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農村留守子女問題調查報告

近年來，三農問題成爲舉國上下關注的焦點之一。而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進而是農民的就業問題。改革開放之初，在市場處於賣方的情況下，鄉鎮企業曾一度輝煌並解決了相當一部分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但是隨着市場升級以及經濟結構的調整，鄉鎮企業的劣勢逐漸凸顯出來，大中城市，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成爲吸收農村剩餘勞力的主體。現代化既是一個工業化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城市化的過程，但由於長期實行城鄉分割政策，城市化遠落後於工業化，大量人口被固着於農村。隨着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農民逐漸被捲入到市場化的大潮中，他們日益明顯地感受着巨大的經濟壓力。除了經濟壓力之外，由於社會分層的客觀存在以及隨着社會流動加速所帶來的機會的不均等，羣體之間以及個體之間的經濟和社會差距越來越大，農民社會壓力和心理壓力也隨之被擴大。這是集體化時期的農民所不曾經歷過的。

外出務工成爲農民舒緩經濟壓力的最佳選擇。在城市化"補課"一時難以完成以及深層體制改革面臨困境的情況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是不可逆轉的。和其它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這個後發-外生型國家的經濟轉軌是雙重的：由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以及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正是在這種雙重轉軌中，農村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甚至包括家庭結構都發生了或正在發生着深刻的變化。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可謂是急劇的轉型期(當然劇烈不僅體現在速度上，同時也體現在深度和力度上)，這就是中國在實踐着的現代化。雖然現代化的物質成果主要成熟在城市裏，但是現代化的動員或者說現代化進程所引發的人們價值觀念上的巨大變化則彌散到了哪怕是最偏遠的鄉村。

現代性因素對農村的滲入一是通過現代傳媒，再就是通過打工者在城市中的耳濡目染形成自己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價值觀之後傳輸到農村。現代性因素對鄉村的滲入促發了價值觀的多元化，站在人類歷史總體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並非一件壞事。但問題的另一面是，留守子女正處在他們社會化的關鍵時期，還沒有形成自己獨立的價值觀，可塑性很強，在各種價值理念紛至沓來的情況下，此時倘若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環境，在他以後的角色扮演上就可能會出現角色的錯位，甚至造成人格缺陷。即便學校可以爲他們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那也僅能承擔了教功能，育的缺位難以得到彌補，家庭和社會必須承擔起育的責任。農村遠未實現現代化卻漫溢着現代性，這就是轉型期鄉村社會的一個主要特徵。下面就調查中所發現的問題從社會以及政策層面作一些簡要分析。

　　(一)社會因素

⒈ 家庭結構單薄化和家庭功能失調

近年來，農民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多數年輕夫婦一般不願像他們的父母輩那樣多生孩子，再加上計劃生育政策的嚴格施行，核心家庭已經佔據所有家庭結構類型的絕大比例，家庭的單薄化十分明顯。這樣就造成了兩個不可避免的後果。⑴孩子在家庭裏缺少玩伴，有較強的孤獨感。⑵核心家庭抵禦風險的能力不如聯合家庭或主幹家庭。在本地缺少就業機會的情況下，外出務工就成爲抵消農業比較效益低下的最爲理性的選擇。核心家庭本來是爲適應現代社會頻繁流動而出現的一種便於搬遷的家庭類型，它是現代化的產物。中國的農民現在雖然可以流動，卻不能搬遷，他們不得不卸下家庭和土地的拖累，"輕裝"入城。如果父母雙方都外出，孩子就託付給爺爺奶奶或者其它親戚;如果父母一方外出，那幺留下的一方就要承擔起家務活以及農業生產的繁重任務。這樣的話，就難免不疏於對孩子的教育。由此，如果僅從家庭這個微觀單位來看，留守子女問題即是由經濟結構轉換引起家庭功能失調或缺位所致。

⒉ 現代傳媒和新型娛樂方式的影響

現代傳媒具有極強的滲透性，可以說無孔不入，以致少數庸俗和低級趣味的作品很容易影響到不設防的孩子們。另外，由於農村孩子缺少公關活動的場所及設施，他們既沒有少年宮也沒有兒童活動中心，只有電子遊戲機房是向他們開放的，流連在遊戲機房就成了部分孩子課餘的主要生活方式。

⒊ 校外同齡人的影響

初中生，特別是二、三年級學生的行動能力逐漸增強，他們期望和社會接觸，而校外正好有這幺一批年齡和他們相仿的一羣。其實這些人也是剛從學校走出去的，初中畢業，沒能考上高中，外出打工年齡較小，在家裏不會也不願種田。總之，他們沒有正兒八經的事可以做，三五成羣，四處遊蕩就是他們的形象。京山人稱這些孩子爲三無少年：無學上、無業就、無事做。時間一久，這些人的不良傾向就出現了，或小偷小摸，或尋釁滋事等等。這些已經成爲"問題少年"的孩子們又反過來影響那些在校的同齡人，受了影響的學生，成績和品行都不可避免地下滑，從而在中考的競爭中被淘汰下來，被淘汰下來的這些孩子也成了"三無少年"，進而又影響下一梯級的在校學生，如此往復，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根據我們在調查中從京山縣治安部門瞭解到的情況來看，當地整體治安狀況隨着人口的大量外出而逐步好轉，但是同時青少年的犯罪率卻呈上升趨勢，這一點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⒋ 新的讀書無用論

