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詩歌的特點
導語：我國詩歌文化的第一次發展高潮出現在漢朝，到了東漢時期，詩歌的內容已經非常豐富了。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整理的東漢時期的詩歌文化介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漢代是我國文學從自發到自覺的過渡時期。當時雖還沒有形成後世關於“文學”的觀念，但卻已把詩賦作爲一個門類，並把《詩經》作爲楷模。《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評《離騷》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在漢代文學中一向並不顯得重要的詩歌創作，到了東漢中後期，由於樂府民歌的長期影響與社會生活的需要，開始出現初步興盛的局面。四言是《詩經》的主體，也可以說是先秦時期黃河流域的詩歌的主體。但從東漢時期起，四言詩在詩歌中的主體地位就逐漸被五言詩所取代。漢代以後，四言詩雖斷斷續續一直有人寫，但已不再是一種重要的詩體了，反而在辭賦、頌、贊、誄、箴、銘等特殊的韻文文體中，運用得很普遍。
東漢王朝繼續設立樂府，採集民間詩歌。一般認爲現存漢代樂府民歌，大都是東漢樂府機構所採集的。這些作品基本上都收入了宋代郭茂倩所編的《樂府詩集》。東漢樂府民歌中整齊的五言詩越來越多，藝術上也越來越高。在東漢樂府詩中，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嬌嬈》、蔡邕的《飲馬長城窟行》等五言詩的出現，可以大略看出樂府民歌對文人創作的影響，和文人在民歌基礎上的改造與提高，說明樂府詩的創作開始受到文人的重視。
東漢前期，楚歌已逐漸退出詩歌舞臺，但還有個別作品值得重視，如梁鴻的《五噫歌》。此後，以班固的《詠史》詩爲代表，標誌着五言詩正式登上了文人詩壇，開始取代楚歌的地位，在文學史上有重要的意義。東漢中後期文人詩歌的內容，一方面具有批判精神和反傳統精神，一方面非常注重抒情，而歌功頌德之風已消歇。在抒情方面，東漢中後期的文人詩廣泛地歌詠了夫婦或戀人相思離別之情、朋友之情、遊子思鄉之情，尤其是對於生命短促的感傷和短暫人生的慾望，開拓了中國古典詩歌的題材;特別是感慨人生的主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已成爲詩歌的中心主題。以《古詩十九首》爲代表，東漢後期文人的五言詩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雖然這個時期的文人詩歌還不足以取代辭賦的主流地位，但至少已經顯示了這樣的趨勢，因而爲魏晉時期以五言詩爲主體的文人詩歌的高度繁榮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陌上桑》和《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民歌中最優秀的作品，也是我國古代敘事詩的代表作。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技巧上，這兩首詩都在中國文學史上發生了很大影響。《孔雀東南飛》全詩長達353句、1765字，是中國詩歌中罕見的長篇敘事詩。後人把《孔雀東南飛》與北朝的《木蘭詩》及唐代韋莊的《秦婦吟》並稱爲“樂府三絕”。
《古詩十九首》這一組詩代表了漢代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標誌着漢代文人五言詩發展的新階段。就詩歌的'語言技巧、反映的生活狀況、表達的思想情調來看，其作者當是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較高的文學素養的文人。在東漢中後期統治思想崩潰、社會動盪不寧的時代，一向以皓首窮經、報效國家爲目標的文士們失去了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他們面臨着人生巨大的痛苦和困惑。從西漢初年以來詩歌中反覆詠唱的對於生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感傷，進一步成爲當時詩歌的中心主題。以感傷悲哀爲基調，《古詩十九首》抒寫了閨怨、友情、相思、懷鄉、遊宦、行役等內容。作爲漢代五言詩的代表性作品，《古詩十九首》對後代詩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古代詩歌，在先秦兩漢是以民歌爲主，到魏晉以後則以詩人的個人創作爲主，以《古詩十九首》爲代表的文人詩恰好是兩者之間的過渡。
梁鴻(約25—約104)字伯鸞，扶風平陵(今陝西咸陽)人，是東漢初的隱士。他的《五噫歌》是一首大膽批判現實的優秀作品。這首詩通過宮室崔嵬的帝京與劬勞未央的人民的鮮明對比，直接對帝王提出指斥。詩中很特別地連用五個感嘆詞“噫”句，表現了強烈的憤慨。在當時文人的一片歌功頌德聲中，敢於寫這樣的詩，顯示了詩人的勇氣。這首詩以它獨特的形式和深刻的內容而流傳後世。
