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四十六 志第二十七

　　◎食貨一

國之有食貨，猶人之有飲食也。人非飲食不生，國非食貨不立。然燧人、庖犧能爲飲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無飲食之疾。三王能爲食貨之政以遺後世，而不能使後世無食貨之弊。唯善養生者如不欲食啖，而飲食自不闕焉，故能適飢飽之宜，可以疾少而長壽。善裕國者初不事貨殖，而食貨自不乏焉，故能制豐約之節，可以弊少而長治。

金於食貨，其立法也周，其取民也審。太祖肇造，減遼租稅，規模遠矣。熙宗、海陵之世，風氣日開，兼務遠略，君臣講求財用之制，切切然以是爲先務。雖以世宗之賢，儲積之志曷嘗一日而忘之。章宗彌文煟興，邊費亦廣，食貨之議不容不急。宣宗南遷，國土日蹙，污池數罟，往往而然。考其立國以來，所謂食貨之法，犖犖大者曰租稅、銅錢、交鈔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數變而數窮。官田曰租，私田曰稅。租稅之外算其田園屋舍車馬牛羊樹藝之數，及其藏鏹多寡，徵錢曰物力。物力之徵，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無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國，歸必增物力錢，以其受饋遺也。猛安謀克戶又有所謂牛頭稅者，宰臣有納此稅，庭陛間諮及其增減，則州縣徵求於小民蓋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瑣細，不可殫述。其爲戶有數等，有課役戶、不課役戶、本戶、雜戶、正戶、監戶、官戶、奴婢戶、二稅戶。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後變爲通檢，又爲推排。凡戶隸州縣者，與隸猛安謀克，其輸納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謂其厲民，即命罷之。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乏，又即舉行。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饒。一時君臣節用之言不絕告誡。嘗自計其國用，數亦浩瀚，若足支歷年者，郡縣稍遇歲侵，又遽不足，竟莫詰其故焉。

至於銅錢、交鈔之弊，蓋有甚者。初用遼、宋舊錢，雖劉豫所鑄，豫廢，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議鼓鑄，民間銅禁甚至，銅不給用，漸興窯冶。凡產銅地脈，遺吏境內訪察無遣，且及外界，而民用銅器不可闕者，皆造於官而鬻之。既而官不勝煩，民不勝病，乃聽民冶銅造器，而官爲立價以售，此銅法之變也。若錢法之變，則鼓鑄未廣，斂散無方，已見壅滯。初恐官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佈。繼恐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訐之路，犯者繩以重罰，卒莫能禁。州縣錢艱，民間自鑄，私錢苦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鑄大錢，所準加重，百計流通，卒莫獲效。濟以鐵錢，鐵不可用，權以交鈔，錢重鈔輕，相去懸絕，物價騰踊，鈔至不行。權以銀貨，銀弊又滋，救亦無策，遂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然而二者之弊乃甚於錢，在官利於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於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於是，禁官不得用大鈔，已而恐民用銀而不用鈔，則又責民以鈔納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貫至百貫例，後造二百貫至千貫例，先後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限以年數，限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民疑日深。其間，易交鈔爲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準銀並用。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織綾印鈔，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會，汔無定製，而金祚訖矣。

歷觀自古財聚民散，以至亡國，若鹿臺、鉅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亡財匱，比比有之，而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爲政，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徵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及其亡也，括粟、闌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爲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高琪爲相，議至榷油。進納濫官，輒售空名宣敕，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劇盜之效順，無金帛以備賞激，動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蔇，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颻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蓄，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訛可、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寸無補，三軍僨亡，我師壓境，兵財俱困，無以御之。故志金之食貨者，不能不爲之掩卷而興慨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使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仿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所爲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耶!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樸，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並用其所短也。繁褥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由是歟?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救其弊，只益甚焉耳。其他鹽策、酒麴、常平、和糴、茶稅、徵商、榷場等法，大概多宋舊人之所建明，息耗無定，變易靡恆，視錢鈔何異?田制、水利、區田之目，或驟行隨輟，或屢試無效，或熟議未行，鹹著無篇，以備一代之制雲。

