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通用7篇）

《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通用7篇）

當細細品完一本名著後，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東西，此時需要認真思考讀後感如何寫了哦。那麼你真的懂得怎麼寫讀後感嗎？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通用7篇），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1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提到的第一個人物就是太公望，太公望即姜太公。姜太公姓姜名尚，因其先祖曾經擔任四嶽之言，傳說在堯、舜時掌管四時，主持方岳巡守，輔佐夏禹治水有功，被封於呂地，也有封於申的。封於呂的，隨封地姓呂，所以，身爲姜氏後人的姜太公又姓呂名尚。傳說姜太公出生後，家道並不好，已經衰敗，所以，爲了混口飯吃，他做過居戶，賣過酒水，大半輩子處於渾渾噩噩，碌碌無爲的狀態。史書對此記敘也很簡單。那麼，司馬遷爲何一提到姜太公便稱之爲太公望呢？源來，這與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釣魚”的故重有關，司馬遷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也有所記載。姜太公晚年垂釣於凋水，西伯也就是後來的周文王外出狩獵前讓入算了一卦，卦辭說“你這次出去狩獵，所獲獵物非龍非端，非虎非熊，所得而是成就你霸業的輔臣。”於是西伯外出狩獵，果然在渴水河南岸遇到姜尚，經過一番交談，西伯很高興自己遇到了高人，就說：“自從我國先君太公就說：定有聖人來周，週會因此興旺。’說的就是您吧？我們太公盼望您已經很久了。”因此稱姜尚，即呂尚爲“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車而歸，尊爲太師。

雖然姜太公遇文王傳說各異，但都認爲他是文王武王之師。這幾個傳說，熟真熟假，不得而知。但是，後世的人們更喜歡姜太公釣魚這一說法，並賦予它更多的傳奇色彩。不管怎麼說，姜太公遇文王，肯定有一番對話。對文王西伯來說，有個識才過程，對姜太公來說有個展示胸中韜略機會的過程。在古兵書《六韜》中可以讀到二人對治國之道和至重韜略的精彩對話。儘管不少後人對《六韜》是否爲姜太公所作提出不少質疑，但在歷史上，姜太公輔佐周文王、周武王，爲建周室王朝立下天大之功是不爭事實，而且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也較爲記載了他輔佐文王、武王的幾件大事，其中最爲著名的就是通過“牧野之戰”，幫助武王伐紂，建立了周王朝。

在殷朝紂王時期，西周建立之前，大小諸侯便有八百餘個，周在文王西伯初期還是個不算出名的諸侯國，所以，姜太公何來雄才大略，不管是《呂氏春秋》，還是司馬遷的《史記》，都未做詳細敘述，這也就難怪對武王伐紂以前的歷史記載語焉不詳，多爲傳說了。姜太公因其大功而被封於齊地營丘，爲齊國開國君王。爲此，《齊太公世家》記載道：“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

由此可知，姜太公爲齊王，定都營丘，在政治上“修政，因其俗，簡其禮。”即根據當地風俗，簡化了繁瑣的舊禮制，來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經濟上“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結果是“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

在《貨殖列傳》則進一步詳載到：

“故太公望封與營丘，地瀉滷，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耀至而輻揍，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俗之間斂決而往朝焉。”

也就是說，姜太公被封於營丘，當上齊國國君，看到所封之地是鹽鹼地，不能生產什麼糧食，人口稀少而又旁困，他因地制宜，勸女人們紡織刺繡，極盡工藝技巧，同時讓人們販運魚鹽增加收入。正是因爲因地制宜，揚長避短，充分發揮了人與地域的獨特優勢，各國的人財物都彙集到齊國，“強至而輻鏤”，結果齊國—派繁榮：“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決而往朝焉。”

　　《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2

太史公作《貨殖列傳》，不拘泥於時，駁斥儒道兩大家有關經濟問題的觀點，大膽提出人類追求財富的合理性，字字鏗鏘，擲地有聲。“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無論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實現的基礎，財富，在很多時候就是我們人生的資本。

