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的詩全集 明代詩人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別號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漢族，浦江（今浙江浦江縣）人，元末明初文學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譽爲“開國文臣之首”，學者稱太史公。宋濂與高啓、劉基並稱爲“明初詩文三大家”。他因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黨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病死於夔州。他的代表作品有《送東陽馬生序》、《朱元璋奉天討元北伐檄文》等。
送東陽馬生序 吳起守信 王冕好學 閱江樓記 送天台陳庭學序 送東陽馬生序(節選)
宋濂文學成就宋濂堅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經師古，強調“辭達”，注意“通變”，要求“因事感觸”而爲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比較充實，且有一定的藝術功力。 有明一代，開私家藏書風氣者，首推宋濂。散文或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國，朝廷禮樂制度多爲宋濂所制定，劉基讚許他“當今文章第一”，四方學者稱他爲“太史公”。著有《宋學士文集》。紀傳如《秦士錄》、《王冕傳》、《李疑傳》，均能抓住細節，突出性格，渲染無多，感染卻深；寫景如《桃花澗修契序》、《環翠亭記》，簡潔清秀，邁似歐陽修。著作計有《孝經新說》、《周禮集說》、《龍門子》又名《諸子辯》、《潛溪集》、《蘿山集》、《浦陽人物記》、《翰苑集》、《芝園集》等。後合刻爲《宋學士全集》七十五卷。《送東陽馬生序》收錄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八年級下學期文言文單元。
宋濂紀念建築故居遺址
宋濂故居遺址位於浙江金華市金東區。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上柳家與禪定寺中間，潛溪南岸：面積約400多平方米。 在距上柳家東北角約200米處，這座據說始建於南北朝時期（距今1800多年）的古老寺廟——“禪定古寺”，這裏香火旺盛，來自義烏和金華本地的香客絡繹不絕。據“金東區人民政府網站”記載，禪定寺曾經是金義浦抗日根據地的重要活動場所，是金東區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的最好場所。
祠堂
蘭溪梅江鎮宋宅聚居宋濂後裔三千，建有家廟一處，橫溪宋宅村宋濂祠堂離蘭溪市區37公里。這位明初文學家的祠堂如今隱沒在一片荒草之中，雖然蘭溪市政府於2005年11月3日公佈宋濂祠堂爲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但現實是無人照看無人修繕，根據文物保護“分級保護。屬地管理”的原則，蘭溪市文廣局要求宋宅村成立修繕組織。儘快實施修繕保護，目前在宋宅村幹部的大力支持下。已籌集資金7萬餘元，將在近期動工修繕。地方政府也將根據修繕工程量，給予首期2萬元的資金補助。
宋濂與高啓、劉基並稱“明初文三大家”。劉基稱頌爲“一代名儒”和“當今文章第一”。朱元璋讚頌他是“開國文臣之首”。幼英敏強記，就學於聞人夢吉，通《五經》，復往從吳萊學。已，遊柳貫、黃溍之門，兩人皆亟遜濂，自謂弗如。元至正中，薦授翰林編修，以親老辭不行，入龍門山著書。
逾十餘年，太祖取婺州，召見濂。時已改甯越府，命知府王顯宗開郡學，因以濂及葉儀爲《五經》師。明年三月，以李善長薦，與劉基、章溢、葉琛並徵至應天，除江南儒學提舉，命授太子經，尋改起居注。濂長基一歲，皆起東南，負重名。基雄邁有奇氣，而濂自命儒者。基佐軍中謀議，濂亦首用文學受知，恆侍左右，備顧問。嘗召講《春秋左氏傳》，濂進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門，口釋黃石公《三略》。濂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畢具，願留意講明之。”已，論賞賚，復曰：“得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不固，雖金帛充牣，將焉用之。”太祖悉稱善。乙巳三月，乞歸省。太祖與太子並加勞賜。濂上箋謝，並奉書太子，勉以孝友敬恭、進德修業。太祖覽書大悅，召太子，爲語書意，賜札褒答，並令太子致書報焉。尋丁父憂。服除，召還。
洪武二年詔修元史，命充總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學士。明年二月，儒士歐陽佑等採故元元統以後事蹟還朝，仍命濂等續修，六越月再成，賜金帛。是月，以失朝參，降編修。四年遷國子司業，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謫安遠知縣，旋召爲禮部主事。明年遷贊善大夫。是時，帝留意文治，徵召四方儒士張唯等數十人，擇其年少俊異者，皆擢編修，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命濂爲之師。濂傅太子先後十餘年，凡一言動，皆以禮法諷勸，使歸於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皇太子每斂容嘉納，言必稱師父雲。
