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中的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是民族精神在思想理論上的一種結晶和表現

打開中華民族的歷史，赫然在目的是兩個字：“憂患”，有的來自自然界，也有的來自社會羣體和個人。衆所皆知，在近代歷史中，中華民族被所有世界列強所欺凌，但他沒有被任何一個侵略者征服、消滅，相反，他終於找到了民族復興之路。這是因爲，中華民族自身有一種生機，有一種永不衰竭的活力，可稱之爲民族精神，而憂患意識恰恰就是民族精神在思想理論上的一種結晶和表現。

2010年清明祭陵學術研討會的主題爲 “清明·感恩與社會和諧”，這便於學者從更加寬闊的歷史背景發掘祭黃帝陵的感恩意蘊，進一步探討中華文化基本理念的歷史和現實意義。“清明”傳統節日被稱爲“民族感恩節”，不是沒有道理的，其實質就是不忘中華民族的憂患歷史和民族奮鬥史。如果離開“民族憂患”，就無法理解“民族感恩”的深刻內容;同樣，離開民族的和諧理想，也就難以認清民族爲之奮鬥的目標。因此，將“憂患”與“和諧”聯繫起來思考，是有必要的。

孔子的“憂”與“樂”

如果要對人的道德情操進行分類，用中華文化中的兩個理念“憂”與“樂”來表述，最爲恰當。憂樂觀實際是價值觀。作爲中華古代優秀文化代表的孔子，多次講述自己的“憂”與“樂”。他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作爲“君子”，不注意自己道德品質的提高，不切磋學問，不按照道義的原則去行事，有了過錯不能及時改正——這些就是孔子目睹春秋末期社會現實情況而產生的憂慮。孔子有“憂”也有“樂”，比如他的名言：“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孔子誇讚自己的學生顏回：他身居陋巷，生活艱苦，在“人不堪其憂”的狀況下能夠“不改其樂”，堅持追求道德和學業上的進步，實在是一位賢明的君子呵!孔子說自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由此可以看到，孔子區別“憂”與“樂”，其標準是人的道德修養和精神狀態，這在中華文化中簡稱爲“尚德”精神。

如果認爲孔子的憂患意識只從人的道德品質着眼，那就不夠了。他同時關心社會的安定與和諧，這在《論語·季氏》中有詳細的記載。當時魯國公室衰微，在魯國掌管實權的.是所謂“三桓”(魯莊公弟慶父、叔孫氏、季孫氏三家)。“顓臾”附屬於魯國，主東蒙山祭祀，季孫氏企圖討伐顓臾。面對這種形勢，孔子講了關於社會和諧的政治哲學，他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東漢經學家包鹹《論語章句》、南宋思想家朱熹《論語集註》中認爲，孔子在這裏強調的是“上下和同”、“小大安寧”、“上下相安”。歸總一句話，在孔子看來，國家的憂患不在於經濟實力是否充實，人力資源是否充沛，而在於對這些財物的佔有和處理是否合理，能否使社會安寧有序;他強調人的作用大於物的因素。“政者，正也”(《論語·顏淵》)，對於執政者來說，要求他們端正、公正。後來，中國古代的許多政治家、思想家，大都是沿着孔子的這個思路去看社會問題的。

憂患意識源於中華文化中的變易之學

“憂患”一詞出於《易傳·繫辭下》：“《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繫辭》的作者認爲《易經》可能是文王時期的憂患之作。《易·明夷卦·彖傳》舉例說，殷紂王時期，天下無道，當時周文王被囚，蒙受大難，但是文王內存陽剛之德，外用柔順之道，終於化險爲夷。

戰國末期，學者們研究《易經》，將研究心得寫成《易傳》一書，共分十篇，其中《繫辭》着重論述《易經》的理論要義，也研究事物變易的內在根源，認爲陰陽、剛柔、動靜、吉凶、禍福、存亡等對立方面的相推相摩，引發了自然和社會的變化，用“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八個字來說明：人們認識事物變化之奇妙，贊之爲“盛德”。洞察此，君子們才能夠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易傳·繫辭下》)。由此可以看出，《易傳·繫辭》的憂患意識是從事物變易之理推斷而出的，體現了中華古代文化中樸素辯證思維的一種理論形態。總之，中華歷史文化具有豐富的、綿延不斷的辯證思維，使中華民族在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時候總是考慮到正反兩面，並且能夠預見事物的發展方向。

憂患意識的演變與發展

憂患意識歷代相傳。唐代政治家魏徵將“憂患”解爲人的精神狀態，據《新唐書·魏徵傳》載，他說：“‘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治國理政者能夠不忘國家的危險因素，從而採取預防的措施，社會有望趨向安全;能夠考慮明白混亂的原因，社會才能逐漸太平;能夠思考清楚滅亡的原因，社會就能變得穩固。在魏徵的論述中，包含有憂患意識與社會和諧這二者互相依存的某種要點。如果沒有憂患意識，也就看不到社會矛盾，找不到解決矛盾的妥善方法，營造不了社會和諧。因此，對於治國理政者來說，即或是在非常順利和取得很大勝利的時刻，仍然要謙虛謹慎，牢記“自強不息”這個中華文化的古訓。

這裏要提到大家熟知的《貞觀政要》一書，該書爲唐代史家吳兢所著。他生活在武則天至玄宗時期，看到當時社會繁榮的景象，也覺察到社會中存在着的某些危機;因此，他的這部著作並不完全是歌功頌德之作，還含有憂患意識以及對於社會矛盾的關注，後人從中可以得到啓示。

關於憂患意識，人們經常將北宋時期政治家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一文作爲代表，要人們去誦讀，指導自己的行動，這是很有見地的。范仲淹有豐富的政治和實踐經驗，他的名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裏提出了問題：政治家們怎樣才能不因環境變遷而改變自己的志向?不因個人得失而轉移自己的信念?范仲淹的回答是：在朝廷做官，要情繫黎民百姓;不在廟堂之上，仍然要有對於國家的憂患情懷。當天下人都有了快樂和幸福的時候纔有個人的歡樂愉快。范仲淹把我國古代的憂患意識提升到憂國、憂民的高度，產生了深遠影響。

上述憂患意識在明、清時期又有發展。清初學者黃宗羲的憂患情懷錶現在他對於君主專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上，聲稱“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企圖爲政治革新找到一條新路。到了清代後期，人們的憂患意識又表現爲民族救亡圖存的愛國思潮，有了嶄新的內容。

我們今天強調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由於它淵源於中華古代優秀文化，因此，介紹古代憂患意識的若干內容，會有助於人們對於憂患意識的理解。不過，也要看到，今天我們所倡導的憂患意識，它根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反映了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並不是我國古代憂患意識的翻版，而體現在爲民族復興和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個偉大目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