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統的文學觀點
導語：在魏晉南北朝衆多君主中，蕭統、蕭剛、蕭繹在文學上頗有造詣。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整理的蕭統的文學觀念，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劉勰的《文心雕龍》第十六篇是《史傳》篇，講歷史散文。“史”源於古代左史記言與右史記事，“傳”是對經書意旨的轉授。全篇內容大致分三部分：先是對“史”“傳”文體的起源、形成及演變的介紹;二是在論述史書源流、體例演變的過程中，對晉代以前的史書做了較爲系統的總結和簡明辯證的評論;三是總結文體寫作的方法與特色，寫到了史學功用，史官建置，史家素養，史書寫作格式和文字要求以及史著的得失等問題。劉勰在《史傳》篇文體論的寫作上，提出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彰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原則，繼承發展了前人文體研究的理論和經驗，從上述對《史傳篇》的梳理中，可見劉勰確實遵循了他提出的原則。
純文學是非功利重抒情的美文，而劉勰《文心雕龍》所論述的範圍包括經、史、子部，他所說的“文”是廣義的文，是包括一切語言文字寫作的文章和著作的，這與雜文學所論述的範圍大致相同，但是不能說劉勰就是雜文學觀或泛文學觀。從整部著作的編排上來看，《文心雕龍》上編中前五篇是“文之樞紐”，而在正式寫文類的時候，劉勰是按照“有韻之文”一“韻散兼備”一“無韻之筆”的順序編排;另外對於從第十五篇至二十五篇的無韻之各文類，劉勰是按照先專書，後單篇文章的順序來編排。顯然這種編排並非偶然，而是作者在充分認識備種文體的文類大小和文學性強弱之後有意爲之的。在評價作品和作者思想時，我們必須迴歸到作者所處的歷史時代和當時文學的發展狀況當中，雖說《文心雕龍》涵蓋的範圍很廣，但已表現出劉勰有意區分文學與非文學的意圖，當然我們認識到劉勰文學觀念中不科學的地方。
從《文選》看蕭統對史書的態度兼論其文學觀
《文選》是我國現存最早，影響最大的一部詩文選集，收錄了從戰國至樑初750篇作品，它的編選體現了以蕭統爲主編的文人集團的文學觀念。清人阮元《書昭明太子(文選序>後》中雲：“昭明所選，名之日文，蓋必文而後選也。經也，史也，子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必‘沉思’‘翰藻’，始名爲文，始以入選也。”
關於史書，除《史記》與《漢書》外，其後的幾乎全是官書或須上奏朝廷之書，且記傳諸體大抵採自原始“起居注”、“實錄”或其他前人著述。蕭統在《文選?序》中提到了他對史書的態度：“至於記事之史，系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因而歷史著作是不符合《文選》的選錄標準，故排除在外。但他又接着講到：“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深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由此可以看出，蕭統對史書和其部分“論”“贊”是持不同態度的。在《文選》實際編錄中，蕭統在卷四十九和卷五十破格選錄了《晉紀》和《後漢書》等史書中一些“論”“贊”篇章。以《後漢書》爲例，其中的論贊部分，范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寫道：“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從蕭統在“史論”一類中錄《後漢書》文字最多的情況看，他可算得上是一位范曄說的“賞音者”。可他在《文選?序》中已說不收錄史的著作，史書中贊、論等入選只是因爲有文采而已，但他又不將“史論”列入“論”，而是對這兩種特別另立一類，這對文體分類來說多少是些不妥當的，不過《文選》畢竟不是理論性的.著作，而一部詩文選集。
蕭統認爲由質樸趨向藻麗是文學藝術發展的必然趨勢，文采應爲“文”的必備條件，因而《文選》選錄文章的藝術標準，是當時流行的駢體文學和語言聲律之美。與劉勰《文心雕龍》廣泛的“文”相反，《文選》取狹義之“文”，即文學寫作的文本，既不包括經籍、予籍，也不包括史籍中的言辭、記事之文，而僅取“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的篇章，包括詩篇、賦作和文章。當然，蕭統僅從文采衡量文與非文，也非是最妥帖的。
劉勰與蕭統之文學觀比較
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提出：在史書的立意、選詞用字上，要以儒家的經典爲依據;在警戒規勸、考慮取捨時要以聖人的言論爲準則，並反對《史記》《漢書》爲呂后立紀。而蕭統主張“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俘。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致。”(《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這承自孔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可見，劉勰和蕭統深受儒家思想的桎梏，文學觀也有着濃郁的正統儒家色彩。
昭明太子蕭統曾與劉勰有過多年的直接接觸和密切的主從關係，再加上劉勰《文心雕龍》中給予好評的許多作品都入選《文選》，因而《文選》的編纂深受《文心雕龍》影響已被學術界大多數人所認同。另外，
《文心雕龍》是一部研究和闡述各類文體的創作特徵及歷史發展的理論著作，而《昭明文選》是一部優秀文學作品的選集。因而，不能簡單地僅從對史書態度的不同這一點上來說劉勰是“泛”文學觀，而蕭統是“純”文學觀。蕭統在《文選》的編排中注意到了作品文學的獨特性，雖說他的選文標準並非完善，與今日的文學概念並不完全符合，但他意圖用南朝文筆之辨的理論將文學與哲史區分開來，從這一點來講他比劉勰的文學觀要先進一點，也可謂是積極探索文學獨立性的先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