　　戶口

金制，男女二歲以下爲黃，十五以下爲小，十六爲中，十七爲丁，六十爲老，無夫爲寡妻妾，諸篤廢疾不爲丁。戶主推其長充，內有物力者爲課役戶，無者爲不課設戶。令民以五家爲保。泰和六年，上以舊定保伍法，有司滅裂不行，其令結保，有匿奸細、盜賊者連坐。宰臣謂舊以五家爲保，恐人易爲計構而難覺察，遂令從唐制，五家爲鄰、五鄰爲保，以相檢察。京府州縣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衆寡爲鄉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村社三百戶以上則設主首四人，二百戶以上三人，五十戶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違。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盜賊。猛安謀克部村寨，五十戶以上設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觀則設綱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戶十分內取三分，富民均出顧錢，募強幹有抵保者充，人不得過百貫，役不得過一年。(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嘗欲罷坊、里正，復以主首遠，入城應代，妨農不便，乃以有物力謹願者二年一更代。)凡戶口計帳，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縣以里正、主首，猛安謀克則以寨使，詣編戶家責手實，具男女老幼年與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實數報縣，二月二十日申州，以十日內達上司，無遠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呈省。凡漢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謀克戶。猛安謀克之奴婢免爲良者，止隸本部爲正戶。凡沒入官良人，隸宮籍監爲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爲官戶。

當收國二年時，法制未定，兵革未息，貧民多依權右爲苟安，多隱蔽爲奴婢者。太祖下詔曰：“比以歲凶民飢，多附豪族，因陷爲奴隸。及有犯法，徵償莫辦，折身爲奴。或私約立限，以人對贖，過期則以爲奴者。並聽以兩人贖一爲良，元約以一人贖者從便。”天輔五年，以境土既拓，而舊部多瘠滷，將移其民於泰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視其地。昱等苴其土以進，言可種植，遂摘諸猛安謀克中民戶萬餘，使宗人婆盧火統之，屯種於泰州。婆廬火舊居阿注滸水(又作按出虎)，至是遷焉。其居寧江州者，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歡、奚撻罕等四謀克，挈家屬耕具，徙於泰州，仍賜婆盧火耕牛五十。天輔六年，既定山西諸州，以上京爲內地，則移其民實之。又命耶律佛頂以兵護送諸降人於渾河路，以皇弟昂監之，命從便以居。七年，以山西諸部族近西北二邊，且遼主未獲，恐陰相結誘，覆命皇弟昂與孛堇稍喝等以兵四千護送，處之嶺東，惟西京民安堵如故，且命昂鎮守上京路。既而，上聞昂已過上京，而降人復苦其侵擾多叛亡者，遂命孛堇出裏底往戒諭之，比至，而諸部已叛去。又以猛安詳穩留住所領歸附之民還東京，命有司常撫慰，且貸一歲之糧，其親屬被虜者皆令聚居。及七年取燕京路，二月，盡徙六州氏族富強工技之民於內地。太宗天會元年，以舊徙潤、隰等四州之民於瀋州之境，以新遷之戶艱苦不能自存，詔曰：“比聞民乏食至鬻子者，聽以丁力等者贖之。”又詔孛堇阿實賚曰：“先皇帝以同姓之人昔有自鬻及典質其身者，命官爲贖。今聞尚有未復者，其悉閱贖之。”又命以官粟贖上京路新遷置寧江州戶口貧而賣身者，六百餘人。二年，民有自鬻爲奴者，詔以丁力等者易之。三年，禁內外官及宗室毋得私役百姓，權勢家不得買貧民爲奴，其脅買者一人償十五人，詐買者一人償二人，罪皆杖百。七年，詔兵興以來，良人被略爲驅者，聽其父母妻子贖之。熙宗皇統四年詔陝西、蒲、解、汝、蔡等州歲飢，百姓流落典僱爲驅者，官以絹贖爲良，丁男三匹，婦人幼小二匹。

