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卷二十二 志第二大綱

　　◎禮儀二

隋文帝開皇中，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明堂木樣以獻。帝令有司於京城安業裏內規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諸儒爭論不定，竟議罷之。煬帝時，愷復獻明堂木樣並議狀，屬遷都興役，事又不就。終於隋代，季秋大享，恆在雩壇設祀。

高祖受禪，不遑創儀。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議其制。貞觀五年，太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議違古，上言曰："臣伏尋前敕，依禮部尚書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等議，以爲'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敕雲：'爲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名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雲：'宗祀文王於明堂'。不雲明樓、明觀，其義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爲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恆然，猶依大典，惟在樸素。是以席惟颭秸，器尚陶匏，用繭栗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道，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祭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爲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雲無四壁，未審伯莊以何知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雲：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是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升樓，路便窄隘，乘輦則接神不敬，步往則勞勩聖躬。侍衛在旁，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己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侍中魏徵議曰："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復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樑、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睹，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舍。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佈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爲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議猶未決。

十七年五月，祕書監顏師古議曰：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睹。始之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於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模。衆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佈政之宮也。徒以戰國縱橫，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爲準的，理實蕪昧。然《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個、右個，與四時之次相同，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革蜀〉，祠於高禖。下九門磔禳以御疾疫，置樑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爲，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屍子》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複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皋庫之內，亦何雲於郊野哉?《孝經傳》雲"在國之陽"，又無裏數。

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代，錶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雲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曰："在國之陽，三裏之外。"淳于登又云："三裏之外，七裏之內，丙巳之地。"潁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理定製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尚或補其闕漏。況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略而不論。

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發德音，久令詳議。但以學者專固，人人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爲五帝之後，兩漢已前，高下方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聖情創造，即爲大唐明堂，足以傳於萬代，何必論戶牖之多少，疑階庭之廣狹?若恣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封禪儀，博望諸生，所說不同，莫知孰是。唯御史大夫倪寬勸上自定製度，遂成登封之禮。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繁省，爲其節文，不可謙拒，以淹大典。"尋以有事遼海，未暇營創。

永徽二年七月二日，敕曰："上玄幽贊，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應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紀處天之業。且合宮、靈府，創鴻規於上代;太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其立天中，作人極，佈政施教，其歸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靈，聿遵孝享，而法宮曠禮，明堂寢構。今國家四表無虞，人和歲稔，作範垂訓，今也其時。宜令所司與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務依典禮，造立明堂。庶曠代闕文，獲申於茲日;因心展敬，永垂於後昆。其明堂制度，令諸曹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國子祕書官、弘文館學士同共詳議。"

於是太常博士柳宣仍鄭玄義，以爲明堂之制，當爲五室。內直丞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義，以爲九室。曹王友趙慈皓、祕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諸儒紛爭，互有不同。上初以九室之議爲是，乃令所司詳定形制及辟雍門闕等。

明年六月，內出九室樣，仍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言：

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爲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從內樣爲定。基高下仍請準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約準一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內樣：室各方三筵，開四闥、八窗。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闊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並巷在堂上，總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楯、檐，或爲未允。請據鄭玄、盧植等說，以前樑爲楣，其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節作司約準面別各餘一丈一尺。內樣：室別四闥、八窗，檢與古同，請依爲定。其戶依古外設而不開。內樣：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樑。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樑高三丈，樑以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內樣爲定。其屋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爲四阿，並依禮加重檐，準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爲便。其四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

辟雍，按《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雲："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黃圖》雲"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雲"水外周堤"。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爲樑"。《禮記·明堂位》、《陰陽錄》雲："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闊，今請減爲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爲樑，其外周以圓堤，並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

殿垣，按《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內，高不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準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去堂步數，請準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爲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門別各安三門，施玄閫，四角造三重魏闕。

此後羣儒紛競，各執異議。尚書左僕射于志寧等請爲九室，太常博士唐眕等請爲五室。高宗令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帝曰："明堂之禮，自古有之。議者不同，未果營建。今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爲宜?"工部尚書閻立德對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暗，五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慮。"上以五室爲便，議又不定，由是且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