由於國家對大中專院校的畢業生不再實行包分配的政策，而是通過市場的方式來配置這些新生的勞動力資源，雙向選擇不可能一次成功，畢業之後一時找不到工作的現象時有發生，如果遇到經濟不景氣的時候，畢業即失業也是客觀存在的。長期以來農民把入伍和升學看做是跳出農門並吃上"皇糧"的兩條路子，現在出現了變化，一些人就誇大了它的負面效應，認爲辛辛苦苦讀書到頭來還是要打工，沒個穩定的工作，還不如一些文化水平低的同齡人。

⒌ 父母本身的影響

進城務工沒有改變農民的身份，但改變了職業和生活方式，從而價值觀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比如，在對金錢的態度上，對家庭價值的理解上等等。這些都直接影響到孩子或者通過家庭本身的變化來影響孩子。楊集中學初二班的楊傑曾經是班上的優秀生，但進入二年級之後，成績逐步下滑，並且經常去電子遊戲室通宵玩遊戲，因花銷太大，就把家裏的機牀給拆掉賣了。後來，班主任經過了解才發現，原來楊潔的父母外出打工之後，都覺得自己長了見識，積攢了一些錢之後，做起了生意，雙方隨着交際面的擴大，思想感情上也起了變化，及至最後誰也不滿意誰。離婚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解脫，但對孩子則是一種傷害，楊潔就是這樣被傷害的。

⒍ 被委託人缺乏必要的教育知識

一般來說，農村中有一定能力和具備相當素質的人更傾向於外出務工或經商，這樣，剩下的就只能是所謂"386199部隊"了(婦女、兒童、老人)。老年人被委以看管孩子的責任，並不意味着他們有相應的能力和知識準備。無論孩子被委託給爺爺奶奶或其它親戚，被委託者實際上已經擔負了監護人的部分責任。但是老人文盲率遠高於青年一代而且代溝明顯，根本無法對孩子進行有效的學習輔導和思想教育。

　　(二)政策因素

教育設施較差以及教學質量不高使農村學校不能勝任新時期青少年教育的重任，對於那些留守孩子則更是直接的挑戰。

⒈教育資源緊缺以及財政投入缺乏激勵機制。

我國長期實行"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政策，在教育上也是如此。城市的教育投入完全是由國家來承擔，而農村教育則由農民來負擔。一所城市中學可能會投入上億元，而農村地區大多數縣的年財政收入也不過如此，能投入到教育上，特別是鄉村兩級的資源更是屈指可數。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在全國義務教育投入中，鄉鎮負擔78%左右，縣財政負擔約9%，省地負擔約11%，而中央財政只負擔2%左右 ，而縣鄉兩級負擔的87%基本上都直接來自農民，也就是說農村義務教育的費用基本上都是由來農民直接承擔的。農村教育設施落後以及教學質量不高是在這種城鄉有別的教育投入體制下長期累積的結果。

自2001年開始實施"以縣爲主"的農村教育管理體制以來，我國農村教育的發展與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實現了從"農村教育農民辦"到"農村教育政府辦"的根本性變革。這個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這一重大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是爲減輕農民的沉重負擔所採取的措施，並非完全是從農村教育發展本身出發的。所以這種單方面的改革依然難以解決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總量不足和結構失衡的難題。特別是農村費改稅之後，取消了教育附加費，致使農村基礎教育資金更是大大減少。

當然由以"鄉鎮爲主"轉爲"以縣爲主"未能根本解決農村教育投入緊缺問題既跟縣域內稅源匱乏有關，同時也跟當前所實施的分稅制有關。另一方面必須予以注意的是，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缺乏激勵機制。當前對政府的政績考覈主要還是諸如GDP和財政收入一類的經濟發展的硬指標，政府及其負責人的工作重點並未放在社會發展上面。把包括教育在內的社會發展指標也納入到政績考覈體系中去.，樹立起科學的發展觀，有利於激勵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

⒉ 政策的剛性

政策的剛性一方面體現爲政策的滯後性，不能與時俱進，另一方面體現在不能區別對待地區之間的巨大差異上。①政策的滯後性。由計劃經濟轉軌到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包括教育在內的許多領域還殘留着計劃經濟的痕跡，過時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跟不上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未能與時俱進。②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差異甚巨，即便在同一縣域內，各鄉鎮之間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是針對條件較差地區所出臺的政策，於狀況較好的地區而言無疑是不公平的，會束縛這些地方的發展。如果是針對條件較好地區所出臺的政策，執行起來對落後地區來說則可能會雪上加霜。京山縣一位資深的教育工作者曾向筆者抱怨說，"所謂一費制，就是一次性地廢掉農村教育，一次性地廢掉這一代孩子"。這個說法或許有點誇張，但卻反映出政策的剛性所帶來的農村教育的困境。