自從商業產生以後，貧富差距漸漸出現，同時因爲有了差距，便生出許許多多的社會矛盾與衝突。作爲以農爲本的國家，古代中國一直到了清朝還在壓制商業活動，商人們承受着來自朝廷和社會各個方面的阻撓與壓力，可以說，一個成功的商人的劍業歷程真的是步履維艱。士衣工商中，商爲最下等，其實各個階級都要養家餬口掙取銀錢，只是收穫渠道不同，收穫數量也不等。皇家貴族子弟生下來過的就是鏡衣玉食的生活，雙手不沾一點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唸叨仁義禮智信，之乎者也，修身養性治國平天下。每每這些“貴人”不開心的時候，一個巴掌搶過去，捱打的小奴僕低頭含淚，以頭搶地，可憐兮兮地捂着一邊打紅的臉：“奴才該死！”同是人，貴賤就這麼給劃分明瞭，你，窮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負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煩惱，他們擔心的也許是明天去哪裏遊玩，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而衆多吃穿無着落的窮人們還在忍受着飢餓侍弄那幾畝租田，用一句俗語來形容就是“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飢”。“財大氣粗”也就是這個樣子了，“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

錢，本身是的確沒有什麼價值的，如果，我們的祖先把土塊當做“錢”來換吃換喝的，那麼現在的土塊就不是被小孩子和泥巴的玩意兒了，當然，我只是打比方而已。況且爲富不一定就是不講仁義的人，正所謂國富民強，同樣的道理，家富了親人也不用受人冷眼，遭人欺負。骨氣不是窮人的專屬名詞，富可敵國是一種本事，家徒四壁就算清高嗎？可知道“貧賤夫妻百事哀”？兩袖清風，只是說明你不願陷於泥淖之中，換一種說法，就是保身之法，避免以後因此落個罵名。在生財之道這個方面，到底是差那麼一些。現在的我們一無所有，靠的是父母盜助，上大學最直接的目的便是將來找到一份好工作，過上一份富足的生活，而不是整天煩惱於明天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也許又會有人批評我們現在的大學生也鑽到錢眼裏了，試問，沒有這樣的物質基礎，我們要抱着書本去呼喊越窮越光榮嗎？

我不是一個拜金主義者，不會忘記自己的責任，只是，我們應該正視金錢這個問題，追求財富並不是可恥的事情，付出勞動就應該得到回報。贍養父母，撫養子女，是我們應盡的責任，而盡責的基礎是你有這個經濟實力，如果連自己都養活不了，你憑什麼來讓自己的親人在最起碼的日常生活中過得無憂無慮？

　　《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3

讀了司馬遷《史記》名篇《貨殖列傳》後，深深佩服於子長先生對於發展經濟社會的遠見卓識。

“貨殖”古代指經營商業和工礦業，我認爲司馬遷所說的貨殖含義更廣，包括髮展經濟各項產業的全部（物質文明），文中發展一二三產事例諸多，茲不讚述。司馬遷發展貨殖的觀點我非常贊同，這和我國現在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政策如出一轍，因爲沒有了物質基礎，即便是天花亂墜的思想教育也是空中樓閣。對於執政者而言，人民不富裕，說話辦事少人聽，少人信，少力度，少人幹，甚至沒人追尋。對於國家而言，國力不強盛，落後很可能捱打，所以說發展經濟在什麼時候都是要牢記的。

如何發展經濟社會，文中首先指出掌權者要管理好國家。指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意思是說：（拿權者對於人民），最高明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誘導他們，再其次是教育他們，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來）束縛他們，最愚蠢的辦法是與百姓爭利。”我的理解就是就是順其自然，按其發展規律辦事，按照人民的發展要求，按照法制來治理國家，而不是盤剝和壓榨人民。用現在的提法就是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行政和以德執政。這樣的觀點在那個時代提出來應該是多麼多麼的超前呀！

其次用事理正反兩方面深刻證明了發展經濟的重要性，回答了爲什麼要發展經濟的問題。用姜太公呂望、管伸的事例說明了發展經濟可以富國強民（“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島滷，人民家，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握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決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櫃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意思是說：“姜太公呂望被封在營丘，那裏的土地本來是鹽鹼地，人口稀少，於是姜太公就鼓勵女子紡績，極力提倡工藝技巧，把魚、鹽運到別處去銷售。這樣，其他地方的人民歸附於他，貨物也源源不斷地運來了，象錢串一般，絡繹不絕，又如車輻一般。"）用"《周書》

