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是怎樣煉成的散文隨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爲政》）

孔子是“天縱之將聖”嗎？就其一生來看顯然不是。可是子貢爲什麼說“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呢？答案恐怕就在上面這一句話裏。瞭解孔子的聖人修煉之路，可以明辨什麼是人生的正途。

“志於學”是以學明志，也可以說是學以致用、學以致志。孔子的“學”有三個層次。一是餬口之學，也可認爲是打底之學，即謀生手段。孔子講“吾少也賤，故能多鄙事”（《論語·子罕》）出身不好，學點生活技藝可以餬口。“吾不試，故藝。”（《論語·子罕》）沒有官職，沒有俸祿，所以學習一切謀生的手藝來養活自己，這一階段是寒門子弟不能超越的，也是起飛之前的原始積累；二是謀士之學。也就是傳統的儒業，包括禮、樂、射、御、書、數等，這是走上仕途的必要準備。作爲士族子弟的孔子通過自學傳統儒業有了爲政的資本。但這一時期孔子只作了委吏、乘田之類的小官，所以當時別人的看法是：“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論語·子罕》）三是大學。即把自己的人生目標、人生理想定義在追求學問、做學術的研究、做道義的研究和探討上。《大學》中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錢穆先生的《孔子傳》中也說明：“惟自孔子以後，而儒業始大變，孔子告子夏‘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可見儒業已先有。惟孔子欲其弟子爲道義儒，勿僅爲職業儒，其告子夏者即此意。”孔子追求的“大學”，乃是在六藝之中，找尋其道德意義，明瞭其淵源流變，發揚其道義精神，並由此建立人生的道德價值基礎。自此而後，儒就由職業技術，進而至於學術流派，學術從此有了獨立的價值和地位，追求終極真理，體現終極關懷的形而上的學問在孔子的學習實踐中誕生了。

孔子言“三十而立”，表示這一時期他已經有了獨立的主張和獨立的人格，有了自己的聲望和地位，他是怎麼“立”起來的呢？首先，他創辦了私學，解放了教育，使教育走向民間。他憑着自己淵博的學識和獨到的教育方法，有教無類地培養社會英才，樹立起一個職業教育家的典範形象，受到了普遍的尊重。《左傳》記載，連魯國的老牌貴族孟僖子在去世之前，也遺囑自己的兩個兒子跟着孔子學習，這說明孔子立學、立教是非常成功的。其次，孔子找到了自己獨特的人生道路，那就是保持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通過參悟和涵養自己來推行主張，宣傳思想，傳承文化，實現理想，形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的“立定”境界。第三，孔子的政治立場也立起來了。最可貴的是他敢於表達自己的政見，從人性的角度和道德的標準來堅持自己的政治原則和政治立場，形成了具有普遍意義的政治觀點，如：“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論語·爲政》）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論語·八佾》）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闢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論語·八佾》）當三桓逼走昭公，孔子也出魯走齊，途中遇到一個婦女在新墳前痛哭，經瞭解是她的公公、丈夫、兒子都被老虎吃了，但她仍不願搬家，原因是這個地方“無苛政”，這個事情記載在《禮記·檀弓》裏，引出了孔子一句驚天動地的教導：“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在齊國兩年裏，他對管仲、晏嬰等政治上的大人物都獨到而深刻的客觀評價，對齊景公也敢於直言教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論語·季氏》）可以講，孔子的“行仁政”思想就是在這期間形成和“立”起來的

“不惑之年”，孔子開始以豁達平靜的心態來看待世界，找到了快樂的源泉。孔子自37歲離開齊國重回魯國，一直到他50歲重新出仕前，有十四年的時間。這是孔子一生中第一個重要的十四年。第二個十四年，是五十五歲到六十八歲，孔子在外周遊列國。第一個十四年是坐而論道，第二個十四年是尋找“得君行道”理想的過程。孔子何以“不惑”？一是這段時間是他私學的蓬勃發展時期，一大批非常傑出的學生隨侍左右，他們天天在一起學習、明辨，優哉遊哉，其樂融融，志趣、理想皆已定型，故而不惑；二是“文化大餐”的滋養使他們“不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敏以求之”（《論語·述而》）的孔子沐浴在傳統文化的雨露之中，發出了“學習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的由衷慨嘆。三是人生志向的堅定使他們“不惑”。四十歲時的孔子已經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標：“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治長》），已經瞭解了自己的道德使命：“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他和弟子們都在爲“以天下爲己任”蓄積力量。四是他們找到了真正的快樂。快樂爲做人之本，沒有快樂，做人大打折扣，也談不上“不惑”。因爲不惑，所以快樂。有了快樂，不惑自消。這真是兩全齊美的事。孔顏樂處，修煉出“貧而樂”的大境界。孔子認爲“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樂觀向上、樂觀放達、心懷滄生未濟遠，孔子在樂觀中走過了不惑之年。

