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的幾個問題

中國的教育，我個人的看法，最近幾年是發展最好的時期。但是，在老百姓的感受中，卻是最負面的，成了“衆矢之的”。據有關統計，在價格投訴中，教育是僅次於醫療和房地產的。

基礎教育：改變“應試教育”

從１９０５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制起，希望通過教育實現富國強兵———這可以叫做百年中國“教育救國夢”。這個夢，我們今天仍然在做着。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教育的問題主要是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叫做“片面追求升學率”；到了九十年代，終於發現了問題的實質，原來是搞的“應試教育”。 產生應試教育的原因，有以下三點： 首先是對義務教育基本原則的違背。集中表現在教育行政部門“製造差距，扶助重點”。在客觀上，形成了教育利益集團。其實，差距是客觀存在的，問題的關鍵是教育行政部門是在縮小還是增大這種差距。 二是愈演愈烈的擇校熱、奧校熱。各種學校都紛紛舉辦難度非常高的奧數班，甚至連學齡前的小孩子都上這班那班。 三是出口不暢———高等教育是個“瓶頸”。現在，１５％的大學毛入學率，是擴招前大約３％的５倍。全國的高考升學率，已經提升到６０％以上了，北京、上海甚至在到了７０％以上。但從整體上看“供求關係”的矛盾、優質高教資源的短缺，使應試教育的局面難有根本改觀。 愈演愈烈的應試教育帶來的後果是嚴重的：首先是教育中人文價值的闕如。工具理性的無限擴張、對現下功利性的無限追求、教育整體上的強烈的功利主義，都是這種後果的表現。其次是教育質量整體的低下。

農村教育：被忽視的“角落”

有兩句話，叫做“基礎教育不基礎，義務教育不義務”。 第一句是說基礎教育講解的知識，偏深偏難。中國小學生，即使是學習成績差的，到了日本、美國，都是成績非常好的，因爲同樣年級甚至高年級的知識他都學過。 第二句，義務教育不義務。“義務教育”中的“義務”，首先和主要的是國家的義務。其含義，一是強制的———作爲公民，必須接受這些教育；二是免費的———既然你強制他必須接受教育，就應該免費。而不是首先是公民的義務，更不能從這裏去謀利。必須想辦法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轉移支付，實現義務教育的完全、真正免費。 農村教育問題，還不完全是錢的問題：一是輟學和生源流失。教育部公佈的數字是，全國平均失學率３％左右。據我們的一項實證調查，在農村，比較嚴重的失學情況是１０％～２０％。二是農村出現新的“讀書無用論”。不少批評者把“板子”打到家長和學生身上，這是不公平的，這是教育自身的問題造成的：現行的教育，不適應學生和農村的實際———過深過難的教學內容，學生不能感到學習的樂趣；科目的設置，比如初中後計算機和英語口語的要求，在農村難以實現；升入初中後，不少學生門門功課不及格，馬上就會被淘汰。 教育向農村提供了一種無用的東西：學生升不上大學，學了１０多年的東西，一點兒用都沒有。無用的教育導致了教育無用論，是教育內部、教育自身的問題導致了學生的輟學和流失。我認爲，中國農村教育應該承擔起“三重使命”：爲升學的教育———這是許多農村孩子改變命運的唯一通道；爲城市化的教育；爲農村的教育———即使到了２０４０年，中國實現５０％的城市化程度，到那時１５～１６億的人口中還將有８億左右的農村人口，他們不能被教育拋棄。這一點我們都應有充分的認識。

民辦教育：春天還沒到

有這樣一組數字。民辦學校在校生的比重，２００２年小學是１．８３％，普通中學是０．９％，職業中學是１．２５％，頒發文憑的民辦高校是２．２％。民辦教育所佔的比重是非常之低的。 我認爲，限制民辦教育發展的，首先是法律的“瓶頸”。《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是一個“突破”。在這部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於２００２年１２月通過的法律中，對民辦教育由“限制”“管理”“控制”改變爲“大力扶植”，並“可以獲取合理回報”。“瓶頸”在於《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草案）》———該《實施條例（草案）》回到了《民辦教育促進法》制定、頒佈之前的觀念。本應與《民辦教育促進法》同時於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實施的，但是至今還沒實施。不少民辦教育家認爲它與《民辦教育促進法》不一致。 這裏又帶來另外一個問題：民辦學校私人財產權的法律保護。民辦學校的私人投資，在目前是沒有任何法律保護的。我的看法，這是比追求民辦學校與公立學校的平等法律地位還要迫切的事情。我們是“窮國辦大教育”，“政府無力辦，民間無‘法’辦”的狀況必須改變。 關於“教育產業化”，我認爲，不必囿於言辭之辯。贊成者和反對者有一個重要的共識是：教育是可以通過市場化的方式來提供的。這就足夠了。國家必須改變傳統的辦教育的模式，最大限度地吸收社會資金，使之成爲全民可以參與的事業。思路是兩個“放”：一個是解放，思想的和觀念的；一個是開放，不是對外的，而是對民間的、對社會資本的。

抉擇：效率還是公平？

教育的價值，不在於它培養出了多少傑出人物，而在於它是否使每個人都受到了他所能受到的、充分的教育。我們的教育理念卻是與此相反的。對一個國家的教育來說，國民素質整體上的提高才是教育的根本目標和價值所在。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先是在分配製度改革上，後來成爲整個經濟領域都使用的口號，直到最後被未加考慮、不加論證地引入教育和更多的領域，成爲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基本的口號。我認爲，這產生了很嚴重的問題。 多年來在教育上一直奉行的國家功利主義、精英主義的教育，重視高等教育輕視基礎教育、重視理工教育輕視人文教育。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個統計數據說，文科大學生只佔８％左右的比例，而世界上的一般情況是：文科大學生通常佔３０％～４０％的比例。 關於大學，關於專才和通才，清華的梅貽琦校長曾經有過非常精闢的論述：“大學之道，在於親民，”“通識爲本，專識爲末。”而我們現在的情況呢，就說“專家”吧，甚至被人譏爲“專門害人家”。 教育公平方面有些基本差別：城鄉的，地區（區域）的，層次的，性別的，等。這些差別是客觀存在的，無視這些差別，只按照自己的主觀願望是辦不成事情的。我們應該警惕的是，教育中缺乏公平維度的考慮將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

教育改革：以制度爲中心

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教育領域的改革，我認爲，那種以學校“創收”的數額和能力爲目標的改革是“財政視角”的改革。這種改革不但無助於教育領域問題的解決，反而會生出新的問題來。現在已經轉入到了教育的自身和內部，須在制度層面上進行改革：改變教育行政化、官員化的現狀，恢復教育多元化、社會化的本來面目和自下而上的生長活力，以及恢復教育的基本價值，例如學術自由、兒童中心，等等。 要恢復教育的民主性和公共性。首要的是建立教育經費的財政獨立，用法律和制度來保障教育的投入。要改變當下的教育投入方式，那種靠談判，靠教育行政部門與財政部門討價還價爭取教育經費的做法不改變，教育的民主性和公共性就難以實現。這對教育是沒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