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陰奸散文

我們老家把背後說人壞話、搞陰謀詭計的人稱爲陰奸，我們隊裏的國哥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大家很少叫他名字的，都稱他國陰奸。

國陰奸的父親去世的早，他母親改嫁到上荷塘一個很遠的地方，他就在小時候隨母下堂了，在那裏結婚以後纔回到老家來。

最初認識他的時候，我大概是10歲的`樣子，國陰奸見到我就笑咪咪地說，你家裏桂桂呢？或者說，你家裏桂桂在做什麼呀？他所說的桂桂就是我父親的派名，我們那裏的習慣，當一個人成年之後，別人是不能叫他派名的，如果叫了，就是對人的大不敬。國陰奸比我父親小一輩，他這樣叫我父親派名，我心裏就很有氣，可是，我的氣只能在心裏，因爲他比我大，我打不過他。

等我長到十五六歲的時候，隊裏就選我做了記工員，所謂記工員，就是把一個生產隊男女勞力出工做事的情況記載下來，統計出來，然後報到會計那裏進行勞動分配。我是一個做事仔細的人，平時記一套流水簿，一週給社員填寫一次記工手冊。國陰奸是隊裏的會計，他對我的做法還是不放心，就想出了一招，要掛牌公示，這個公示牌設計爲表格式，全隊的男女勞力都標示其上，讓人一目瞭然，一月一張，不能說不好，既透明又讓人公開監督。我卻是不服氣，認爲這是國陰奸在爲難我，我記工有兩套簿記，還十天半月開一次記工會，那時候，提倡記大寨工，所謂大寨工，在我們那裏就是自報公議。但是，我又不能不照着辦，會計是記工員的上司，再說，他也是有正當理由的，我只是覺得他陰私。

有一年，我們二人同時被派到岳陽去積肥，他在小港倉庫，我在萬頭豬場，兩地相隔10餘里，但是，我們還是經常在一起。國陰奸提議我們都去看一看北京，以生豬押運的方式去，他先去一趟，然後我再去一趟。我不同意他的方案，我認爲我們不能離開自己的崗位。國陰奸和我商量了七八次之多都沒有獲得我的同意，他就只好放棄了。回到隊裏以後，他就把我告了，隊長是他的叔叔，是一個老黨員，大家都稱他做憨包。國陰奸告我的事實是我在積肥的時間裏裝卸過車皮，得了私房錢沒交公。我確實是有過幾次這樣的活動，每次得了3元錢，但是，這都是晚上的夜班做的事情，與積肥無涉，再說，這也是我們那裏積肥人員的一個傳統習慣，大家都不交公的。那個憨包隊長就把我告到了大隊，大隊書記就在羣衆會上作爲一條階級鬥爭新動向的事例進行批判，氣得我和那個憨包隊長理論，隊長說，你就是搞資本主義，就應該對你進行批判。

小隊裏接着開會，也是要批判我，我就在會上據理力爭，說自己並沒有耽誤正業，說大家都是這樣的，並不是我的標新立異。在會上，我一方，國陰奸和那個憨包隊長一方，我們大戰了幾個回合，不可開交時，我就說出了國陰奸要去北京遊玩被我拒絕一事，我說，他這是在報復。我這一說，國陰奸就啞口無言了，大家也就原諒我了。

1977年，我家準備遷出新堂屋，另擇新基做房子，先是請隊裏的隊委成員來我家裏開會商量解決宅基地，大家一起來了，高高興興暢談了一個晚上，還在我家裏吃了宵夜，問題就解決了。我們兄弟就開始在地基上挖土，還喊了別人幫忙，差不多挖出了一個雛形，國陰奸就去書記那裏告了一狀，說我家做屋侵佔隊裏的良田良地，其實，我們是在一塊二分的荒地開挖的，根本就不是什麼良田良地。書記來了，跳起一丈二尺高，堅決不同意我們在那裏做屋，如果不聽勸告，就要對我們兄弟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沒轍了，只好放棄這塊挖好的屋基另覓新址了。

那時候，我真是恨死了這個國陰奸，你也參加了那個會議，會上做決議的時候你爲什麼不反對，我們剛開挖的時候爲什麼不告狀，爲什麼非要等到我們付出了勞動纔去告狀呢？

後來，我就讀書去了，離開了這個國陰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