知天命，是孔子人格境界中一個很高的境界，指的是人對自身所處的自然、歷史與社會環境的認同，孔子強調“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論語·憲問》）天命難違，乃是道義使然。他主張“知天命”不僅要有敬畏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語見《論語·季氏》），還要有進取心，即替天行道，“知其不可而爲之”（《論語·憲問》）。孔子的天命觀使得他的人生總有一種使命感，他必須走出書齋，在修身、齊家之後，繼續擔當治國、平天下的大任。當時的魯國，在平息陽貨叛亂、結束“陪臣執國政”之後，百廢待舉，求賢若渴，孔子毅然站出來，以國家、人民利益爲重，參與到治理國家的政治洪流中，他先後任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進而榮升代理丞相，在每一任上都做得有聲有色，贏得了良好的政聲，如果不是齊國的一場離間計，孔子的“天命之政”不會草草結束。不過，這也給了孔子更多的思考和更深的認識，他用三句話忠告世人：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這三句話放在了《論語》的最後一章，作爲全書的總結性的話，孔子的深意是；要知天命，就是知天道，知自然，瞭解自己的使命；要知禮，就是知人道，知社會，知文化；要知言，就是知人物，知賢愚，知交友處仁。三句話概括起來，就是做人必須處理好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三大關係。這是天命之年孔子闡述的儒家學說的核心所在。

六十而耳順，意思是說一個人到了六十歲，修養才能達到通達的境界，任何事情都不能動搖自己的心智，對世事褒貶、是非功過都能淡然處之。這正是孔子周遊列國的時期，說其爲一場政治漂泊或文化苦旅也不爲過。孔子是如何做的呢？一是繼續追求“得君行道”的理想，以做到“吾道一以貫之”的目的'。這時的孔子，“內聖”已成，力求“外王”，不是追求政治待遇，唯求天下己任的實現；二是不忌惡言，在實踐中追問內心、探求真理，用道義來要求自己，而用人性來觀察別人。途中遇隱者責備，首先想到的是責任，是擔當，是“天下有道”。三是樹成了律己的最高境界：恕。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強調“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打造聖人的親和力，塑造溫柔敦厚的特別氣質。這時的孔子，已沒有明顯的人性弱點，寵辱不驚，自信寬容，人情練達。

孔子人生的最後階段，是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它包含着一種很深刻的辨證論的哲理，從心所欲而又能夠做到不逾矩。其從心所欲大致爲：熱愛自然，以山水寄人文情懷。所謂“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他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如果“道不行”，則希望“乘桴浮於海”（《論語·公治長》）；熱愛藝術：“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論語·述而》）跟師襄子學古琴，學一個曲子，只進不止，能通過演奏音樂把作曲者的形象想象出來。整理《詩經》，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史記·孔子世家》）熱愛文化：“好古，敏而求之者也。”（《論語·述而》）孔子以前數千年的文化，賴他而傳；孔子以後的文化，賴他而開。孔子“述而不作”的背後，是五經六藝的繼承和創新，是由“文化”而“文明”的根本轉變。其不逾矩大致爲：克己（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焉）；自訟（見其過而內自訟，即內辯是非的過程）；自省（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孔子保留了“不逾矩”的欲，克服了不當的欲，拋棄了低級的趣味，成爲一個純粹的人，做到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狀態下的“從心所欲”和“不逾矩”的完美平衡。

縱觀孔子一生，他志於學，志於道，依於仁，據於德，立於禮，成於樂，遊於藝，厚重的人生實踐，清醒的人生目標，頑強的社會責任，悠遠的家國情懷，鑄就了他迭宕起伏的人生，也成就了他豐滿的聖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