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成功人士的3段經歷

光亮的背後，都有一段黑暗。每個成功人士背後，都有一段不爲人知的故事。本文講述一個成功人士的3段經歷，歡迎閱讀了解。

01

柳比歇夫能夠叫時間服從他，但不能左右環境。他無非是個凡人，激情、愛、挫折都能叫他分心，連幸福也會影響他的專心致志。

柳比歇夫每天能做到的，僅僅是在他的日記中做記錄，然後算出他軟弱到什麼程度，算出他爲幸福付出的代價。在自己的面前做到這樣坦率，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正如歷史上那些能夠爲了理想獻身的偉人們，他們的意志來自何處？他們從哪兒汲取力量在一條孤獨的道路上走下去？他們身上那種在風雨飄搖之中屹立不動的精神是怎麼形成的？有客觀情況的作用，有環境的影響，可是也有並且常常有本身的基礎，有某種註定了的東西，即古時候稱之爲“命運”的那個東西。

這些人的文化修養、廣度和深度都比得上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人和法國的百科全書派。當時，科學家同時是思想家。科學家善於使本學科與整個文化之間保持和諧一致。科學與思想攜手並進。如今，這種友好合作關係被破壞了。現代的科學家認爲必須做到的是——知道。他下意識地感覺到專業化的危險，想求助於他慣用的辦法——知道，以此來恢復均勢。

他以爲文化是可以“知道”的。他“注視”着新東西，讀書、看電影、聽音樂。表面上看，他彷彿是惟妙惟肖地複製了一切必要的動作和行爲，然而並沒有心領神會。藝術的精神方面，他並沒有感受到，沒有領悟。他“知道”，他“熟悉”，他“瞭解”，他“通曉”，但是這一切幾乎不能稱爲文化修養。

02

20世紀30年代，柳比歇夫在蘇聯植物保護研究所工作，研究害蟲的經濟價值。當柳比歇夫從數學的角度考察這個問題時，得出了一個頗使大家震驚的結論——他認爲害蟲的害處被人們大大誇大了。實際上，害蟲的危害性要比當時公認的低得多。爲此，他展開了一系列的追蹤走訪調查，用了整整三年的時間，反覆檢驗自己觀察所得，最後就將報告書付印。從而他得出了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那就是防治農業害蟲部門的工作被誇大了，如果照老樣子辦下去，這個部門本身，似乎也純屬多餘的了。

其實，需不需要這麼一個機構，同柳比歇夫有什麼關係？這不是他該操心的事。他得出了他那個關於害蟲的結論，他向上做了報告，寫出了書面材料，也就夠了，一個科學家該盡的職責已經盡到了……難道他不明白，這一個部門的存在關係到大量形形色色的人，其間有着利害關係。可他也明白。他在自己長時間奔波於大小農莊之際，已飽看了那些玩忽職守的當家人如何千方百計爲自己尋找藉口。他大概是明白的，所以他做了鬥爭的準備。

但他還是不能改變自己的做法。他驀地發覺自己不能按清醒的理智去行動，不能從科學的利益、從自己的目標出發去行動。犧牲自己總要有所爲——但是他被捕，他被當作破壞分子、走狗……又能給誰帶來好處呢？顯而易見，這麼做沒有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

可是他呆板而執拗地堅持自己的做法。柳比歇夫不僅記錄工作的成果，連生活中的倒黴事兒都一一記下。

03

人民生活中五光十色的側影同樣反映在他的生活中。叫人奇怪的，倒不是他在那樣的條件下能擠出時間來研究康德，而主要是他光看書還不夠。他的渴望求知的天性必定要這樣那樣地去消化品味，按照他的需要去吸收。他看了康德的作品，便寫了一篇論文，分析康德的主要著作，批判地選擇他合意的東西。他需要找到他自己的東西。

一般人的意見也罷，公認的權威也罷，對他都不起作用。在他看來，某種思想是否有權威，並不取決於擁護這種思想的人有多少。

在他的頭腦深處，有什麼東西在那裏翻騰。某些地方，其他任何人都見不到有真理存在，他卻在那裏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而在另一些地方，已經確立了不可動搖的真理，他卻在那裏探求懷疑。

他身上有一種向自己提出問題的需求，這些問題，人們是早就放棄了的。自然界的實質、進化的實質、合理性等——這是一種不合時宜的、迂腐的需求。

他的可貴，在於他努力做出回答，不怕有錯誤。他這個人雖然極其特別，但不是獨一無二的。柳比歇夫同一些大家的來往書信，反映出彼此高度的文化修養和崇高的情操，令人賞心悅目。看了這些信，禁不住又羨慕又難過——隨着這一代人的逝去，本世紀初和十月革命時代的俄羅斯文化即將成爲明日黃花、過眼煙雲。

柳比歇夫在精神方面對自己的要求和在研究上一樣嚴格，他不斷對自己提問，追求真理。他沒有特別優越的生活條件，經歷過戰爭年代，但他把一切苦難化爲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