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四大詩人是誰
唐代是古詩鼎盛的時期，在哪個朝代，有很多詩人誕生。大家知道唐代四大詩人是誰嗎？以下是小編爲大家整理好的唐代四大詩人介紹，歡迎大家參考學習哦！
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晚年自號青蓮居士。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先世於隋末流徙西域，出生於當時唐安西大都護府所在的碎葉城(今吉爾斯坦境內)。天才橫溢，被譽爲謫仙人。其詩想象豐富，構思奇特，氣勢雄渾瑰麗，風格豪邁瀟灑，是盛唐浪漫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
綜述 李白的樂府、歌行及絕句成就爲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詩歌創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無依傍，筆法多端，達到了任隨性之而變幻莫測、搖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絕句自然明快，飄逸瀟灑，能以簡潔明快的語言表達出無盡的情思。在盛唐詩人中，王維、孟浩然長於五絕，王昌齡等七絕寫得很好，兼長五絕與七絕而且同臻極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詩雄奇飄逸，藝術成就極高。他謳歌祖國山河與美麗的自然風光，風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義精神，達到了內容與藝術的完美統一。他被賀知章稱爲“謫仙人”，其詩大多爲描寫山水和抒發內心的情感爲主。李白的詩具有“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藝術魅力，這也是他的詩歌中最鮮明的藝術特色。李白的詩富於自我表現的主觀抒情色彩十分濃烈，感情的表達具有一種排山倒海、一瀉千里的氣勢。他與杜甫並稱爲“大李杜”，（李商隱與杜牧並稱爲“小李杜”）。
李白詩中常將想象、誇張、比喻、擬人等手法綜合運用，從而造成神奇異彩、瑰麗動人的意境，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義詩作給人以豪邁奔放、飄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詩歌對後代產生了極爲深遠的影響。中唐的韓愈、孟郊、李賀，宋代的蘇軾、陸游、辛棄疾，明清的高啓、楊慎、龔自珍等著名詩人，都受到李白詩歌的巨大影響。
風格 豪邁奔放，清新飄逸，想象豐富，意境奇妙，語言奇妙，浪漫主義，立意清晰。
李白生活在盛唐時期，他性格豪邁，熱愛祖國山河，遊蹤遍及南北各地，寫出大量讚美名山大川的壯麗詩篇。他的詩，既豪邁奔放，又清新飄逸，而且想象豐富，意境奇妙，語言輕快，人們稱他爲“詩仙”。李白的詩歌不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義精神，而且從形象塑造、素材攝取、到體裁選擇和各種藝術手法的運用，無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義藝術特徵。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強烈地表現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獨特個性，因而他的詩歌具有鮮明的浪漫主義特色。他喜歡採用雄奇的形象表現自我，在詩中毫不掩飾、也不加節制地抒發感情，表現他的喜怒哀樂。對權豪勢要，他“手持一枝菊，調笑二千石”（《醉後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勞動人民艱辛勞作時，他“心摧淚如雨”。當社稷傾覆、民生塗炭時，他“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南奔書懷》），那樣慷慨激昂；與朋友開懷暢飲時，“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山中與幽人對酌》），又是那樣天真直率。總之，他的詩活脫脫地表現了他豪放不羈的性格和倜（俶）儻不羣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詩歌的主要特徵。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際諸因素外，李白詩歌採用的藝術表現手法和體裁結構也是形成他豪放飄逸風格的重要原因。善於憑藉想象，以主觀現客觀是李白詩歌浪漫主義藝術手法的重要特徵。幾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運用多種多樣的想象。現實事物、自然景觀、神話傳說、歷史典故、夢中幻境，無不成爲他想象的媒介。常藉助想象，超越時空，將現實與夢境、仙境，把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交織一起，再現客觀現實。他筆下的形象不是客觀現實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內心主觀世界的外化，藝術的真實。
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藝術手法之一是把擬人與比喻巧妙地結合起來，移情於物，將物比人。
李白詩歌的另一個浪漫主義藝術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點，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上，加以大膽的想象誇張。他的誇張不僅想象奇特，而且總是與具體事物相結合，誇張得那麼自然，不露痕跡；那麼大膽，又真實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強化感情的作用。有時他還把大膽的誇張與鮮明的對比結合起來，通過加大藝術反差，加強藝術效果。