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少。’財少而山澤不闢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理論論證了不發展經濟就會民生凋故、國家衰敗。

在那個時代，司馬遷對於發展經濟社會所做的深入思考和有益研究，不能不令人感到驚奇和讚歎：他不僅是一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而且是一個很有見底的經濟學家。當然，文中提到：“倉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觀點我不是非常贊同，他和孟子“溫飽思淫慾”我也不敢苟同的觀點有些衝突。因爲物質富有可以促進精神富有，但絕不能代替精神富有。縱觀歷史上爲富不仁的人太多了，富貴慈善家也不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也有不少。所以，我們要在發展物質文明的同時，也要重視精神文明建設，就要像鄧小平提出的那樣——“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對於國家而言在突出抓好經濟建設的同時，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建設都要抓好，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才能使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對於自身而言就是要幹好工作，提高修養，爲社會作出貢獻，做好表率。

以上所言，牽強附會、淺嘗攝止之處頗多，請大家海涵。

　　《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4

商人，在中國古代常常是被壓制、歧視的一個階層。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士大夫以道德君子自居，對商人不屑一顧。司馬遷卻能給他們列傳，肯定他們對社會的貢獻，讚賞他們的才智。更難能可貴的是，司馬遷對人的逐利之心給與肯定，認爲這是人的天性。春秋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社會風氣寬容、自由、開放。所以能培育出司馬遷這樣自由的思想家。

《貨值列傳》的一開篇，司馬遷就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話：”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明顯，司馬遷是反對老子的觀點的。他說這是”堵塞人民的耳目”，是行不通的。司馬遷說的還算客氣。我倒覺得這是一種愚蠢政策。至於其中的”鄰國相關，老死不相往來”，讓人想起了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清朝有康乾盛世，社會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滿足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排斥外界、自我封閉，施行”閉關鎖國"，帶來了嚴重的惡果。

第二段中，司馬遷講述了人的各種慾望。並表示道德教化是不能壓制人的慾望的。所以，司馬遷主張順其自然。司馬遷認爲”最高明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誘導他們，再其次是教育他們，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來）束縛他們，最愚蠢的辦法是與百姓爭利。“可惜，後來的統治者，採用的都是下策。比如重視道德教化、用典章制度束縛民衆等。各種道德、各種規查制度束縛了人的思想，使得社會長期停滯不前，以致於最後遠遠的落後於西方。

司馬遷說，”人們各自以自己的才能來行事，竭盡自己的力量，以此來滿足自己的慾望。因此，物晶價格低廉，商人就會把商品銷售到可以貴賣的地方；物品價格昂貴，商人就會從價格低廉的地方運來銷售。各自勤勉而致力於他們的本業，樂於從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處流，日日夜夜而永無休止，他們不待召喚自己就趕來，物產不須徵求而百姓們自己就生產出來。“這其實是在論述”市場”這一無形之手的巨大力量。司馬遷在兩千多年前就能瞭解”市場“的作用，並具備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思維，實在是讓人吃驚。

司馬遷對於人的逐利之心，給與了肯定。他說：”求富，是人們的本性，用不着學習，就都會去追求。“對這種逐利天性的肯定，具有巨大的意義。《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認爲，人人追求自己的私利，能夠極大的促進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繁榮。可惜後世的中國越來越重視道德教化，輕視人的逐利之心。

司馬遷後來遇悽慘，被漢武帝處以宮刑。這是一位專制獨裁君主對一位自由思想家的殘酷迫害。漢武帝這樣的獨裁君主，最熱衷的是權力，最痛恨的是自由。他”罷百家，獨尊儒術”；設置內朝，收回大臣權力。這些專制君王對思想的控制、對絕對權力的追求，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最大障礙。而司馬遷這樣的自由思想家，是中國最寶貴的財富。

　　《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5

我在課餘時間看了貨殖列傳，在該列傳中司馬遷認爲社會經濟活動不以人們意志轉移的客觀過程，因此，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司馬遷所指的貨殖，還包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治煉等行業的經營在內。史記中影響最深刻的是，兩大著名商業家計然和白圭。

