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古代文化常識

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寫成的文章，即上古的文言作品以及歷代模仿它的作品。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文言文古代文化常識，希望大家能夠多瞭解我們的中華文化。

一、人的稱謂

直稱姓名：大致有三種情況：（1）自稱姓名或名。如“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2）用於介紹或作傳。如“遂與魯肅俱詣孫權”，“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3）稱所厭惡、所輕視的人。如“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

稱字：古人幼時命名，成年（男20歲、女15歲）取字，字和名有意義上的聯繫。字是爲了便於他人稱謂，對平輩或尊輩稱字出於禮貌和尊敬。如稱屈平爲屈原，司馬遷爲司馬子長，陶淵明爲陶元亮，李白爲李太白，杜甫爲杜子美，韓愈爲韓退之，柳宗元爲柳子厚，歐陽修爲歐陽永叔，司馬光爲

稱號：號又叫別號、表號。名、字與號的根本區別是：前者由父親或尊長取定，後者由自己取定。號，一般只用於自稱，以顯示某種志趣或抒發某種情感；對人稱號也是一種敬稱。如：陶潛號五

稱諡號：古代王侯將相、高級官吏、著名文士等死後被追加的稱號叫諡號。如稱陶淵明爲靖節徵士，歐陽修爲歐陽文忠公，王安石爲王文公，范仲淹爲范文正公，王翱爲王忠肅公，左光斗爲左忠毅公，史可法爲史忠烈公，林則徐爲林文忠公。而稱奸臣秦檜爲繆醜則是一種“惡諡”。

稱齋名：指用齋號或室號來稱呼。如南宋詩人楊萬里的齋名爲誠齋，人們稱其爲楊誠齋；姚鼐因齋名爲惜抱軒而被稱爲姚惜抱、惜抱先生。再如稱蒲松齡爲聊齋先生，梁啓超爲飲冰室主人，譚嗣同爲譚壯飛（其齋名爲壯飛樓）。

稱籍貫：如唐代詩人孟浩然是襄陽人，故而人稱孟襄陽；張九齡是曲江人，故而人稱張曲江；柳宗元是河東（今山西永濟）人，故而人稱柳河東；北宋王安石是江西臨川人，故而人稱王臨川；明代戲曲家湯顯祖被稱爲湯臨川（江西臨川人）；清初學者顧炎武是江蘇崑山亭林鎮人，被稱爲顧亭林；康有爲是廣東南海人，人稱康南海；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被稱爲袁項城（河南項城人）。清末有一副飽含譏刺的名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上聯“合肥”指李鴻章（安徽合肥人），下聯“常熟”即指出生江蘇常熟的翁同解。

稱郡望：韓愈雖系河內河陽（今河南孟縣）人，但因昌黎（今遼寧義縣）韓氏爲唐代望族，故韓愈常以“昌黎韓愈”自稱，世人遂稱其爲韓昌黎。再如蘇軾本是四川眉州人，可他有時自己戲稱“趙郡蘇軾”、“蘇趙郡”，就因爲蘇氏是趙郡的望族。

稱官名：如“孫討虜聰明仁惠”，“孫討虜”即孫權，因他曾被授討虜將軍的官職，故稱。《梅花嶺記》有“經略從北來”、“謂顏太師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脫”句，“經略”是洪承疇的官職，“太師”是顏真卿官職“太子太師”的省稱，“少保”則是文天祥的官職。《與妻書》：“司馬春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司馬”指白居易，曾任江州司馬。把官名用作人的稱謂在古代相當普遍，如稱賈誼爲賈太傅；“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嵇康曾拜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官至右軍將軍，至今人們還稱其王右軍；王維曾任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杜甫曾任左拾遺，故而被稱爲杜拾遺，又因任過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又被稱爲杜工部；劉禹錫曾任太子賓客，被稱爲劉賓客；柳永曾任屯田員外郎，被稱爲柳屯田；蘇軾曾任端明殿翰林學士，被稱爲蘇學士。

