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魚兒散文

在魚的眼睛裏，我肯定是個十惡不赦的劊子手。

村東頭有個人工湖，人們管它叫魚池。我第一次見到魚池時，大概只有五歲。印象裏的魚池很大很大，大得讓年幼的我無法形容。那天，姐姐領着我沿着池子的邊緣走，足足走了一上午才走了半圈。我們是去撿死魚，死魚曬乾了，加工了，是家禽很好的飼料。

老人們講，魚池本來只是個小水坑，是1962年的一場大水讓它的個頭長了好幾圈。

“爺爺，咱這魚池有多大？”我問一個在池邊散步的老人家。

“有三千畝吧？”老人家轉身和同伴商量着這個數字。

同伴搖着頭糾正：“我看有四千畝！”

“那就三四千畝吧！”老人家笑了。

我念叨着這個數字，心說，我家的玉米地才10畝呦。

那天，母親下班後找不到我們，我們回來時正看到母親焦急地找我們，母親見到我們，二話不說就掄起笤帚打我們：魚池裏偶爾會淹死人，她決不允許我們到那裏去。

見到魚池後，我就迷戀上了捉魚，當然不是在巨大的魚池裏捉魚，而是在莊稼地裏。

最初的時候，我只能徒手捉魚。我們那裏有萬畝稻田。雖地處乾旱的蒙古高原，我的家鄉卻有百餘年的水稻種植史，厚厚的淤泥土孕育出顆粒飽滿的稻米，城裏人都爭搶着來這裏買米。稻田的溝渠、小蓄水池還有水塘裏都有魚，而且多是肉味鮮美的鯽魚——因爲它們體型扁平，鄉親們叫它們爲扁魚瓜子。

每當天氣悶熱的午後，父親會先把我叫起來，再打發我去喊相親四鄰。

我急了：“叫上那麼多人，咱們得少抓多少魚啊？”

父親笑了：“人多了好，把魚吵翻天，它們就自己往咱們身邊來了，省力氣呢！”

我說不過父親，噘着嘴去叫人了。

後來我發現確實是那麼回事：人多時，魚會怕得亂闖亂撞，被我們捉住的機率就大多了。但是機率的大小和捉不捉得住沒太大的關係，這還和技術、心理素質有關，這可不是我憑空把捉魚這種“容易”的事拔高。容易？未必！想吧：兩隻手在被攪得昏黑的水中摸索，不知道什麼時候能觸到魚，也不知道這魚有多大、速度有多快——有時候撞到手上的根本不是魚，也許只是些癩蛤蟆死樹根之類的東西。摸着摸着，冷不丁地就有滑滑的涼涼的感覺襲上來，你還沒來得及判斷那是螞蟥還是水蛇，它就已經無影無蹤了。

父親是村裏的捉魚能手，這得益於他那雙粗糙有力的大手和獨到的技巧。

父親說：在摸近以前踩過的腳印時，手的速度要放慢，那可能是魚的家，然後在碰到魚的身體部位後迅速地用手按住它的脊背。

果不其然，照着這個法子，我時常能抓住大個的鯽魚。

如果僅僅是這樣，我是不願意稱自己是劊子手的，因爲被我徒手捉住的魚總共加起來也不過幾十斤而已，作爲一個孩子，捉幾隻魚吃老天都會原諒的。

我要說的是淘魚。

淘魚！多麼富庶的說法！聽起來好像是魚多得可以隨便拿水桶舀出來！其實不然。這是個純體力勞動，就是把灌溉用的大渠攔截成二三十米爲一段的範圍。然後用桶向外淘水，這種勞動一般都是兩個人以上合作。我總和老叔家的.小哥打夥，每當週末，他就來叫我，然後我們拿好魚具、鐵鍬、水桶和編織袋。最煩人的程序不是淘水，而是攔截水。從佈滿爛草根和樹根的渠底把粘得要命的淤泥挖出來，要消耗掉我倆大部分體力和時間。堤壩修好後，還要時常遛遛，防止堤壩被水衝開。然後就開始淘水了。

開始時是沒什麼意思的，這裏的水深末過膝蓋，看不到魚，沒有成就感，我們淘過的最深的水渠有八九十公分的樣子，現在想來，那時候真是不知疲倦。水變淺的時候，魚就不安分起來，我們邊淘着水，邊喜滋滋地回頭看，看到了那些魚的脊背，人變得歡快了，水走得也快了。在我的記憶中，這樣的工作我做了無數次，而且幾乎每次都是和小哥一起。姐姐說我收穫最多的一次，是我出去了一天，晚上被爸爸找回來，帶回家兩個半100斤裝編織袋的魚。有的時候是空手而歸的，不是因爲沒找對魚的老巢，而是堤壩突然被外面的水壓垮，眼見着大水捲進來，而魚卻不見了。

更多的時候是我們哥倆帶回來一袋半袋的魚，然後兩個人坐在月光下分魚，誰也不想多拿，總是在對方不留心時偷偷送出幾捧。

那些日子，不能不讓我感慨，因爲它們佔據了我童年的大部分時間。勞動教會了我很多東西，比如付出、回報、精神、信念、協作、成功、失敗、渾水摸魚、樂此不疲、涸澤而漁、無功而返等等，這些概念化的東西只有體驗過，才能深刻地領悟，這對我的成長來說是件大好事。

而那些被我殺死的魚兒，成了免費的教具。

人類社會也大抵是這樣吧：在萬物被我所用的基礎上，一步步地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