李白最擅長的體裁是七言歌行和絕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採用了大開大合、跳躍宕蕩的結構。詩的開頭常突兀如狂飆驟起，而詩的中間形象轉換倏忽，往往省略過渡照應，似無跡可循，詩的結尾多在感情高潮處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絕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詩歌清新明麗的風格。如《早發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廣陵》、《靜夜思》等，妙在“隻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說詩晬語》上）。
語言 李白詩歌的語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語，有的豪放，不拘聲律，近於散文，但都統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自然美之中。這和他自覺地追求自然美有關。他繼承陳子昂的文學主張，以恢復詩騷傳統爲已任，曾說“樑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孟棨《本事詩·高逸》）他崇尚“清真”，諷刺“雕蟲喪天真”的醜女效顰，邯鄲學步。他的詩歌語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認真學習民歌明白通俗的特點的結果，明白如話，通俗生動。
代表作品 《將進酒》《蜀道難》《夢遊天姥吟留別》《靜夜思》《望廬山瀑布》《俠客行》《春思》《秋歌》等。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其先代由原籍襄陽(今屬湖北)遷居鞏縣(今屬河南)，爲初唐詩人杜審言之孫。因詩中常自稱少陵野老，又做過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世稱杜少陵、杜工部，其詩善於選擇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題材，反映出當時政治的腐敗，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人民的願望，他的許多優秀作品，顯示了唐代由開元盛世轉向分裂衰微的歷史過程，因被稱爲“詩史”。詩風沉鬱頓挫，語言精煉傳神，對後世詩人影響極大。
沉鬱頓挫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爲具有“沉鬱”的特點，“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關係。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衆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爲妙”。
兼容幷蓄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衆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爲，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爲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爲，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爲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鉅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蝨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煉字對仗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深遠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爲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爲杜詩爲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爲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爲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雲：“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爲村夫子。”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號香山號士。其先世爲太原人，後遷居下圭(今陝西渭南)，出生於河南新鄭。貞元十五年進士。元和時曾任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因得權貴，貶爲江州司馬，晚年好佛，又自號樂居士。他一生作詩很多，以諷喻詩爲最有名，語言通俗易懂，被稱爲“老嫗能解”。敘事詩哪《琵琶行》、《長恨歌》等也極有名。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後任祕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後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於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爲；於是被貶謫爲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裏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於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於是他被貶爲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後由於好友崔羣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後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鬥；