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圍城》讀後感

有關《圍城》讀後感1

從無目的/無意志力這一點上，也許可以把方鴻漸比作中國的羅亭。我們來從頭理一下他的故事。

法國郵輪上的方鴻漸倒還沒有人世的破碎感，因爲他還根本沒有想到自己的“下文”。“上文”是已經寫出來了，但從歐洲回到祖國，就象換了一個電臺，或說旅歐四年，原來的電臺頻道里敘述的故事——只講了一半——已經死了。他得另外找一個開頭，而這就得對整個故事（事件）有一個構想，而故事（事件）的主人公又首先得有一個目的或動機。

蘇小姐的出現，或說歸國後現實生活的臨近，開始迫使方鴻漸要有一個明確的目的，不過方鴻漸還沒有意識到這點。從此直到一個新的聯接性消息出現——三閭大學給方鴻漸來電請聘，方鴻漸一直處於兩個相背反的故事聯接鏈之中，這本身就是一種無意志的表現。我們把蘇小姐形式上的追求者方鴻漸設爲1，追求唐小姐的方鴻漸設爲2，從他們各自的視角有下表。

主人公A方鴻漸1方鴻漸2蘇文紈唐曉芙趙辛楣

方鴻漸賞賜對手

蘇文紈賞賜助手/阻礙對手賞賜

唐曉芙助手/阻礙賞賜對手助手

趙辛楣（對手）助手

主人公B蘇文紈唐曉芙方鴻漸方鴻漸蘇文紈

由於唐小姐的愛情是“偉大而又曲折的，決不會愛上方鴻漸”，她只是要通過表姐從方鴻漸那裏或者通過方鴻漸從表姐那裏證明——天知道是什麼——而己，所以蘇文紈是她的對手。因爲不爲我們所知的目的，唐小姐參加了這張愛情表格但只需要一個對手。

不過問題主要不是在唐小姐身上。而是表中出現了兩個背反的方鴻漸。行爲上目的明確的蘇小姐和趙辛楣相關的角色功能是正常的，而就方鴻漸來說，他並不真想娶蘇小姐，所以趙辛楣只是一個虛擬的對手；表中助手/阻礙一項是從角色/功能來說，唐曉芙讓蘇文紈吃醋，所以可以認爲唐曉芙有助於方鴻漸追求蘇小姐；但方鴻漸愛上了唐曉芙，實際上是她阻止或截斷了方鴻漸與蘇文紈的好事。蘇文紈之於方、唐二人也是一樣。這樣，方鴻漸就只與賞賜功能有着正常的關係，但他失去了到達賞賜的橋樑或說手段，甚至方鴻漸1或2的賞賜也是背反的。出現的這種尷尬，原因在於他的行爲缺乏明確的目的/意志指向。他的行爲與目的始終接不上茬，在他的行爲過程中，各個角色的功能也就始終矛盾。

在其後的故事中，方鴻漸仍然是個行爲上缺少目的/意志的人。去三閭大學，趙辛楣轉而成了他的嚮導和助手——簡直是主人。與孫柔嘉的婚姻中，他倒是對孫柔嘉的賞賜而非相反。那麼自然三閭大學的門是火輔屋後的破門；糊里糊塗訂了婚，他倒忘了吻吻孫柔嘉，卻說：“只希望你將來不要後悔。”

固然，“有誰看得穿生活的大幕？”但既然沒有目的/意志，時間、因果、角色，又有什麼來串成主人公的故事？今天和明天有什麼關係？所操的因和所得的果有什麼關係？朋友、戀人、愛人，對主人公的實際功能又與他們扮演的角色有什麼關係？主人公又怎麼能擺脫破碎和虛無之感！

對一個還有希望，正在行動的人，睡是夢想，是力量的'集聚。而絕望之中的睡，“沒有夢，沒有感覺，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時也是死的樣品。”

有關《圍城》讀後感2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失去目的，也不是說方鴻漸從來沒有自己作過決定。追求唐曉芙和從報館辭職，就是方鴻漸自己下的決心，但這兩次決定都使他的人生更爲失敗。所以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爲什麼方鴻漸會一點點失去意志力，爲什麼他的決定無益於他的個人生活？

從邏輯上來說，要考察一個行動爲什麼結果有悖初衷，首先考察這個行動的相關決定是否是在足夠信息下做出的，其次考察是否是在足夠的能力支持下實施的，再次考察外部環境是否對這個行動足夠寬容。我們發現方鴻漸的兩次失敗問題都出在溝通能力不足上。