二、古代職官

丞相：是封建官僚機構中的最高官職，是秉承君主旨意綜理全國政務的人。有時稱相國，常與宰相通稱，簡稱“相”。如《陳涉世家》：“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廣《廉頗藺相如列傳》：“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蜀相》：“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指南錄）後序》：“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太師：指兩種官職，其一，古代稱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後多爲大官加銜，表示恩寵而無實職，如宋代趙普、文彥博等曾被加太師銜。其二，古代又稱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爲“東宮三師”，都是太子的老師，太師是太子太師的簡稱，後來也逐漸成爲虛銜。如《梅花嶺記》“顏太師以兵解”，顏真卿曾被加太子太師銜，故稱。再如明代張居正曾有八個虛銜，最後加太子太師銜；清代洪承疇也被加封太子太師銜，其實並未給太子講過課。

太傅：參見“太師”條。古代“三公”之一。又指“東宮三師”之一，如賈誼曾先後任皇子長沙王、樑

少保：指兩種官職，其一，古代稱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後逐漸成爲虛銜，如《梅花嶺記》“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脫”，文天祥曾任少保官職，故稱。其二，古代稱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爲“東宮三少”，後也逐漸成爲虛銜。

尚書：最初是掌管文書奏章的官員。隋代始沒六部，唐代確定六部爲吏、戶、禮、兵、刑、工，各部以尚書、侍郎爲正副長官。如《張衡傳》：“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再如大書法家顏真卿曾任吏部尚書，詩人白居易曾任刑部尚書，，史可法曾任兵部尚書。

學士：魏晉時是掌管典禮、編撰諸事的官職。唐以後指翰林學士，成爲皇帝的祕書、顧問，參與機要，因而有“內相”之稱。明清時承旨、侍讀、侍講、編修、庶吉士等雖亦爲翰林學士，但與唐宋時翰林學士的地位和職掌都不同。如《（指南錄）後序》“以資政殿學士行”，這是文天祥辭掉丞相後授予的官職；《譚嗣同》“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徐致靖當時任翰林院侍讀學士，這是專給帝王講學的官職。白居易、歐陽修、蘇軾、司馬光、沈括、宋濂等都曾是翰林學士。

上卿：周代官制，天子及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貴者謂“上卿”。如《廉頗藺相如列傳》：“廉頗爲趙將……拜爲上卿。”

大將軍：先秦、西漢時是將軍的最高稱號。如漢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軍，漢武帝以衛青爲大將軍。魏晉以後漸成虛銜而無實職。明清兩代於戰爭時才設大將軍的官職，戰後即廢除。《張衡傳》“大將軍鄧騭奇其才”，鄧騭當時爲漢安帝的大將軍。

參知政事：又簡稱“參政”。是唐宋時期最高政務長官之一，與同平章事、樞密使、框密副使合稱“宰執”。宋代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都曾任此職。《訓儉示康》“參政魯公爲諫官”，“魯公”指宋真宗時的魯宗道。《譚嗣同》“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

軍機大臣：軍機處是清代輔佐皇帝的政務機構。任職者無定員，一般由親王、大學士、尚書、侍郎或京堂兼任，稱爲軍機大臣。軍機大臣少則三、四人，多則六、七人，被稱爲“樞臣”。清末漢人只有左宗棠、張之洞、袁世凱等短時間地任過軍機大臣。《譚嗣同》“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

軍機章京：參見“軍機大臣”條。是軍機處的辦事人員，軍機大臣的屬官，被稱爲“小軍機”。《譚嗣同》：“皇上超擢四晶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

御史：本爲史官，如《廉頗藺相如列傳》“秦御史前書曰”，“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秦以後置御史大夫，職位僅次子丞相，主管彈劾、糾察官員過失諸事。韓愈曾任監察御史，明代海瑞曾任南京右僉都御史。再如《記王忠肅公翱事》“公爲都御史，與太監某守遼寧”，王翱當時任都察院長官。

樞密使：樞密院的長官。唐時由宦官擔任，宋以後改由大臣擔任，樞密院是管理軍國要政的最高國務機構之一，樞密使的權力與宰相相當，清代軍機大臣往往被尊稱爲“樞密”。宋歐陽修曾任樞密副使。《〈指南錄〉後序》：“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文天祥當時掌管軍事要務。

左徒：戰國時楚國的官名，與後世左右拾遺相當。主要職責是規諫皇帝、舉薦人才。《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

太尉：元代以前的官職名稱。是輔佐皇帝的最高武官，漢代稱大司馬。宋代定爲最高一級武官。《林教頭風雪山神廟》：“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高太尉指高俅。