“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認爲商業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於觀察變化和利用變化，他主張利用規律性變化獲利，所謂規律性變化就是不要關注引起變化的具體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變化，白圭提出的“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商業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規律性變化，這裏面的規律是，由於有大量的人棄，價格必定就掉下來了，而價格掉下來，就是上漲的理由，上漲的理由具備，上漲就是遲早的事！只要發生大量的拋售，就買入，至於這種拋售是屬於全球金融危機引起的.呢？還是鉅額投資虧損造成的呢？還是原料漲價引起的不關注，只要人棄，我就取。

另一位商業家計然提出貴極則賤，賤極則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價格貴到極點，就會返歸於賤：價格賤到極點，就要返歸於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至於是什麼引起的貴賤變化，這些商業家們並不關注。而我們的投資人則長期沉逆於引起價格變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視了價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漲的理由的規律。

說來說去凌通最想要說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規律性變化，跌多了就是漲，漲多了就是跌這是基本規律。人們都不敢買的時候，都棄之的時候就是最好的買入機會這也是規律。不要尋求具體的上漲理由和買入理由，一旦有具體的上張理由和買入理由，實際股票就沒有買入價值了，一旦有上漲的理由的時候，人們就不要拋售了，也就沒有機會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機會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體利多的困難階段下手。同時要理解相信價格的變化總是向反方向變的，上漲總會轉化爲下跌，反之下跌一定會轉化爲上漲！

在這點上，古代商業家計然和白圭分別提供了更偉大的思想，計然指出：天旱資舟，天滿資車（旱時，就要備船以待蕩；滿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纔是商業和經營的規律。在古代商業家的眼裏，所有的商業行動都是爲次年或者很多年後所做的準備，等待時間的推移，實現收益。白圭則提出，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素求時，就出售。穀物成熟時，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買進編完編絮，出售糧食。兩位商業家都不爲明天操心，他們的商業行爲都不是爲明天掙錢做準備，而是爲更長久的未來做的準備。

計然和白認爲經商一定要利用，“時用”關係，“時用”關係指的是，人們需要某個商品的時間和這個商品處於充足的時間不是同一時間，東西多時大家往往不需要，價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時東西往往不足，商人們就是利用這個時間差，在供給充足價格下跌是買入，然後隨着時間的變化自然會出現東西少，大家又要用，價格高的情況，這時商人就賣出。凌通認爲“時用”變化其本質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時間或空間商品的供需關係不一樣，從而導致價格不一樣，來獲取利益。在兩位大商業家眼裏，價差是時間創造出來的，價差是時間的函數，時間是價差之母。

在一個極端的困境中，極端的拋售中，採取人棄我取的策略，然後等待時間的推移，創造出新的供需關係和價格，自然會掙錢。不要試圖在某個低價買入後，次日就獲利，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麼具體的利多才買入，那是已經晚了。在極端的困難和極端的悲觀，極端的拋售和極端的利空情況發生時，就是最佳的買入時機，而時間逐步推移之後利多自然會出現。根本就不需要投資人去尋找、去發現、去預測什麼利多，只需要投資人等待！這是商業和投資的基本規律也是凌通閱讀了《史記貨殖列傳》之後的心得。

　　《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6

昨從小阿姨那拿來了因房屋拆遷而寄存在她家的一袋書，發現了其中有一本《史記》。鑑於現今中國有很多專家教授在研讀《史記貨殖列傳》，欲從中國史學大家司馬遷那汲取古代中國的商業社會發展經驗。於是我也仔細讀了一遍，深有所感。

士農工商，商排最末，本篇亦可說是排在最後（實際位置是倒數第二，但最後一篇是太史公自序）。

可見中國作爲一個擁有發達農耕文明的國家是如何蒸視商品經濟的。儘管如此，古代中國仍然發現了至今仍是天道的商業文明。“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完全展示了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和市場經濟情形；“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與用事筐小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這些都適用於現今瞬息變化的市場，綜合分析各種信息，果斷追隨市場脈搏；“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正如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夫所言，行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工作既是修行，什麼事都要用心去做。

