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唐朝詩人有哪些

詩人，就一般意義來講，通常是指寫詩的人，但從文學概念上講，則應是在詩歌（詩詞）創作上有一定成就的寫詩的人和詩作家。下面是著名的唐朝詩人有哪些，請參考！

詩人，通過詩歌創作、吟詠抒發激情，通過詩歌謳歌祖國的大好河山，通過詩歌傳頌人間真善美。載入文學史上的詩人，應屬於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藝術家的範疇。中國曆代出現過衆多的傑出詩人。

詩仙----李白；

詩聖----杜甫；

詩鬼----李賀；

四明狂客-----賀知章；

七絕聖手----王昌齡；

苦吟詩人----賈島；

詩豪----劉禹錫；

初唐：

初唐四傑----王勃，楊炯，駱賓王，盧照鄰

陳子昂成爲初唐成就最大的詩人

盛唐：

田園詩派代表：王維，孟浩然

邊塞詩派代表：岑參，高適

中唐：

以劉長卿，韋應物成就最高

韓孟詩派：韓愈，孟郊

元白詩派：元稹，白居易[發動“新樂府”運動]

以山水詩爲代表的柳宗元

晚唐：

小李杜----李商隱，杜牧[李商隱成爲唐朝最後一位偉大的詩人]

　　古詩分類

中國古代詩歌體式繁多，在古詩的分類和叫法上也衆說紛紜。尤其是對於樂府、古風、歌行體三類詩，更易混淆。因爲，從形式上看，樂府體與古風都是五言體，七言古詩與歌行體都是七言體，很難區分。但是，從古代以來，人們比較一致地承認它們在表達內容、手法、風格特色的區別，對它們有約定俗成的稱呼。

人教版八年級（下）在《詩五首》的“研討與練習”第二題中說：“《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都是‘歌行體’詩，形式自由，語言流利，格調奔放。請從句式、敘事、抒情等方面說說這兩首詩的異同。”又九年級（上）知識短文《怎樣讀書》中說：“杜甫的《石壕吏》格律較寬，叫古風……”

這裏的叫法，不符合習慣。人們習慣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詩叫做“七言古體詩”，而把岑參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體”，編者也明顯看到兩詩的，所以出這樣的問題。而杜甫的《三吏》《三別》雖然在形式上與“古風”同爲五言，但習慣上人們把《石壕吏》叫做“新樂府”，而不叫“古風”。爲說清這個問題，需要對中國古代詩歌體式作一簡要回顧。

我國最早的詩體是四言的“詩經體”，接着出現以屈原《離騷》爲代表的“楚辭體”（也叫“騷體詩”），後者用連詞“之”和語氣助詞“兮”將句式變長，如“帝高之苗裔兮”（《離騷》）、“操吳戈兮披犀甲”（《國殤》），這爲後來的五、七言詩提供先例。因此，《詩經》與《楚辭》成爲中國詩歌之源。

至漢代，出現專門負責蒐集各種詩歌、民歌的機構“樂府”，它所蒐集的最有影響的是民間詩歌，這就是我們今天還能看到的“漢樂府民歌”。它最大的特點是現實性強，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爲主。如教材八年級（上）中的《長歌行》及高中課本中的《飲馬長城窟行》《十五從軍徵》等是“正宗”的“漢樂府”。漢樂府民歌的內容體式影響當時及後世的文人詩歌創作，至東漢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詩成熟的《古詩十九首》出現，其中吸收樂府民歌的許多特點，這對古詩體式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尤其是在魏晉南北朝及唐代，漢樂府的發展衍變形成種主要的形式。一種是文人以模擬爲創作的“古題樂府”（也叫“舊題樂府”），它借用“漢樂府”的題目，寫新的內容，猶如“舊瓶裝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門行》（（七上）、楊炯的《從軍行》、李賀的《雁門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難》《將酒》（高中）等。這些詩歌的特點是雖沿用漢樂府的題目，但寫的.內容是新的，不過與原題有一定的聯繫，如“從軍行”與軍事有關，“雁門太守行”與邊塞有關。文人模擬樂府在內容上從漢樂府的敘事爲主轉變爲以抒情爲主；在形式、手法上，則借鑑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文人色彩，提高藝術品位。“古題樂府”有五言與七言兩種形式。七言的古題樂府，今能見到最早的是三國時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齊樑時的鮑照始大力爲之，寫出《擬行路難》（18首）等。樂府詩可以歌唱，而七言樂府體主要是以吟誦爲主，在內容篇幅上，一般比較長，吟誦時如行雲流水，一氣而下。它可以自由轉換韻腳來極盡內容多變、結構轉折、氣勢壯闊、感情跌宕多姿之妙，這種詩體適宜於承載較大思想內容、抒發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樂府通俗明快的特點，又以文人抒情言志爲主，形式以七言句式爲主，間有雜言，文采飛揚，讀來抑揚頓挫，所以人們又稱之爲“歌行體”。

另一種則主要是借鑑“漢樂府”敘事爲主、反映現實的內容特點和淺顯平易通俗的表達特點，用它來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以引起人們對社會的關注。它並不再借用“漢樂府”的原有題目，而是根據反映事件的不同內容而命名，所謂“即事命篇，無復依傍”。唐朝的杜甫關心國事，用筆反映“安史之亂”前後的社會現實，寫許多這樣的詩，如《兵車行》（高中）專寫唐王朝窮兵黷武的開邊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三吏》（《潼關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寫“安史之亂”給百姓帶來的巨大苦等。這些詩主要是在實質上繼承“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傳統，形式上與五言古體詩無異。稍後的元結、顧況等詩人也寫過這樣的詩。至中唐時，白居易、元稹等現實主義詩人爲挽救當時國家的衰落，用詩歌反映社會現實弊端，以起統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結這些詩歌形式，並冠之於“新樂府”的稱號，發起“新樂府運動”。他們自己也寫不少的“新樂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觀刈麥》（九上）、《賣炭翁》《新豐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敘事性強、平易通俗的“新樂府體”。《竹林答問》中說：“古詩、樂府之分，自漢、魏已然。樂府音節不傳，唐人每借舊題自標新義。至少陵，並不襲舊題，如《三吏》《三別》等詩，乃真樂府也。”（《清詩話續編》222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新樂府詩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