上大夫：先秦官名，比卿低一等。《廉頗藺相如列傳》：“拜相如爲上大夫。”當時藺相如比上卿廉頗官位要低。

大夫：各個朝代所指的內容不盡相同，有時可指中央機關的要職，如御史大夫、諫議大夫等。《屈原列傳》：“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上官大夫”，一般認爲是指上官靳尚。“子非三閶大夫歟？”屈原擔任的是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務的長官。《〈指南錄〉後序》：“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指的便是御史大夫、諫議大夫等。

士大夫：舊時指官吏或較有聲望、地位的知識分子。《師說》：“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者，則羣聚而笑之。”《石鐘山記》：“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訓儉示康》：“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五人墓碑記》：“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

太史：西周、春秋時爲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書、策命諸侯卿大夫、記載史事，兼管典籍、曆法、祭祀等事。秦漢以後設太史令，其職掌範圍漸小，其地位漸低。司馬遷做過太史令。《張衡傳》：“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五人墓碑記》：“賢士大夫者，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文起爲翰林院修撰，史官，故稱太史。

長史：秦時爲丞相屬官，如李斯曾任長史，相當於丞相的祕書長。兩漢以後成爲將軍屬官，是幕僚之長。《出師表》：“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長史”指張裔。《赤壁之戰》：“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

侍郎：初爲宮廷近侍。東漢以後成爲尚書的屬官。唐代始以侍郎爲三省（中書、門下、尚書）各部長官（尚書）的副職（詳見“三省六部”條）。韓愈曾先後任過刑部、兵部、吏部的侍郎。《出師表》“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其中董允是侍郎。《譚嗣同》：“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 袁世凱爲兵部侍郎。

侍中：原爲正規官職外的加官之一。因侍從皇帝左右，地位漸高，等級超過侍郎。魏晉以後，往往成爲事實上的宰相。《出師表》提到的郭攸之、費禕即是侍中。

郎中：戰國時爲宮廷侍衛。自唐至清成爲尚書、侍郎以下的高級官員，分掌各司事務。如《荊軻刺秦王》：“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此指宮廷侍衛。《張衡傳》“公車特徵拜郎中”，“郎中”是管理車騎門戶的官名。

參軍：“參謀軍務”的簡稱，最初是丞相的軍事參謀，如《出師表》所說的參軍蔣琬。晉以後地位漸低，成爲諸王、將軍的幕僚，如陶淵明曾任鎮軍參軍，《後漢書》著者范曄曾任劉裕第四子劉義康的參軍。隋唐以後逐漸成爲地方官員，如杜甫曾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華州司功曹參軍，白居易曾任京兆府戶曹參軍。

令尹：戰國時楚國執掌軍政大權的長官，相當於丞相，如《屈原列傳》：“令尹子蘭聞之大怒。”明清時指縣長，如《促織》：“天將以酬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織恩蔭。”

三、文言文中的辯論技巧

從春秋時代開始，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歷史性的變革時期，即由領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轉化。到了戰國中期，各國互相攻伐，羣雄爭霸，戰亂頻仍，列國分立開始趨向統一。這一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動，激起了新舊勢力和各種不同政治主張的劇烈鬥爭，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他們“思以其道易天下”。因此，雄辯家猶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他們有的“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有的單槍匹馬，縱橫捭闔。在時代賦予他們的舞臺上，展示着自己脣槍舌劍，巧舌如簧的辯詰雄風。

可以說，在這個需要論辯的時代以及以後許多的朝代，都有着滋生論辯的土壤，從而使這些論說文能蓬勃地發展起來。到今天仍流傳下來不少的關於論辯的故事和研究論辯的篇章。這些“土生土長”的文章，有的志在顯揚真理，有的以新奇取勝，有的揭示了宇宙人生的深湛義理，有的則可稱之爲詭辯。這些文章都熔鑄着思想家們的真知睿智，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倫理目的性極強的論辯文化，有着鮮明的論辯目的、論辯原則、論辯方法和論辯技巧。