方鴻漸追求唐小姐，是因爲她“是魔登文明社會裏的那樁罕物——一個真正的女孩子。”雖不盡然但敘述者對此也並末反對，所以方鴻漸的信息應該是足夠的。而他追求蘇小姐也好唐小姐也好在方家或周家都沒有阻力，所以環境也足夠寬容。只是方鴻漸無法與蘇小姐溝通，並且無法向唐小姐解釋。

與蘇小姐建立關係，方鴻漸還紮紮實實是“體驗歐洲生活”的遊學生心理，儘管是在國內。蘇小姐雖然是法國博士，但是去“兌換外幣保值”的，是典型的中國女人——的一種。方鴻漸最後要躲在法語裏說愛另外一個女人，而蘇小姐自然用地道的中國話罵他。差異在這個層面上，怎麼都解釋不清了。

從報館辭職一事，也是同樣的情況。孫柔嘉並不是，至少不堅決是反對方鴻漸辭職。問題在於，方鴻漸已經厭倦這種生活，而孫柔嘉卻正如魚得水，甚至想把方鴻漸拉進水裏。辭職所指向的，是他們倆對自己生活的一個基本評價問題。實際上，這兩次決定的災難性結果，與決定的正確與否無關，也與環境的寬容度無關，而是方鴻漸根本在價值層面上無法與別人認同。

方鴻漸與傳統的中國社會——方家大族格格不入；與上海的洋涇浜社會——你我他小姐之流格格不入；與當時中國知識屆的流行人物——李顧之流更是格格不入；包括與鍍金留學生們——褚、曹之流還是格格不入。這些人代表了當時中國的“古今中外”，方鴻漸實在瞧不起他們，但他自己也是“心得全無”，拿不出什麼東西來。這簡直是當時出路問題的一個縮影，管它古今之爭、中外之爭，還是古今之爭等同於中外之爭，總之是沒有出路。而西洋的“好東西”，“一到中國就變味。”出路何在？

從作者的序言以及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這很可能是作者創作的主旨。

方鴻漸不是沒有作過努力，不過沒有目的的努力只等於妥協。他一天天地誌氣消磨——不過似乎他也並沒有什麼志氣，說骨氣消磨也許更準確——從上海逃到三閭大學，又忍氣回上海，又想忍氣受趙辛楣之薦進內地，國家危機深重，歸國之後個人的生活也與日俱下，歸根結底一句話：社會沒有目標，個人沒有目的，都陷於混亂、破碎、危機之中。如果要說本書的主題，那麼這就是：混亂和破碎——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內的人想衝出來；如何解決——什麼是我們的城？我們要進去還是出來？最終，這是一個目的/價值的問題。

破碎感來源於無目的性，無目的性來源於價值問題的混亂和虛無。方鴻漸，可以說是在“古今中外”之間尋找着的一個失敗的遊魂，最終體驗到生活的破碎。可憐今日雖然家國憂患不再，我們的漂泊迷亂一如往昔。

有關《圍城》讀後感3

“城外的人想衝進來，而城裏的人想衝出去。”這據信是《圍城》書名的來由。

不清楚自己是在城裏還是城外，因爲這個“城”無非是比喻人的處境。

除了幾個高僧不會再有人對自己的處境從頭至尾地滿足，既便是“就地坐下來”也期望着“音樂從空隙中涌出”。何去何從，看各人對其處境的理解，更看各人的慾望。慾望在時間中延伸，就構成了目的。可以說目的是我們對時間的承諾，也是我們對時間的功利地度量。

沒有明確的目的，行動就失去了在時間中的價值，儘管這可能反而更凸現了這個行動純形式的美，用與美在我們心中往往是對立的；而沒有共同的目的，一切行動，包括這些行動合成的事件，自然也是斷裂的。《圍城》中的主人公方鴻漸不幸正是一個沒有明確目的的人，他的眼中，或從它的經驗中，倒更可以看出世界的破碎來——包括他自己內心的破碎。

