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農村文化建設調查報告

(一)調研目的：瞭解湘潭市農村文化建設情況、發現建設中出現的新問題，據此探索建設的新思路，爲黨委政府決策提供客觀依據和對策建議。

(二)調研對象：湘潭市的農村基層幹部、普通農戶、部分文化活動場所和文化建設典型單位。

(三)調研方法：堅持上下結合、點面結合、明訪與暗訪相結合的調研原則，採用聽取情況彙報、召開座談會、實地考察典型、走訪村組農戶、發放調查問卷等具體調研方式。

(四)調研內容：農村文化建設的主要做法、經驗以及存在的問題和不足，農村集體經濟、文化設施、村組幹部、普通村民等文化建設要素在農村文化建設中的作用，村民文化需求現狀等。

(五)調查結果：以調查報告及論文形式展現

　　一、新形勢下農村文化建設的必要性

1、 農村文化市場供需矛盾突出，廣大農民羣衆的文化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

從市場供給方面看，改革開放後農村的物質產品供給逐步提高，但文化產品和服務卻呈萎縮態勢。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基層政權從農村撤出，村委會權威逐漸喪失，對農民羣衆失去了號召力和凝聚力，農村處於自我爲中心的散落狀態。本該由村委會組織的公共文化生活開始廢弛，公共文化設施被離棄或改爲他用，公共文化產品嚴重不足。在經濟較爲發達的地區，農村羣衆的主要娛樂就是看電視、聽廣播或通過DVD播放器看影片，而較爲落後的地區還停留在“早晨聽鳥叫，白天聽雞叫，晚上聽狗叫”的狀態。

從市場需求來看，隨着農村逐漸富裕，農民物質生活提高，其對精神生活的要求也水漲船高，不再滿足於聽歌、看電視、打牌，而對更高層次的文化生活有了需求，諸如讀書看報、遊園觀景、聽戲觀演等。富裕了的農民也迫切需要自己的圖書室、閱覽室、休閒活動室、文化廣場等文化設施，也需要愉悅心情，陶冶情操，提高精神境界。隨着農業生產技術含量的提高，農民羣衆對科技文化的需求也日益增多，科學生產，知識致富成爲農民的一大訴求。

2、培養新型農民，提高農民文化素質，發展現代農業，離不開農村文化建設

中國是農業大國，也是農民大國，至今仍有接近70%的農民生活在農村，依靠農業爲生。中國要實現現代化，離不開農業現代化，而農業的現代化離不開農民的現代化。目前我國農民受教育程度低，對農業科技知識接收慢，已經影響到了農業現代化進程，影響到了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水平提高。

要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培養新型農民，爲農業現代化提高符合要求的主力軍，必須加強農村文化建設。農民文化素質與勞動生產率密切相關，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在其研究發展中國家農業問題的專著《改造傳統農業》中曾大力倡導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入，他明確指出，“各種歷史資料都表明，農民的技能和知識水平與其耕作的生產率之間存在着有力的正相關關係”;著名學者胡鞍鋼等對我國各地區的實證研究也表明，投資人力資本對促進經濟增長最爲有效，普及初等教育，學齡前兒童入學率每提高一個千分點，人均GDP年增長率可上升0.35—0.59個百分點。

3、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離不開農村文化建設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是要按照 “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要求，建設全面體現小康社會發展水準、城鄉一體化發展趨勢和社會主義本質特徵的文明和諧共富的新農村。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生產發展是前提、基礎和載體，沒有生產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就是無源之水、無米之炊。同樣，沒有文化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沒有了靈魂，沒有了活力和創造力。

農村文化建設，可以讓農民在富了口袋的同時，讓腦袋也富起來，讓農民不僅享受到豐富的物質文明生活，也要沐浴在健康、向上、多彩的精神文明生活中。農村文化建設可以提高農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培養“寬容、和善、誠信、友愛、互助”的良好風尚;還可以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水平，培養農民審美情趣、奉獻精神、大局觀念，抵制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封建迷信、歪門邪教等不良影響;還可以提高農民的政治組織水平，培養參政意識、民主意識、自治意識，推進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做好村民自治，實現“村民治村”。

4、破解城鄉二元僵局，實現城鄉統籌發展，離不開農村文化建設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諸多問題，而要追究深層次的原因，城鄉二元體制則是難辭其咎。城鄉二元體制，阻礙了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賦予了市民和農民兩種截然不同的國民待遇，人爲的造成了城鄉隔閡。今天要建設和諧社會、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要破除城鄉二元對立格局，實現城鄉統籌全面發展，而這一切，也都要藉助於農村文化這一把利刃。