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是東漢時期著名是史學家、文學家。“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後漢書·班彪列傳》)可見班固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詩歌教育。他的《兩都賦》風格典雅和麗，是文學史上的名篇。他有一首五言《詠史》詩，歌詠西漢文帝時少女緹縈上書救父的故事，語言質樸，敘述簡潔。詩人在敘述中表現出了冷靜理智的成分，體現出文人詩歌的特點，對後來詩歌的發展有一定影響。後世盛行的“詠史”題材，也以此爲起點。雖然在此之前已經出現了比較成熟的五言詩，但由於其作者身份特殊，如《和項王歌》的作者虞姬是項羽的寵妃，《怨歌行》的作者是漢成帝妃嬪班婕妤，因此，班固的《詠史》詩是現存的第一首文人獨創的五言詩。《古文苑》所載班固的《竹扇賦》，由二句一轉韻的十二句七言句構成，實際上可以視爲一首完整的準七言詩。
張衡(78—139)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人，東漢時期著名的文學家、科學家，以知識廣博著稱。其賦今存《思玄賦》、《二京賦》、《南都賦》、《歸田賦》等，尤以《二京賦》著稱。其《歸田賦》是辭賦史上第一篇反映田園隱居樂趣的作品。作爲東漢中期最傑出的詩人，張衡寫出了中國詩歌史上現存第一首獨立的完整的七言詩——《四愁詩》。《四愁詩》全詩共四節，受《詩經》中民歌重章疊唱手法的影響，每一節略作變化，語言也比較質樸，具有濃厚的民歌風格。雖然它的個別句子有脫胎於楚歌的痕跡，但它在七言詩發展史上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如其第一節：“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樑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詩中主人公向四面八方尋找自己的所愛，卻一再遭受挫折，因而心懷憂愁，表現出對美好愛情的深沉思慕，與《詩經·蒹葭》相似，風格婉轉動人。這是第一次用來寫情愛題材的七言詩，尚留有騷體的痕跡，七言句式語調委婉悠長的特點在這首詩中得到了充分表現，對以後文人詩歌的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文選》選入此詩。張衡在五言詩的發展過程中同樣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同聲歌》是班固之後的又一首完整保存至今的文人五言詩，而且語言技巧更爲成熟。全詩內容如下：“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湯。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烝嘗。思爲苑蒻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幬，在上衛風霜。灑掃清枕蓆，鞮芬以狄香。重戶結金扃，高下華燈光。衣解巾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這首詩以新婚女子口吻大膽述說新婚生活的快樂，可以說是第一首正面反映男歡女愛的五言詩。其中“思爲苑蒻席”以下四句想象奇特，歷來受到人們喜愛。這首詩是古代情愛題材作品中的名篇，歷來受到詩人、學者的重視。張衡的詩作所存雖不多，但描寫男女情愛的特色卻很突出。除以上例子外，《思玄賦》、《舞賦》和《定情斌》所附的四言詩或楚歌，都有語言清新典麗、抒情委婉動人的特點。張衡在各種詩歌中都引入了男女情愛的內容，引起了東漢以後文人詩風的重大改變，促進了五、七言詩的成熟，對古代詩歌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蔡邕(139—192)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人。曾仕爲左中郎將，故又稱“蔡中郎”。他是東漢後期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是東漢後期成就最突出的辭賦作家。文章清麗典雅，開創了一代文風。他的《翠鳥詩》，以翠鳥爲象徵，表達自己遭受迫害後得到友人庇護的感激之情，也是東漢文人五言詩的名作。他的賦作完整保存至今的有《述行賦》和《青衣賦》，殘存的則有十餘篇。題材相當廣泛，篇幅似乎都不是很長。他的《述行賦》作於桓帝延熹二年，蔡邕當時二十七歲，被迫應召入京，未至而歸。文中不但就沿途所見發生聯想，借古刺今，更從正面發出對社會現實的尖銳批判。