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於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爲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築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羣衆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曆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樑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纔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爲時爲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爲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爲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纔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箇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着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着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悽楚、感傷、悵惘意緒爲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盪，不能自已。
王維
王維(701-761)，字摩詰，原籍祁(今山西祁縣)，其父遷居於蒲州(今山西永濟西)，遂爲河東人。開元進士。任過大樂丞、右拾遺等官，安祿山叛亂時，曾被迫出任僞職。其詩、畫成就都很高，蘇東坡贊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尤以山水詩成就爲最，與孟浩然合稱“王孟”，晚年無心仕途，專誠奉佛，故後世人稱其爲“詩佛”。
分類
1.山水田園詩
王維的大多數詩都是山水田園之作，在描繪自然美景的同時，流露出閒居生活中閒逸蕭散的情趣。王維的寫景詩篇，常用五律和五絕的形式，篇幅短小，語言精美，音節較爲舒緩，用以表現幽靜的山水和詩人恬適的心情，尤爲相宜。王維從中年以後日益消沉，在佛理和山水中尋求寄託，他自稱“一 悟寂爲樂，此生閒有餘”（《飯覆釜山僧》）。這種心情充分反映於他的詩歌創作之中。過去時代不少人推崇王維此類詩歌，一方面固然由於它們具有頗高的藝術技巧，一方面也由於對其中體現的閒情逸致和消極思想產生共鳴。明代胡應麟稱王維五絕“卻入禪宗”，又說《鳥鳴澗》、《辛夷塢》二詩，“讀之身世兩忘，萬念皆寂”（《詩藪》），便是一個明證。雪景 傳爲王維作 王維其他題材的作品，如送別、紀行之類的詩中，也經常出現寫景佳句，如“遠樹帶行客，孤城當落暉”（《送綦毋潛落第還鄉》）、“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送邢桂州》）、“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等，都是傳誦不衰的名句。
2.邊塞軍旅詩
以軍旅和邊塞生活爲題材的《從軍行》、《隴西行》、《燕支行》、《觀獵》、《使至塞上》、《出塞作》等，都是壯闊飛動之作。《隴頭吟》、《老將行》則抒發了將軍有功不賞的悲哀，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一個側面。《觀獵》生動地描寫了打獵時的情景。《夷門歌》歌詠歷史人物的俠義精神。《少年行》四首表現俠少的勇敢豪放，形象鮮明，筆墨酣暢。這些作品一般認爲是王維早期所作。還有一些詩歌，如貶官濟州時所作《濟上四賢詠》以及《寓言》、《不遇詠》和後期所作《偶然作》六首之五《趙女彈箜篌》，對於豪門貴族把持仕途、才士坎坷不遇的不合理現象表示憤慨，反映了開元、天寶時期封建政治的某些陰暗面。《洛陽女兒行》、《西施詠》、《竹裏館》則以比興手法，寄託了因貴賤不平而生的感慨和對權貴的諷刺。還有抒寫婦女痛苦的《息夫人》、《班婕妤》等，悲惋深沉，也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一些贈送親友和描寫日常生活的抒情小詩，如《送別》“山中相送罷”、《臨高臺送黎拾遺》、《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之江東》，《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相思》、《雜詩》“君自故鄉來”等，千百年來傳誦人口；《送元二使安西》、《相思》等在當時即播爲樂曲，廣爲傳唱。這些小詩都是五言或七言絕句，感情真摯，語言明朗自然，不用雕飾，具有淳樸深厚之美，可與李白、王昌齡的絕句比美，代表了盛唐絕句的最高成就。
特色
作品風格關鍵詞：繪影繪形，有寫意傳神、形神兼備之妙。"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王維以清新淡遠，自然脫俗的風格，創造出一種“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中有禪”的意境，在詩壇樹起了一面不倒的旗幟。
1.詩如畫卷，美不勝收。
蘇軾曾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東坡志林》）。王維多才多藝，他把繪畫的精髓帶進詩歌的天地，以靈性的語言，生花的妙筆爲我們描繪出一幅幅或浪漫、或空靈、或淡遠的傳神之作。他的山水詩關於着色取勢，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積雨輞川莊作》）“雨中草
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輞川別業》）“白水明田外，碧峯出山後”（《新晴野望》）