首先，農村文化爲農業、農村發展提供智力支持，能提高承接城市的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的認知能力和接受效率，增進城鄉間的瞭解與交流。國家文化部、科技部、教育部等單位每年都舉辦次數衆多、內容豐富的“三下鄉”活動，但一些農村地區文化落後，農民素質不高，嚴重影響到了此類活動的效果，收效不大，農村文化建設將有利於克服這一點。

其次，農村文化能促進城鄉互動，縮小兩者間差距。具備較高知識水平的農民工到城市打工，不僅可以提高收入水平，還把城市文明帶回農村，推動農村文化向前發展。進程務工人員回鄉創業，把先進企業管理經驗和工業生產方式帶入農村，有利於推動農業現代化和鄉村工業化進程。農村文化建設也有利於吸引城市工業，甚至是外國資金的進入，尤其是農村文化旅遊業的發展受益最大，有利於鄉村發展，縮小城鄉差距。再次，農村文化建設有利於弱化城鄉間的對立情緒，樹立“共生、共榮、和諧、發展”的輿論環境，減少城鄉統籌發展的阻力。

　　二、湘潭市農村文化建設的發展現狀

(一)當前農村文化建設的體制性特點

1.投入體制：總量不足、重投輕管

據調查，湘潭市農村文化公共投入在配置上不盡合理，財政對農村文化的有限投入主要集中於農村基礎文化設施建設，且大多數是一次性基建投入。近年來，湘潭市多數縣以下(含縣)幾乎沒有對文化人才的投入，也幾乎沒有保證文化設施正常運行的經費，絕大多數是隻管“建設”，不管“運轉”，存在明顯的“重建輕管”特點。

2.組織體制：行業部門分割、重複建設、有限資源浪費

農村文化建設責任分屬多個行政主體(部門)。機構改革前，在縣一級，縣廣電局負責廣播電視，縣文化局負責羣衆文化，縣體育局負責羣衆體育活動，縣委宣傳部負責羣衆文化宣傳工作。在鄉一級，黨委有黨委組織的文化活動，教育辦(所)有教育辦(所)組織的文化活動。這些活動內容重複率高，組織形式簡單，政出多門，領導網絡不健全，分類不明確，邊界不清，誰都組織管理農村文化，誰都不負全責，誰都沒有同其他部門協同起來做統一的規劃和投入，這樣做的結果是使原本有限的農村文化資源無法發揮應有的效益。

3.評價體制：重形式輕效果，輕後期管理與評估

績效評估對於農村文化建設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工作，它對農村文化建設起着監督管理和激勵約束的作用。但調查表明，湘潭市農村文化建設評估工作機制不全，評價標準存在着“形式主義傾向”，評價的標準就是多少平方米的建築面積，多少本藏書、多少盤光碟、多少臺電視、有無正式的規章制度，等等。很少涉及諸如文化設施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人民羣衆的需要，文化設施的使用率等指標。現實情況表明，當前的評估一般都是一次性評估，缺乏一個事後的反饋監控機制，一些已建成的農村文化設施仍難得到有效使用。

(二)當前農村文化建設的結構性特點

1.農村文化在供求結構上的部分不對稱

調查發現，政府供給的文化活動與農民的文化活動需求之間基本一致，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在農村文化設施建設方面，政府提供的文化設施排在前5位的分別是：有線電視、文化活動室或圖書室、農民技術學校、有線廣播、老年活動室;而農民對政府提供文化設施的需求排在前5位的分別是：文化活動站或服務中心、圖書館(室)、農民技術學校或培訓班、體育場地或體育器材、青少年活動中心(館)。需要說明的一點，由於政府供給的有線電視普及率已經比較高，農民對這一設施的需求也相應的降低，但並不等於農民不需要“電視”。造成這一錯位的原因，不能僅僅理解爲農民文化資源貧乏，而是一些文化產品供給過剩而另一些供給不足這一結構性矛盾造成的結果。現有的農村公共文化供給制度存在缺陷。