魯迅在《題未定草》中說，必須看了《述行賦》，才能明白蔡邕“並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時的情形，明白他確有取死之道。”這種直面現實的態度，對後來的建安文學產生一定影響。建安時期著名文學家中，王粲、阮瑀是蔡邕的弟子，蔡琰是他的女兒，他們都寫有深切反映當時社會殘酷狀況的詩歌，這應當與蔡邕的教育影響有很大關係。他的《青衣賦》則表現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在賦中極寫奴婢的美貌和對她的思慕，是在他之前從未有過的文學題材，對後世文學創作產生了一定影響。賦末一節採用四言詩的形式描寫對戀人的思念，意境優美，尤爲出色：“明月昭昭，當我戶牖，條風狎獵，吹予牀帷。河上逍遙，徙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鬥機。非彼牛女，隔於河涯。思爾念爾，惄焉且飢。”《古詩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和樂府古辭中的《傷歌行》都有類似描寫，從中可以看出東漢後期的辭賦與詩歌相互影響的痕跡。他的僅存殘文的《協和婚賦》、《檢逸賦》寫男女之情大膽直露。前者中如“粉黛弛落，發亂釵脫”之句，後者中如“晝騁情以舒愛，夜託夢以交君”之句，其大膽的程度都是以前的辭賦中未有的，可與張衡的《同聲歌》相媲美，對六朝宮體文學的出現有一定影響。作爲東漢後期著名學者和文學家，蔡邕的詩賦創作對後世影響很大。
東漢桓帝時出現了秦嘉夫婦相互贈答的詩篇，其中透露出當時婦女接受詩歌教育的情況。夫婦以詩相贈，並能流傳下來，都是此前從未有過的。秦嘉寫了三首五言體《贈婦詩》據自序說：“嘉爲郡上掾，其妻徐淑，寢瘳還家，不獲面辭，贈詩云爾。”徐淑的《答秦嘉詩》曰：“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沉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能寫出這樣的詩歌，如果沒有一定的文學修養，那是無法想象的。
蔡琰(約177-?)字文姬，是東漢時期最傑出的女詩人。她是漢末著名文學家蔡邕的女兒，從小受到良好的藝術薰陶，在文學、音樂等各方面均有很高修養。《後漢書·列女傳·董祀妻傳》載其“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她一生遭遇坎坷，初嫁衛氏，夫死歸寧，在戰亂中被亂軍擄走，流落南匈奴，後被曹操贖回。今傳作品有三篇：五言和騷體《悲憤詩》各一篇，騷體《胡笳十八拍》一篇。五言《悲憤詩》是中國詩史上第一首自傳體長篇敘事詩，記述了她從遭擄入胡直到被贖回國的經歷，猶如一幅血淚繪成的歷史畫卷。這首詩結構嚴謹，剪裁精當，語言具有高度的表現力，足以代表當時五言詩的發展水平。
從虞姬、戚夫人、班婕妤、劉細君、王昭君到徐淑、蔡琰，女子作詩在漢代似乎不是令人驚奇的事情。這些例子表明，在兩漢時期，至少在中上層社會，女子能夠接受良好的家塾教育，因而，她們才能寫出文采燦爛、語言優美的詩賦作品。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中誇讚劉蘭芝“十三能織素……十六誦詩書”，真實地反映了漢代詩歌教育的普及程度。
東漢儒學和文學的發展，與教育的初步繁榮是密切相關的。作爲西漢的延續，東漢繼承了西漢的教育制度，但是學校規模更加龐大，受教育者更加廣泛。東漢建武五年(公元29年)，漢光武帝劉秀在洛陽興建太學。漢明帝劉莊曾親自到太學行禮講經。順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對太學進行了重修和擴建。漢質帝時，洛陽太學生最多時達三萬人。許多儒家學者的私學門徒在千人以上，如蔡弦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著錄弟子上萬人。這進一步表明漢代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士人階層的壯大。
以“五經”爲主的儒家經典依然是官學和私學必學內容。因古代印刷業不發達，讀書必須靠人工抄寫，抄來抄去錯誤之處在所難免。由於學生來自各地，師承不同，所受經書難免章句有誤，更有私行賄賂太學校書機構而增添經書文字的現象。因此，漢靈帝熹平四年，著名學者蔡邕、楊賜、馬日磾等建議，將儒家經文刻製成石經，供學官們正定校勘，作爲向太學生講授的標準經本。後世稱爲“熹平石經”。熹平石經共刻《魯詩》、《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儀禮》、《論語》等七經，凡六十四石，計200910字。從東漢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歷時九年才製作完成，立於洛陽太學門前。《後漢書·蔡邕列傳》載：“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溪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鹹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這部石經刻成後不久，董卓毀壞洛陽宮廟，太學荒廢，石經屢遭破壞，至唐貞觀初，幾乎毀壞殆盡。《熹平石經》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經典刻石。《熹平石經》與三國魏正始年間刻制的《正始石經》、唐文宗開成2年刻制的《開成石經》爲我國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經。