世宗大定二年，詔免二稅戶爲民。初，遼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賜諸寺，分其稅一半輸官，一半輸寺，故謂之二稅戶。遼亡，僧多匿其實，抑爲賤，有援左證以告者，有司各執以聞，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十七年五月，省奏：“鹹平府路一千六百餘戶，自陳皆長白山星顯、禪春河女直人，遼時籤爲獵戶，移居於此，號移典部，遂附契丹籍。本朝義兵之興，首詣軍降，仍居本部，今乞釐正。”詔從之。二十年，以上京路女直人戶，規避物力，自賣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貧乏，詔定製禁之。又謂宰臣曰：“猛安謀克人戶，兄弟親屬若各隨所分土，與漢人錯居，每四五十戶結爲保聚，農作時令相助濟，此亦勸相之道也。”二十一年六月，徙銀山側民於臨潢。又命避役之戶舉家逃於他所者，元貫及所寓司縣官同罪，爲定製。二十三年，定製，女直奴婢如有得力，本主許令婚娉者，須取問房親及村老給據，方許娉於良人。是年八月，奏猛安謀克戶口、墾地、牛具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墾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戶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內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墾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牛具三百四。迭剌、唐西二部五颭，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內正口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萬八千八十一。)墾田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二十五年，命宰臣禁有祿人一子、及農民避課役，爲僧道者。大定初，天下戶才三百餘萬，至二十七年天下戶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五千八十六。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封事者言，乞放二稅戶爲良。省臣欲取公牒可憑者爲準，參知政事移剌履謂：“憑驗真僞難明，凡契丹奴婢今後所生者悉爲良，見有者則不得典賣，如此則三十年後奴皆爲良，而民且不病焉。”上以履言未當，令再議。省奏謂不拘括則訟終不絕，遂遣大興府治中烏古孫仲和、侍御史範楫分括北京路及中都路二稅戶，凡無憑驗，其主自言之者及因通檢而知之者，其稅半輸官，半輸主，而有憑驗者悉放爲良。明昌元年正月，上封事者言：“自古以農桑爲本，今商賈之外又有佛、老與他遊食，浮費百倍。農歲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傷農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自披剃爲僧、道者。是歲，奏天下戶六百九十三萬九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萬七千九百，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餘石，除官兵二年之費，餘驗口計之，口月食五斗，可爲四十四日之食。上曰：“蓄積不多，是力農者少故也。其集百官，議所以使民務本廣儲之道，以聞。”六月，奏北京等路所免二稅戶，凡一千七百餘戶，萬三千九百餘口，此後爲良爲驅，皆從已斷爲定。明昌六年二月，上謂宰臣曰：“凡言女直進士，不須稱女直字。卿等誤作迴避女直、契丹語，非也。今如分別戶民，則女直言本戶，漢戶及契丹，餘謂之雜戶。”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天下女直、契丹、漢戶七百二十二萬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萬四百，物力錢二百六十萬四千七百四十二貫。泰和七年六月，敕，中物力戶，有役則多逃避，有司令以次戶代之，事畢則復業，以致大損不逃之戶。令省臣詳議。宰臣奏：“舊制太輕。”遂命課役全戶逃者徒二年，賞告者錢五萬。先逃者以百日內自首，免罪。如實銷乏者，內從御史臺，外從按察司，體究免之。十二月，奏天下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戶增於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萬七千六十五)。此金版籍之極盛也。

及衛紹王之時，軍旅不息，宣宗立而南遷，死徙之餘，所在爲虛矣。戶口日耗，軍費日急，賦斂繁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廬田，相繼亡去。及屢降詔招復業者，免其歲之租，然以國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還。興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欲懸賞募人捕亡戶，而復慮騷動，遂命依已降詔書，已免債逋，更招一月，違而不來者然後捕獲治罪，而以所遺地賜人。四年，省臣奏：“河南以歲飢而賦役不息，所亡戶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復業者，論如律。”時河壖爲疆，烽鞞屢警，故集慶軍節度使溫迪罕達言：“亳州戶舊六萬，自南遷以來，不勝調發，相繼逃去，所存者曾無十一，碭山下邑，野無居民矣!”

　　通檢推排

通檢，即《周禮》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物行徵之制也。金自國初佔籍之後，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師旅之餘，民之貧富變更，賦役不均，世宗下詔曰：“粵自國初，有司常行大比，於今四十年矣。正隆時，兵役並興，調發無度，富者今貧不能自存，版籍所無者今爲富室而猶倖免。是用遣信臣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無不均之嘆，以稱朕意。凡規措條理，命尚書省畫一以行。”又命：“凡監戶事產，除官所撥賜之外，餘凡置到百姓有稅田宅。皆在通檢之數。”時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爲功，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爲酷暴，棣州防禦使完顏永元面責之曰：“朝廷以正隆後差調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殘暴，妄加民產業數倍，一有來申訴者，則血肉淋離，甚者即殞杖下，此何理也?”弘信不能對，故惟棣州稍平。五年，有司奏諸路通檢不均，詔再以戶口多寡、貧富輕重，適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檢地土等第稅法。十五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以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遣濟南尹樑肅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