濂性誠謹，官內庭久，未嘗訐人過。所居室，署“溫樹”。客問禁中語，即指示之。嘗與客飲，帝密使人偵視。翼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爲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
濂狀貌豐偉，美鬚髯，視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數字。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歷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鹹以委濂，屢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數問宋先生起居無恙否。高麗、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文集。四方學者悉稱爲“太史公”，不以姓氏。雖白首侍從，其勳業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禮樂製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其明年，卒於夔，年七十二。知事葉以從葬之蓮花山下。蜀獻王慕濂名，復移塋華陽城東。弘治九年，四川巡撫馬俊奏：“濂真儒翊運，述作可師，黼黻多功，輔導著績。久死遠戍，幽壤沉淪，乞加恤錄。”下禮部議，復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諡文憲。
宋濂生平宋濂生於1310年十月十三日（11月4日），明代散文家,文學家，字景濂，號潛溪，諡號文憲或太史公。浦江（今浙江金華市付村鎮上柳村）人。遠祖居京兆（今陝西西安），其後裔屢次遷徙，至六世祖始從義烏遷金華潛溪（今金東區傅村上柳家村），後舉家遷居浦江青蘿山，又謂浦江人。自幼家境貧寒，但聰敏好學，曾受業於元末古文大家吳萊、柳貫、黃溍等。他一生刻 苦學習，“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順帝曾召他爲翰林院編修，他以奉養父母爲由，辭不應召，修道著書。
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宋濂與劉基，高啓並列爲明初文三大家。散文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朱元璋稱他爲“開國文臣之首”，劉基讚許他“當今文章第一”，四方學者稱他“太史公”。著有《宋學士文集》。
明初朱元璋稱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學提舉，與劉基、章溢、葉琛同受朱元璋禮聘，尊爲“五經”師，爲太子（朱標）講經。洪武二年（1369年）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學士承旨、知制誥。洪武十年（1377年）以年老辭官還鄉。後因其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黨案，朱元璋本欲殺戮，經皇后、太子力勸，改爲全家流放茂州（現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縣）。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途中病死於夔州（現在重慶奉節縣），後諡文憲。
明初，讀書於青蘿山中，藏書樓名“青蘿山房”，又名“蘿山書室”聚書8萬餘卷，史稱“明初藏書家首推宋濂”。多聚善本、孤本。如《長慶集》、《春秋經傳集解》、《史記》、《文選》、《羣書事林廣記》等，爲北宋縷版，後經兵火戰亂，複本已毀，唯獨他藏有小宋版,圖記宛然,古香可愛,推稀世珍本。他的藏書流傳至清代，錢曾、黃丕烈、潘祖蔭等人曾分別遞藏過。藏書印有“宋景濂藏書”、“金華宋氏景濂”、“景濂印”、“太史氏”、“玉堂學士之印”等。
宋濂介紹宋濂青年時代因元末戰亂遷居浦江，於青蘿山中築室讀書，因名其樓爲“青蘿山 房”。兵禍之後，官私藏書毀損嚴重，而宋濂因隱居山中，仍能坐擁書城。明祁承漢《澹生堂藏書紅》說：“勝國兵火之後，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藏書萬卷。”清載殿泗《風希堂文集》卷二《宋文憲公全集序》則說宋濂“始自潛溪徒浦江，得卷氏藏書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書之精華，有少數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長慶集》，先後爲錢曾、黃丕烈、潘祖蔭所藏。《百宋一廛賦》：“廬山《長慶》，見取六丁；金華太史，獨著精靈。”注：“《長慶集》北宋時鏤版，所謂‘廬山本’者。庚寅一炬，種子斷絕，唯此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圖記宛然，古香可愛，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經傳集解》、《史記》、《文選》等流入清宮內府，《天祿琳琅續編》有記。宋濂還曾藏有宋刊《事林廣記》，後歸廣東丁日昌，《持靜齋書目》著錄。