2.農村文化在城鄉結構上的邊緣性和滯後性

與城市相比，農村文化處於邊緣化的境地。與城市公共文化設施相比，農村的公共文化設施卻日益衰敗，我們從農民對文化活動的偏好中也不難發現，農民對文化活動和文化設施的偏好具有明顯的模仿現代都市文化的痕跡。調查發現，農民使用頻率最高的也都是電視、廣播、書籍、報刊、雜誌等現代媒體，普及率較高的也是各種現代文化傳播工具，但在文化內容的供給方面，仍然大大滯後於城市。當代中國的中心文化是都市文化，農村文化始終處於這一中心的邊緣。

3.農村文化在地緣結構上的相對封閉性

農村文化具有地域文化的豐富多樣性。所謂“百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湘潭市農村文化體現在地域結構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即不同地域的農村文化差異很大，地域文化特色往往與當地的方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緊密結合在一起而成爲一種文化的系統結構，具有較強的穩定性。不同地域的農民很難輕易融入其他地區的文化體系中，這種地域文化的差異在一定範圍內造成了農村文化在地域結構上的相對封閉性。

4.農村文化在層次結構上的差異性

農村羣體是一個龐大的羣體。根據年齡、文化程度、宗教信仰等標準又可分爲不同的次級羣體，形成不同的羣體亞文化。因此，農村文化體現在層次結構上具有一定的封閉性，不同層次、歸屬不同亞文化羣體的農民具有相同和相近的文化消費取向，一般不會融入其他亞文化羣體的文化交往圈子。調查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農民對文化設施的需求相似，但不同年齡的農民對於文化設施的需求則有很大差異，當前農村文化經費出現了分衆化趨勢，一種文化樣式難以滿足所有農村亞文化羣體的文化需求，農村文化在層次結構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性。

(三)當前農村文化發展中的變遷性特點

1.文化主體：當代農村空心化趨勢與農村文化精英的出現

湘潭市的廣大農村(除個別發達鄉村外)大多是勞動力輸出地，幾乎家庭平均每戶就有1人外出打工。縣(市、區)的邊遠偏僻農村外出打工人員要佔到全村總人口的25～30%，有些邊遠山村可能要達到40%左右。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對象主要是兒童、婦女和老人，而對於農村發展具有主導作用的中青年人都處在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範圍之外。一方面農村中堅層流向城市削減了農村文化的發展後勁，造成了農村文化傳統的斷裂;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務因爲缺乏農村中堅力量的參與，客觀上使其日益邊緣化。這要求農村文化建設作出相應的調整以適應變化了的客觀情況。同時，我們也發現在一些農村基層有一批文化程度較高、思想敏銳、富於改革和進取精神的中青年農民已經成爲農村文化事業的主體。他們以農村文化市場爲導向，組建各類農村民間職業劇團、農民業餘文藝隊或民間演出隊等文化組織，採取適量的文化活動形式，積極適合本地及鄰近農村農民的文化需求，成爲農村文化專業戶和農村文化精英。

2.文化內容：民間非物質文化的萎縮與現代都市文化的滲透

調查發現，農村原有的文化價值體系和社區記憶正在逐漸消失，特別是一些優秀的傳統文化和民間藝術在現代化的車輪擠壓下，生存空間日益萎縮，一些民間藝人也隨着生活的壓力等原因相繼轉換崗位，一些經典文藝活動和文藝人在人們的生活中漸行漸遠。與此同時，原有社區公共文化空間的瓦解熄滅了農民文化參與的熱情，原已發展起來的嗩吶、秧歌、戲劇、舞龍、舞獅等農村班社隨着集體經濟生活方式的瓦解也逐漸解散，民間藝術也很難吸引年輕人蔘與。集鎮生活對現代都市生活的模仿和對周邊農村的幅射，帶來了城市文化下沉和鄉村文化模仿現代都市文化的雙重動力。同時，“民工潮”在城鄉間的空前大流動，使廣大農民羣衆模仿城市人的消費方式，現代文化消費需求不斷上升，農村文化開始出現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3.文化載體：低技術服務產品的沒落和高科技術文化載體的流行

當代農村文化是傳統和現代的統一體，在現在的農村存在着戲劇、故事、電影、電視和計算機互聯網等多種文化類型。隨着當代農民自己擁有的現代文化設備愈來愈多，低技術文化服務產品愈來愈不能滿足農民的文化需要。調查表明，戲曲傳統開始在農村出現斷裂，“有線廣播”和老式膠片電影這些文化服務方式，無論是在農民的心目中還是鄉鎮幹部眼中，都沒有得到認同。社會經濟愈發展，這種趨勢愈明顯。