鄭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人，是漢代成就最大的經學家，是漢代講經注經的集大成者，號稱“鄭學”。他一生不曾爲官，將畢生精力完全付諸經學研究和教育活動中。鄭玄拜師求學時間之長在古代學者中是很罕見的。據《後漢書·鄭玄傳》，他少即好學，進入太學學習《韓詩》等儒家經書。後從師馬融，專攻古文經學。三年學成之後，鄭玄又遊學近二十載，始歸鄉里聚徒講學，弟子多至千人。他繼承其師馬融的學說，廣採衆言而又有自己的見解，在其經注中力求採納各家之長。鄭玄註釋經書時摒棄了逐字逐句解說的章句形式，註釋簡明扼要，便於學習掌握。因此，鄭玄的經學一時壓倒了其他各家經說，很快得到社會的推崇，尤其是苦於浩繁章句之學和深嚴門戶之見的儒生紛紛改宗鄭學。
鄭玄學習《詩經》，起初是學《韓詩》，後來又師從馬融學習《毛詩》，他認爲《毛詩》比《韓詩》好，就以《毛詩》爲底本作注，基本上舍棄了《韓詩》之說。鄭玄在註釋《詩經》時，不囿於門戶之見，雖以《毛詩》作底本，但也往往採用今文經的齊、魯、韓三家學說。他的《毛詩箋》、《毛詩譜》是後世學習《詩經》的重要教材。《世說新語·文學第四》載：“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兩個婢女的問和答分別引用了《詩經》裏的句子，“胡爲乎泥中”一句出自《詩經·邶風·式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出自《詩經·邶風·柏舟》。從這段記述可以看出，鄭玄家裏的婢女對《詩經》非常熟悉，能不假思索，隨口而出，而且對答十分巧妙。其詩歌修養之高令學者驚歎，因此被作爲風雅之事流傳下來。鄭玄開展詩歌教育的顯著成效於此可見一斑。
《後漢書》中記載了一些與詩歌教育有關的情況。如《後漢書·鄧寇列傳》載，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後漢書·馬援傳·馬嚴》載，馬嚴之子馬續“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上層社會的官宦子弟往往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鄧禹“年十三能誦詩”、馬續“十六治《詩》”就反映了漢代詩歌教育的成效。
東漢時期的學者也採用韻文形式編寫了新的蒙學識字教材，如班固的《十三章》、賈魴的《滂喜篇》、蔡邕的《勸學篇》。班固的《十三章》每章60字，共780字。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記述說：“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歷來都認爲這句話中的“臣”是班固自稱，他作的《十三章》應當是《訓篡篇》的續寫。賈魴的《滂喜篇》被晉代學者與閭里書師的《倉頡篇》、揚雄的《訓篡篇》合稱爲《三倉》。《三倉》以《倉頡篇》55章爲上卷，《訓篡篇》34章爲中卷，《滂喜篇》34章爲下卷，是我國最早的叢書，可惜已亡失。蔡邕的《勸學篇》多爲四字句，內容側重學習態度等思想教育。如“人無貴賤，道在則尊。”此書對後世影響較大，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較流行的童蒙教材。
東漢時期，民謠十分盛行，往往反映了民衆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後漢書·五行志一·謠條》載：“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這些歌謠往往尖銳地諷刺醜惡的社會現象，成爲人民揭示社會本質、進行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再如諷刺“舉薦”制度的一首歌謠：“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朴子·審舉》)東漢末年的黃巾軍首領張角曾利用民謠來宣傳民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這首歌謠在當時民間廣泛流傳，成爲他發動起義的口號。可見，歌謠的影響力十分強大，教育作用非常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