道統文學觀由來已久，但這裏也有區別：以韓愈、歐陽修爲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論上主張“文以明道”，強調“文”的工具性，但並不輕視“文”；宋代理學家看到他們的不徹底性，於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論點，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誘惑。宋濂的文學思想便是沿着理學家的極端觀點。在《文原》一文中，他強調了文“非專指辭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顯現，文與道相始終，道在哪裏，文亦在哪裏。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覆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雲稿序》）；“文外無道，道外無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這種理論批評古代作家，就顯出非常偏狹的態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後，“世不復有文”；賈誼、司馬遷所得的僅是“皮膚”，韓愈、歐陽修所得的也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幾位大儒，才“得其心髓”，纔算得上“六經之文”。至於明顯不合“溫柔敦厚”標準的各種文章，在宋濂看來，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論是一種受官方支持立場，這一點可以由《元史》的體例得到證明。自范曄《後漢書》分立《儒林》、《文苑》兩傳，以區分經學之士與文學之士，後代官修正史多沿襲之。《元史》卻取消了這種區分，單立《儒林傳》，認爲“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爲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詔命修撰的，這樣做當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這種理論必然給文學的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頌明初統治集團上層人物及表彰貞節婦女的作品，這大概就是他的“道統”文學的集中表現。但歷史已經獲得的進展，即使用強力去扭轉，也還是有困難。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還是存在兩面性。
宋濂在元末與楊維楨交誼甚篤，明初楊氏去世後，他爲之作墓誌銘，對楊的文學才能和成就推崇備至，甚至以相當寬容的語氣描繪其晚年“曠達”和“玩世”的生活情態，這和他的嚴厲的理論頗不諧調。他另外還有一些散文，對生活實際比較尊重，因而在宣揚某種道德觀念的同時，比較接近真實的人性。如《王冕傳》，寫出一個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開頭描寫王冕少年讀書情形的一節，頗有情趣：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
又如《鹿皮子墓誌銘》詳細介紹陳樵“屏去傳注，獨取遺經”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傳》寫出一個出世高士的形象，由於作者對不同的人物個性能取一種同情的態度，都寫得較出色。《送東陽馬生 序》自述早年在貧寒中求學的艱苦，也很真實動人。
宋濂的散文文辭簡練典雅，少作鋪排渲染。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斷，也能寫得相當秀美。各種文體往往各具特點，可以看出變化，不是那麼僵板。總的說來，他的文章風格具有密吻於道德規範的特徵，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語言修養和純熟的技巧，所以能夠成爲明初文學風尚的典範。
對於宋濂來說，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認他是什麼“大儒”，而帶有侮辱性地稱之爲“文人”（見《明史·桂彥良傳》）。因爲在朱元璋的政治體制中，已不能夠允許有“大儒”——社會的思想指導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導者。宋濂最後其實是死於無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嚴酷。
他的散文清新簡潔，行文善於變化，思想也比較深刻。
朱元璋稱他是“開國文臣之首”，劉基讚許他“當今文章第一”，四方學者稱他“太史公”。宋濂與高啓，劉基並列爲明初文三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