諸子百家中有許多辯者，有的反對“辯”，有的主張“辯”，但都沒有脫離“辯”的範疇，或者說，“辯”之氣仍然在文章中得到了體現。這些文章或循循善誘、或步步緊逼、或以事說理、或比喻論事。其論辯技巧之高超，令人拍案叫絕。孔子反對“辯”，但孔子在對其弟子的傳道授業中就有近乎論辯的言語。例如《論語》中的一篇文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在文章開頭，孔子就用平易近人的語氣，循循善誘說：不要因爲我比你們大了一點，你們就不說了。你們平時在家的時候總是說不了解我啊。假如有人瞭解你們，那麼你們打算做些什麼呢？孔子沒有直接批評他的學生，而是用這種詢問的口氣去點撥他們，讓他們從中獲得教誨。墨子倡導“辯”，在他眼中，“行說人者，其功善也多”（《墨子·公孟》），意思是能夠“談辯”、“說書”的人通過辯說向別人論證了自己的觀點，這樣的人就是對社會有用的人。在《墨子·公輸》（初中語文九年級下冊）中，墨子認爲，公輸盤自認爲講仁義，不殺很少的人，卻幫助楚國攻打宋國，要殺死許多無辜的老百姓。這本身就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行爲，在這則論辯中，墨子採用了迂迴誘人的論辯技巧，他先誘使對方提出了一個判斷是非的標準，然後以此來反駁，從而使對方陷入自己挖掘的自相矛盾的陷阱中，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思維是錯誤的。

孟子反對“辯”，卻以“好辯”著稱。他曾經無奈地自我解嘲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一書就集中體現了他雄辯的特點，具有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筆墨酣暢的風格。孟子善於運用多種方式進行辯論，邏輯謹嚴。其中最多的是各種發問的方式方法，時而提問，時而設問，時而反問，運用自如，靈活多變。其次，還善於運用比喻和寓言陳述事理，辯論是非。例如《寡人之於國也》（選自《孟子·梁惠王上》高中語文必修四）就是其中一篇優秀的論辯文章。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兇，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兇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在這篇文章中，梁惠王說：我對於國家，總算盡了心啦。河內遇到饑荒，就把那裏的`老百姓遷到河內去，把河東的糧食轉移到河內；河東遇到饑荒也是這樣。考察鄰國的政治，沒有像我這樣用心的。鄰邦國的百姓沒有更減少，我的百姓沒有更增多，這是爲什麼呢？孟子沒有直接回答，而是用了一個比喻，他說：兩軍打仗的時候，有一方扔掉盔甲拖着武器逃跑。有人逃跑了一百步然後停了下來，有的人逃跑了五十步然後停了下來。如果憑自己只跑了五十步就來恥笑別人跑了一百步，那怎麼樣呢？梁惠王在提出“民不加多”的疑問之前，自詡“於國”盡心，然後以賑災救民爲例，申說自己治國勝於“鄰國之政”。孟子通過“五十步笑百步”這個淺顯的比喻讓沉湎於自得中的梁惠王明白，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他其實並沒有真正的“盡心”，因爲“盡心”的關鍵在於實行“仁政”。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心理來宣傳“仁政”思想並引導他實行王道政治的。這種方法在苟子的《勸學》（語文必修一）中也有體現。例如開頭就用“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來類推曉喻一個道理：只要持之以恆，努力不怠，就可後來居上。這種方法叫做比喻式類推法，是通過兩類事物的相似點來論證或反駁一個思想的是非曲直的一種方法。這種方式在文言文中最常見。

莊子也反對“辯”，但《莊子》一書卻是在不停的論辯。寓言說理在《莊子》一書中表現得尤其突出，據統計，《莊子》一書中有一百多個寓言故事。其中《逍遙遊》就是最具典型的膾炙人口的寓言（高中語文必修五）。寓言是帶有勸喻或諷刺意味的、潛含着說理論辯的故事。從形式上來講，其結構一般都很短小，但充滿着智慧哲理。從表達方式上講，寓言就是藉此喻彼，或借小喻大，或借遠喻近，將深奧的道理通過簡單的故事體現出來。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裏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裏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蜩與學鳩笑之日：“我決起而飛，槍榆枋而止，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茵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在這則寓言中，莊子通過“鯤鵬之變”、蟬與斑鳩、朝菌與蟪蛄、冥靈與大椿、彭祖等的描寫，曉諭了世界萬物，就其形體而言，大至鵬鳥，小至塵埃；就其壽命來講，長者如冥靈與大椿，短者如朝菌與蟪蛄，它們在各自的活動範圍內，似乎各任其性，各得其所，逍遙自在；然而，仍然要有所憑藉——“有待”。