王維的山水詩關於結構畫面，使其層次豐富，遠近相宣，乃至動靜相兼，聲色俱佳，更多一層動感和音樂美，如“鬆含風裏聲，花對池中影”（《林園即事寄舍弟》）“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漢江臨眺）“草間蛩響臨秋急，山裏蟬聲落暮悲。（《早秋山中作》）又如《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鬆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有遠景近景，仰視俯視，冷色暖色，人聲水聲，把繪畫美、音樂美與詩歌美充分地結合起來。王詩的畫境，具有清淡靜謐的人性特徵。如《竹裏館》：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幽靜的竹林，皎潔的月光，讓詩人不禁豪氣大發，仰天長嘯，一吐胸中鬱悶。而千思萬緒，竟只有明月相知。
神韻的淡遠，是王維詩中畫境的靈魂。《鹿柴》雲：“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詩中着意描寫了作者獨處於空山深林，看到一束夕陽的斜暉，透過密林的空隙，灑在林中的青苔上，在博大紛繁的自然景物中，詩人捕捉到最引人入勝的一瞬間，有簡淡的筆墨，細緻入微地給出一幅寂靜幽清的畫卷，意趣悠遠，令人神往。
2.情景交融，渾然天成。
王維山水詩寫景如畫，在寫景的同時，不少詩作也飽含濃情。王維的很多山水詩充滿了濃厚的鄉土氣息和生活情趣，表現自己的閒適生活和恬靜心情。如《田園樂七首》其六曰：“桃紅復言宿雨，柳綠更帶青煙。花落家僮未掃，鶯啼山客猶眠。”《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曰：“寒山轉蒼翠， 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在優美的景色和濃厚的田園氣氛中抒發自己沖淡閒散的心情。還有如《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閒逸， 悵然吟《式微》。”從細微處入筆，捕捉典型情節，抒發無限深情。
王維寫情還多言及相思別離和朋友間的關懷，慰勉之情。在《淇上別趙仙舟》一詩中寫道：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入。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君猶佇立。濃郁深情，扦面而至。
王維詩歌中借景寓情，以景襯情的手法，使他寫景饒有餘味，抒情含蓄不露。如《臨高臺送黎拾遺》：“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寫離情卻無一語言情而只摹景物。《送楊長史赴果州》：“鳥道一千里，猿啼十二時。”既是景語，也是情名，將道路的荒涼之景與行者的悽楚之情融爲一體，自然、含蓄而又回味深長。
在王維的詩歌中，有不少採用了直抒胸臆的表達方式，而且往往顯得自然流暢，蘊藉含蓄。比如《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關懷體貼之情溢於言表。
王維寫情之處妙處還在於對現實情景平易通俗的描寫中，蘊含深沉婉約的綿綿情思。其《相思》一篇，託小小紅豆，詠相思情愫，堪稱陶醉千古相思的經典之作。
王維寫情，又多隱喻比興。如《雜詩二首》：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
書家中否。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已見寒梅發，復聞啼鳥聲。心心視春草，畏向階前生。全篇不著“相思”二字，看似信手拈來，實則句句意深。藉“寒梅”、“春草”喻意，相思之情躍然紙上。
3.詩滲禪意，流動空靈。
與上述相反，王維又有很多詩清冷幽邃，遠離塵世，無一點人間煙氣，充滿禪意，山水意境已超出一般平淡自然的美學，含義而進入一種宗教的境界，這正是王維佛學修養的必然體現。王維的生活的時代，佛教繁興。士大夫學佛之風很盛。政治上的不如意，一生幾度隱居，使王維一心學佛，以求看空名利，擺脫煩惱。
有些詩尚有蹤跡可求，如《過香積寺》雲：不知香積寺，數裏入雲峯。薄暮空潭曲，安禪製毒龍。”有些詩顯得更空靈，不用禪語，時得禪理。有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終南別業》） 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酬張少府》）充滿一派親近自然，身與物化，隨緣任運的禪機。又如：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辛夷塢》）；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鳥鳴澗》） 一切都是寂靜無爲的，虛幻無常，沒有目的，沒有意識，沒有生的喜悅，沒有死的悲哀，但一切又都是不朽的，永恆的，還像胡應麟《詩藪》和姚周星《唐詩快》所評：使人“讀之身世兩忘，萬念皆寂，不謂聲律之中，有此妙詮”。
影響
王維的山水詩大都寫於後期，與前人比較，他擴大了這類詩的內容，增添了它的藝術風采，使山水詩的成就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他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突出貢獻。其中，寫鄉村景物和農家生活的田園詩充滿着牧歌情調，表現他閒逸蕭散的情趣和恬淡自適的心境。如《渭川田家》 ，《春中田園作》。更多的作品着重寫農村美麗如畫的風光，《新晴野望》：“新晴原野曠，極目無氛垢。農月無閒人，傾家事南畝。”《山居秋暝》寫暮雨方霽，山村呈現的美景。王詩中那些描繪大自然幽靜恬美的山水詩具有更高的審美價值。如《青溪》：言入黃花川，第每逐清溪水。隨山將萬轉。趣途無百里。聲喧亂石中，色靜深鬆裏。漾漾沒菱荇，澄澄映葭葦。我心素已閒，清川淡如此。請留盤石上，垂釣將已矣。
通篇以心照水，用水襯心，物我融成一片，反映一種內在的對美的追求。但有些山水田園詩着力渲染空寂意境與落寞情懷。如《竹裏館》 、《辛夷塢》情走淡薄，旨歸靜趣。這無疑會對後世山水詩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
王維具有多種才藝，不同藝術相互滲透對其詩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以畫入詩，使其山水詩形成了富有詩情畫意的基本特徵。
王詩語言含蓄，清新明快，句式、節奏富於變化，音韻響亮、和諧，具有音樂美。總之，王維的山水詩無論從詩的題材內容，還是詩歌的藝術丰采上都對後世詩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