母親的大碗被我摔得粉碎，我努力完成着不僅是父親，也是全家人的心願。

至今，我仍讚美父親的這一舉動，有了這舉動才完美了母親的喪事，也完美了母親的一生，完美了一家人對這位女性的敬重。

幾十年過去了，現在我從事着我的藝術事業，爲研究民間的瓷繪藝術，我酷愛收集瓷片。爲此我四處尋找、發現，還根據我對瓷繪藝術的知識，把瓷片編成系列。但每當我擺弄起瓷片時，心中總有一種說不出的痛楚和遺憾--我的瓷片裏沒有母親那隻大碗的一星半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