書中有一個比喻：“這好像開無線電，你把針在面上轉一圈，聽見東一個電臺半句京劇，西一個電臺半句報告，忽然又是半句外國歌曲啦，半句崑曲啦，雞零狗碎，湊在一起，莫明其妙。可是每一破碎的片斷，在它本電臺廣播的節目裏，有上文下文，並非胡鬧。你只要認定一個電臺聽下去，就瞭解它的意義。”這是方鴻漸在議論它和孫柔嘉的關係，也可以說是在議論自己的人生。他倒沒有想到孫柔嘉不是自己所認定的，他認定的——倒還真不敢說是認定呢——是唐小姐，不過，這認定只證明了斷裂，因爲他和唐小姐並沒有因爲目的的明確而相知，進而相愛，他們倆的目的並不一至。唐小姐望着雨中的方鴻漸是否有一點點愛情呢？這已經不重要，方鴻漸抖一抖身上的水走掉了。唐小姐窗邊的柔情和此後“寧可忍痛至於生病”，方鴻漸的失神落魄，恐怕難用誤會兩字來嗟嘆，只是結果扮成了誤會而己。誤會也是一種斷裂，被認爲可以接補的斷裂——但其實我們總以爲只是誤會而己。

這時候，勿寧說“臂如黑夜裏兩條船相迎擦過，一個在這條船上，瞥見對面船艙的燈光里正是自己夢寐不忘的臉，沒來得及叫喚，彼此早距離遠了。這一剎那的接近，反見得睽隔的渺茫。”這已經幾乎是宿命了。

我不知道說此書描寫了人世宿命般的斷裂感是否是作者的本意，也難擬定本書的主題——用一個概念來濃縮一件複雜的藝術作品總是一件牽強的事，藝術多少有着遊離在概念之外的東西，要用無數的字詞、色彩、線條、聲音攪到一塊，桶和攪拌這個場景纔是藝術最迷人——也可能是更本質的地方呢。

在《圍城》的最後：“那隻祖傳的老鍾從容自在地打起來，彷彿積蓄了半天的時間，等夜深人靜，一一搬出來細數……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楊絳女士認爲這一段令人蕩氣迴腸，而我左思右想，也只有時間能嘲諷和超脫破碎的生活——嘲諷和超脫給我們帶來理性和安慰。這裏實際上是用時間和空間的錯位反寫了那個兜圈子的比喻（原形？）——比喻方鴻漸在境況上又被拋到了城外，又回到了自己的破片上。

這也是錢鍾書先生在《圍城》全書裏唯一處拋開敘述者冷靜的觀察和議論，直接流露出隱含作者“憂世傷生”（楊絳談《圍城》寫作所言）的一段文字。

有關《圍城》讀後感4

讀中學的時候，就受當時思潮的影響，不太樂意課本中印象式的文章批評，以爲空洞無根。如果說這種批評是旨於免於施萊爾馬赫所言的“誤解”，那麼這倒是地地道道的“赫爾默斯之學”。至今我也是這樣看的。

但問題是，十年之後我也未能免於作一個普普通通的讀者，沒有能力超脫出這種批評。而且，對一篇小說作敘事學分析或原型分析或諸如此類的分析，於我又有多大意義呢？恐怕很少有普通讀者願意在小說這種消遣上花幾年精力，更難接受已經“作爲創作”的文學批評。那麼印象式的東西也就有它的長處，有它的需求基礎。畢竟，小說的目的和價值不在，首先不在理論的探求者那裏，而在人們下班後沒有麻將和OK廳的晚上。

這就很使我困惑。在當代，寫作完全可以視作作者純個人的事——把文學視爲歷史資料的時代已經逝去得太久了。但作者的個人經驗與讀者的個人經驗未必是直接相通的，這種溝通需要對作者進行了解甚至專業一些的分析，所以，如果讀者對作品僅作印象式的，也就是純個人經驗的理解則被認爲是不夠的。但如果讀者被迫花些精力去學習現代的專業分析，以與作家擁有共同的“話語”，那麼讀者對作品的解讀不僅成爲一種負擔，也是一種以他人觀人的詮釋——因爲我們的所能獲得的作者資料必是第二手的——所以對作者和作品的體認也並無多大進展。如果世上的人分爲作者、批評家和讀者，我們倒還沒有一個原則，一種共同的信心來面對此情此境。

而歸根結底，在小說的理解或說批評上存在的這個分歧與其說是方法上的，還不如說此時此刻世界是破碎和斷裂的。藝術或說情緒體驗的交流中，我們越是直接坦白——更個人化，就越難以在感性上得到普遍認同。那些分析也許有助於我們在“知”上去了解，但對於“識見”、內在體驗的認同有多大作用呢？失去古典時期人類賴以認同族類的東西，難道批評真能解決我們的彼此誤讀嗎？

是不是我們只能呆在自己所據有的這一小塊碎片上？在這上面，分析、論證都有些象水中萍、風中絮。於小說是這樣，人生也大至如此——其實一部《圍城》，最深的感觸也就是這個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