⒊ 政策的運動式執行

在我們這樣一個改革的時代，倘若政策太富有彈性，那幺包含改革目的的政策執行起來就沒有力度，改革的效果則會大打折扣，以運動的方式來執行政策固然可以取得整齊劃一的效果，但對差異性的故意忽略可能會傷害那些處於弱勢的人。比如轟轟烈烈的"並校運動"就導致了一些不能忽視的負面影響。首先是給那些年齡較小的孩子及其家長帶來了極大的不便，有的地方3-4個村小學併爲一所，有的甚至6個村小學併爲一所，坪壩鎮所有小學經合併後僅餘2所，留守兒童則是這場並校運動最主要的受衝擊羣體。學校減少了，但是合併之後的班級人數又太多了。從我們所調查的幾個鎮的情況來看，幾乎所有的中小學班級人數都在60-70人之間，有的班甚至達到了80多人，這和城市裏提倡小班教育成了鮮明對比。對老師來說，這幺大一個班，要想做到因材施教是不可能的，有的老師甚至連學生都認不全，又怎能要求他關懷學生成績之外的事情呢。

⒋ 以入學率爲取向的評價機制。

在大力提倡素質教育的今天，應試教育的機制仍在發揮着主導作用，考覈學校和教師的主要標準還是入學率一類的硬指標，因此在實踐中大行其道的依然是應試教育的那一套做法，反映在教師對待學生的的態度上，就是"帶好一個差生，不如培養一個好生"，一些升學無望的孩子就在有意無意中被拋棄了，而留守學生佔了被拋棄中的絕大比例。

　　(三)對策性思考

由以上分析可見，留守子女問題源於轉型期的特殊性，但在機制上起着根本作用的仍然是傳統體制，或者說，留守子女問題是傳統體制的滯後性在轉型期的突出表現。

據此，筆者不揣淺陋，認爲，從解決農村留守子女問題乃至提升農村整體教育質量的角度來看，應該採取如下一些措施，以期緩解問題或爲解決根本問題奠下基礎。

1. 改革現行教育投入體制，逐步加大中央和省級財政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比重。適應稅費改革以及取消農業稅的新形式，在現階段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確保轉移支付的資金不被挪用和佔用。不管是財權適應事權，還是事權適應財權，只有在財權與事權相一致的基礎上，明確各級政府之間在農村義務教育的權責，才能從投入體制上確保農村義務教育的健康發展。

2. 不僅從理念上更重要的是從制度上深入推進素質教育，弱化統考制度這根指揮棒的作用，爲農村教育創新留下廣闊的空間。有了寬鬆的環境，農村學校纔可能逐漸建立起以學生爲本的機制，從每個學生的興趣、特長及其個性、氣質出發，因材施教，把包括留守學生在內的所有孩子一個都不少地納入到學校素質教育的關懷視野內。

3. 鼓勵民間資源進入教育行業，制定多種優惠政策，促進民辦教育的發展，緩解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緊張狀況。繼續深化教育體制改革，使各級各類學校真正成爲獨立的辦學主體。只有這樣，學校之間競爭的壓力才能轉變爲學校內部提高教學質量、關心學生成長的動力。

4. 針對各地的具體情況，學校撤銷與合併不能搞一刀切。在交通不便的地區，學校合併後仍應保留針對低年級學生的教學點。

5. 設立課後活動中心。節假日越多，留守孩子就越覺孤獨，在社區或學校中成立課後活動中心，開展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或者成立各種興趣小組，彌補放學後及或節假日的教育空白。

6. 開展針對"代理父母"和監護人的培訓。不僅孩子的爺爺奶奶或其它被委託人，即便是孩子的父母也同樣缺乏監護知識和教育的基本理念。由政府、社區、學校在外出人員較集中的地區共同組織針對"代理父母"和監護人的培訓，有利於問題的緩解。

7. 在有條件的農村學校設置心理輔導辦公室，可由教育主管部門統籌培訓心理輔導老師，並納入到教育系統的管理工作中去。

8. 擴大普通高中和職業中學的招生規模，同時由勞動等相關部門免費舉辦各種技術培訓班，爲那些不能繼續讀書的孩子提供就業的知識準備和技能培訓，而不是讓其放任自流。

總之，留守子女問題是三農問題的衍生物，它的出現一方面說明了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長期累積的嚴重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打破體制性障礙和改革的深入有了一定的進展。新問題實質上是老問題在新形勢下的局部反映。在社會轉型的高速時期，要求家庭、社區、學校、政府等各社會主體，特別是政府須必須具有高度的靈敏性，以適應社會的發展。徹底解決留守子女問題的前提是消彌城鄉差距，它不僅僅是要解決其表面上所呈現出來的農民的就業和收入問題，它背後其實更是個權利調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問題，這雖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卻也是一個緊迫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