莊子所謂的“逍遙遊”，就是人生的一種境界，就是人的追求精神自由的歷程。由於這種事理上的一貫性和理解上的同一性，我們的思路在感受那奇特的想象、領略那語鋒逼人的變化超脫中，不知不覺中走進了莊子所設置的意境，接受了莊子的感染，從而完成了寓言說理的吸引人、感染人的任務，理解了莊子理想人格所追求的目標。 除了諸子百家，在當時還出現了許多名人策士。他們都是能說會道的辯士。例如，張儀（戰國時期魏國人）巧言令色在秦國推行了連橫策略，蘇秦（戰國時期東周人）則通過他的巧妙辯才遊說其他列國合縱抗秦。在當時還有許多被稱爲“辯者”的人，如鄧析（春秋末年鄭國人）、惠施（戰國中期宋國人）、公孫龍（戰國末期趙國人），他們以辯爲樂，能夠“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莊子？秋水》（必修三）。在中學課本中，也出現了許多公認的雄辯者的形象，例如鄒忌、觸龍、燭之武、曹劌、唐雎、晏子等等。下面就其中的人物形象作個簡單的分析。我們來看選自《戰國策》的《鄒忌諷齊王納諫》（初中語文九年級下冊）：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佚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曰，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關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巧妙地運用了比較式推理法，這種方法是通過比較發現別人的錯誤觀點，然後進行反駁讓對方明白道理的一種方法。鄒忌將妻、妾、客三者的回答和自己的“窺鏡自視”作比較，發現他們的回答都不是出自內心的，由此得出結論：那是因爲他們私、畏、有求於他。於是他從中得到啓示：宮婦、朝廷之臣、四鏡之內也會因爲私、畏、有求於王而不敢說真話。於是入朝見威王。鄒忌見威王后，並沒有單刀直入地向威王進諫，而是先講自己的切身體會，用類比推理的方式水到渠成地講出“王之蔽甚矣”。他先敘述了妻、妾、客矇蔽自己的原因，然後從自己的生活小事推而至於國家大事，說明齊王處於最有權勢的地位，因而所受的矇蔽也最深。這裏沒有對威王的公開批評，而是以事設喻，以坦城製造了一個謙恭的氛圍，消除了齊王的防禦心理，啓發誘導齊威王看到自己受矇蔽的嚴重性，使他懂得納諫的重要性。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爲依據，反躬自問，推己及人。“王之蔽甚至矣”一句，點明瞭進諫的主旨，猶如當頭棒喝，一針見血，使其猛醒，具有強烈的表達效果。齊王聽了以後，覺得確實如此。於是馬上下令，廣納批評意見，一時進諫者門庭若市。由此齊國逐漸強大起來。

另外，像《燭之武退秦師》（高中語文必修三）運用了欲揚先抑、以退爲進的方法巧妙地說退了秦伯，保全了鄭國；《觸龍說趙太后》則用旁敲側擊、欲擒故縱的說理方式動之以情，喻之以義，打中了對方要害，趙太后也不是一個不懂政治的糊塗女人，因此不等左師公把話說完，就痛痛快快地答應了讓自己的兒子長安君到齊國作人質的要求。

總之，爲了政治、軍事、外交、倫理等的需要，各類論辯者都在企圖通過自己的論說方式來揚道釋理。亦即通過談說論辯的方式來辯明一定的道理，闡述一定的思想。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百家爭鳴”產生在這個時代，是有其深刻的政治、歷史、文化背景的。因此，挖掘這種論辯的技巧和特色，可以使我們瞭解古代人的思辯方式，從而在弘揚傳統文化的同時，探討挖掘爲我所用的精華。通過批判的繼承，語言的創新，使中國古代論辯中的求真求治的精神在現代社會發揮着它積極的作用，從而使當代人在快速發展的社會裏，在網絡時代裏，在越來越頻繁的人際溝通中，在人的思想、道德品質和知識技能等的鍛鍊和培養中，在思維能力的增長創新中，注入古代論辯藝術的合理因素，以此不斷延續並弘揚着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