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火記憶散文

幾年前的我面對記憶中的自己，禁不住認同了鄉親們對我的看法，小時候的我確實算是一個“另類”。

那年應該是分產到戶後的第一年，我也在讀小學三年級。那時的田地重新分到了各家，辛苦是比以前辛苦了，可家家戶戶至少都能吃飽飯了，而生產隊的管理也還被多數人所習慣性地認可。那時的村子裏也剛剛拉上了電線，只是電卻不能保證天天會有，一個月一半的時間倒是仍舊在用煤油燈。在那年的冬天農閒時間，能吃飽飯的老年人從這家串到那家，談天說地，有人說到了社火。就有老人提議，把丟下的多少年的社火重新給弄起來。這個提議像感冒一樣立刻傳遍了整個生產隊，並且在臨近的一個隊也產生了反應。兩個隊的隊長馬上順應民意，向公社領導做了彙報，公社領導向上級領導做了彙報後，得到了兩個字：可以。於是，在臘月初村子就成立了“社火籌委會”。

儘管有二十多年沒有鬧過社火了，並且好多東西，像衣服什麼的，就算是去買在當時也買不到的，而像鑼鼓這些東西，買當然可以買到，可要是全買的話，那所需的錢數村裏人根本沒辦法承受的。在宣佈正式要鬧起來的時候，就有人主動承擔了這些東西的製作、修補或者是外借。所有需要提前做的.都安排妥當之後，就剩下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事了，資金怎麼解決。隊長們說公社書記同意鬧社火，可私下裏也說了沒有資金支持。於是，兩個隊的隊長把各家主事的人叫到一起開了一個會，在所有人都同意的基礎上，訂了一個原則：一家出一個人，出一份錢，要是實在出不來人的，就多出一份份子錢；要是實在出不來錢的，就多出一個人。我們家父親在外工作，不可能參加，儘管我才十歲左右，村裏人說按我的長相當“俊婆子”最合適，可我卻堅決不同意，管事的人沒辦法，說：“那好，你就當個棒槌子吧！”可我還是不同意，結果，我們家就多出了一份份子錢。

後來有段時間回想起來，我也確實覺得自己奇怪，那時的飯確實是能吃飽，可肉幾乎還是一年吃不上幾回的，而在社火隊裏，每天晚上訓練完後，都能吃上幾塊肉，這麼好的待遇，我怎麼就不去呢？而對於社火，當時自己也不是說不喜歡，幾乎每天晚上，社火隊成員集中起來訓練時，我也都在那裏，和他們一起敲鑼打鼓的，甚至我還比他們中的一些早學會了打鼓。也正是在那時，我聽那些興致勃勃的老年人說到了社火是怎麼來的，他們說社火源於一次戰爭。說是曾經有一個皇帝，御駕親征到了一座城。結果，被敵人的千軍萬馬包圍在了城裏。眼看着城裏一天比一天危險，派出去打仗的將領幾乎每出必死。他實在不願意投降，就找大臣商議計策，有一位大臣說：“皇上，我們一計，不知皇上聽不聽？”皇上說：“當說無妨！”於是這個大臣就說要主要成員都裝成一個戲班子的樣子，這個怎麼裝扮，那個怎麼裝扮，一路敲鑼打鼓，也像個戲班子，這樣表演着，或許可以麻痹敵人，讓他們過去。這條計謀儘管有些危險，可也實在沒有更好的辦法，皇帝只好同意按計而行。沒想到結果卻出奇地好，皇帝終於逃了出去。爲了紀念這次出逃，所以有了社火。儘管這故事很吸引我，儘管打鼓的聲音也讓我很振奮，可每次等他們正式開始訓練時，我卻會一個人悄悄地離開他們回家。記得好幾次，我沒有提前回去，可在他們開飯前，我還是不顧我叔叔伯伯們的勸阻很執拗地離開了。這種奇特的行爲，在村裏老輩人中我就成了一個另類。每次和他們相遇，他們都會說這事，漸漸地我就不願意和他們相遇，在碰到他們時，我就提前躲了開去；實在躲不開，我也只是打聲招呼就匆匆地離開。或許，這是我後來再也不去參與社火的原因吧。

社火終於在鑼鼓聲響過好多個晚上後在我們隊的打麥場上正式亮相了。擔任“老爺”的是村子裏輩分最高歲數最大的人，他和“陪老爺”以及“會長”們仍舊穿着平時的衣服，打旗、擡大鼓、鼓手、敲鑼打鈸，說是衣服還沒有準備好，也都穿着平時的衣服。其餘的報子、衙役、膏藥匠、傻公子、醜婆子、俊婆子、腰鼓手、大花子、小花子、棒槌子、大頭和尚都穿着新做的衣服，瘟神爺反穿了一件羊皮襖。儘管當時他們都沒有畫臉，可當他們穿着那身服裝出來後，全村的人都很新奇地想圍過去看個仔細，而大頭和尚抖動着特製的大頭時，人們都哈哈大笑了起來。我一個遠房堂叔特意畫了臉扮成醜婆子，他誇張地表演各種婦女扭扭捏捏的動作時，整個村子的人都笑得直不起腰來。

等社火隊正式在麥場上走起來時，那氣勢讓我要多後悔有多後悔。好多年之後的一個春節，和母親說着各種往事，不知怎麼就說起了社火，漸漸地話題就到了那年的社火，母親很有興致地說到了那個堂叔，說他的表演是那麼可笑，可他已經不在了，我就乘便說了那年我沒有參加，讓家裏多承擔了一份份子錢，母親說：“那年你被學校選上參加全公社小學生數學競賽，你每天都要做題，哪有時間參加社火哦！”一直放在我心裏的一塊石頭終於被搬開了，我也明白我被稱爲“另類”的原因，可我不明白我怎麼自己會不記得競賽這件事？或許，那次數學競賽我的名次很差吧？可我真的已經一點都想不起來那次競賽了。

以後沒幾年，電燈越來越亮，漸漸地即便是在打麥場上演練，也不再需要生起幾堆大火，而是直接拉一條電線接幾個電燈就解決了問題。社火也成了每年都有的項目，後來還增加了什麼旱船、高蹺子，但人們的興趣卻似乎一年比一年低。在我們村子，有些蹊蹺的是每年的“老爺”都會在那年年內去世。在死過幾個人後，幾乎找不到人當“老爺”了。好像是我初中的時候，實在沒有人願意當“老爺”，我爺爺作爲一個老黨員是被幾個黨員勸說着纔去當了“老爺”，好在他似乎確實有“老爺”的命，當了好幾年，一直到社火不再辦了，他還好好地活着。

再後來，有一半的人家都有了電視機，大大小小黑白彩色各種牌子的都有，好多人家也蓋了新房，房子裏有了火爐，社火也沒人願意去組織了，有人組織也很少有人願意響應了，鄉政府當成是一件任務分配下來，還給一定的生活補助，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去弄。有些實在沒辦法推辭，也只是草草地找幾個人湊合一下，在政府需要表演的時候，才坐到車上到指定地點後開始裝扮，一表演完就急忙卸妝走人。

現在的我想起社火，最難忘記的是正月十五晚上的“送瘟神”，所有的人都用手邊能拿到的東西，追着朝扮成是“瘟神”的人扔去，老年人說誰要是能打中誰將一年好運。那個“瘟神”就在衆人的追擊下朝田野儘可能遠地逃去，留給村莊冬夜的是人們遠遠近近相互追趕着的笑語聲……

儘管社火已經漸行漸遠了，但它深印在我的記憶裏，時不時地想起那一個個妙趣的場景，我的心會暖暖的、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