4.文化消費：公益文化活動的萎縮與農村文化產業的起步

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着國家逐步降低對農村基層的介入程度，鄉鎮和村一級的經濟實力弱化，湘潭市絕大部分鄉鎮和農村都不再有文化設施上的資金投入，鄉鎮文化站、村一級的老年活動室、文化大院、村級文化室大都處於“癱瘓和半癱瘓”狀態。縣鄉文化部門組織的“文化下鄉”、“電影進村”活動，有一定的效果，但這種“餵食”式的文化建設機制，往往是政府唱獨腳戲，難以有效激發農民羣衆心中的文化熱情，也沒有點燃農村的文化火種，幾十年的建設和努力仍然沒有培育出農村文化的造血功能。與這種公共文化活動逐步退縮相對照，農村文化建設的產業化開始起步，農民自發集資改建文化陣地、資助政府辦電視差轉檯，成立個體電影放映隊、興辦舞廳、遊戲廳與網吧等，這些以農民爲主體的文化產業成爲滿足農民羣衆文化生活的新生力量。

5.文化陣地：政府文化陣地的衰退與民間文化組織的成長

農村集體化時期，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幾乎都是由政府提供的，政府建立了縣、鄉、村和生產隊系統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改革開放以後，隨着政府對農村管理方式的轉型，公共文化服務網絡也不再存在，沒有了公共文化服務網絡，縣鄉政府也很難開展大規模的公共文化服務活動。與此同時，民間文化活動開始興起，農村自辦文化發展迅速，民間組織的管理水平顯著提高，社會對文化的投入不斷增加，一些地方戲劇、民間故事和曲藝團體活躍，民間文化精英開始出現。

　　三、湘潭市農村文化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湘潭市在農村文化建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們應清醒地看到，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和困難，主要體現在“三不、三低、三缺”等方面。

(一)“三不”。

一是思想上重視程度不夠。部分基層幹部對文化建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認識不足，存在“經濟發展是硬指標，文化建設是軟任務”的模糊觀念，往往“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

二是區域發展不平衡。受經濟和文化意識的影響，村與村之間，鎮與鎮之間發展極不平衡。經濟條件好的村文化設施較爲齊全，文化活動豐富，而經濟相對落後的村(社區)，特別是偏遠的自然村羣衆文化生活還比較貧乏，看書難、看戲難、看電影難的問題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三是創新意識不強。一些羣衆所喜聞樂見、地方特色濃厚的文化活動形式沒有被充分挖掘或利用，文化陣地的宣傳、教育、輔導、娛樂的功能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二)“三低”。

一是層次低。文化發展方式和文化活動形式單調，更多的侷限在一般性“吹吹打打”的小文化範圍內，沒有形成大文化的概念。圖書室的藏書普遍不多，而且流通量小，不能滿足科教興農的需求。

二是利用率低。調查發現，一些村居的農家書屋，建設得很漂亮，但是書籍幾乎沒有翻閱，雖然有借閱記錄但大多是爲應付檢查而僞造的。

三是管理水平低。大多文化設施通過創建驗收之後便無人管理，成爲擺設。評價標準體系存在着“形式主義傾向”，只看建築面積和數量，很少涉及到諸如文化設施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人民羣衆的需要、文化設施的利用率等指標，導致圖書資料、報刊常年無人問津，無法也不能正常發揮作用。

(三)“三缺”。

一是缺資金。雖然文化事業經費總量有所增加，但佔財政總支出的比例與財力增長比例不相稱，投入明顯偏低是阻礙農村文化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時，有的村集體經濟所剩無幾，缺乏社會捐助等必要的投入機制，致使農村文化經費匱乏。

二是缺人才。基層文化幹部的專業理論素質偏低，能夠獨擋一面的業務人員偏少，農村基層文化隊伍長期處於薄弱狀態。有的文化站工作人員不僅人少且長期不在專業崗位，農村文化工作常年處於停滯狀態。

三是缺良好機制。農村文化站都是由鎮級進行管理，由於財力有限、管理不力，導致相當一部分文化站作用發揮不到位，基本上沒有開展常規業務活動。文化站人員編制本來就比較少，而許多在編人員還一直被其它部門借用，普遍存在文化專幹專職不專用的問題。另外，因缺乏考覈激勵機制，基層很難引進、留住優秀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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