在我的上一篇隨感中論及了“富”這一話題，感覺自己多是從心理上去感受生活的滿足感。太史公則從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去論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摸鳴琴，擡長袂，跟利屬，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遊閒公子，飾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真是一針見血，刺破我輩麪皮啊！女的嫁給自己父輩年紀者現如今比比普是，男的則家無餘財可偏要買車去裝出一副“富貴容”。這一切雖說是病態，到底可能還是符合人性天道的吧。

不待賈而足，地執傍食，無飢筐之患，以故普家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准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這句話有種《道德經》裏“福臺禍所伏，禍臺福所倚”的意味。一戶人家生活條件好了，下一代就會貪圖安逸，家境貧寒就會出去間蕩、去冒險。再加上“風險與收益成正比”的天道，他們就有可能發植財而變富。歷史的軌跡何嘗不是如此呢？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又有山川、長城阻隔外族侵襲，於是乎與外界不通獨自過上了自給自足、安詳舒適的生活。西歐則地勢平坦，屢遭他族迫害，自身經濟有不好，最後被迫走上了海洋之路，使得現如今英語成了世界語言，踩隨中國的兒童、少年直至老年人。如果明朝在派出鄭和下西洋時，中國國內有“飢值之患”，急需海外貿易補貼家用，那麼說不準就是中國發現了美洲大陸，發現地球是圓的。如果中國國內人民無法生存，中國人再去移民他鄉，那麼現在我們出國就像出省一樣講普通話，那該有多好啊！

可是歷史沒有“如果”，歷史正隨着我寫下每一個字時循着天道一往無前，不曾回頭。……

　　《史記·貨殖列傳》讀後感7

近年來，我一直在宣傳一種觀點，中國搞市場經濟在技術上對資本主義的經驗有借鑑，但作爲制度道路的選擇不能簡單理解爲是學西方的，更不能認爲是西化。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是從古代傳統商品貨幣關係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古代傳統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思想並不首先產生於西方，卻是在東方古國一中國。這兩天我又一次認真研讀《史記·貨殖列傳》，對上述觀點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兩千多年前，西漢思想家、史學家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明確批判了“重農耕輕商賈”、“重本抑末”的落後經濟思想，主張“農工商虞”並重，提倡發展商品生產，鼓勵商品交換。單“貨殖”（而不是“物殖”）二字就再清楚不過地體現了他的這個思想。史太公說：我們國家資源雄厚，物產豐盛，這是人們的生活源泉。“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徽期會戰？”他說：人們利用市場規律低進高出，以求盈利謀生，各自努力經營本業，發展社會經濟。他還引用《周書》的話，說明爲繁榮經濟就要鼓勵分業經營。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吃的、穿的、用的——老璽注）絕，虞不出則財圍少。”他總結介紹了越王勾踐用範盛等人的計策，憑藉物價、稅收等經濟槓桿調節社會經濟，取得了極大成功的經驗。史太公還精闢論述了經濟與政治、與道德、與民風的關係。說：“倉陳實而佑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說明“禮生於有而廢於無"。

他還說，富人也好，窮人也好，他們營商出於私利，但就是因爲有了這個過程，使社會經濟發展了，這應當看作是貢獻。不是常說“發展是硬道理嘛！”所以，他主張政府對商品經濟的態度應當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就是說最好的辦法是順其自然。其次是因勢利導。再其次是加以教育。再其次是用法律和規章制度使其規範化。最壞的做法是與民爭利。此外，《貨殖列傳》通過總結經濟事業發達地區和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在發展經濟方面的業績與經驗，論述了大量關於商品經濟和市場運行法則的理論與實踐。其中包括諸如開發利用資源，提倡產業分工，以及商品經營、商業營銷方式與策略等有極高理論價值的思想和寶貴的實踐經驗。

還需要說明一點，這些思想比西方世界最早期的經濟啓蒙思想家們的理論還要早一千多年。二戰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藉助市場經濟體制獲得迅速發展，也積累了不少經驗。但是，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等方面的侷限性，又使他們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可克服的前進障礙與困難。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從三十多年前起實行改革開放，摒棄了計劃經濟模式，走上市場經濟軌道，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儘管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制度體系還不很完善，但已經成功地運用市場經濟機制使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與發展，成爲當今世界發展中國家成功的典範。現在，資本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在實行市場經濟制度體系建設上，都面臨着許多同樣的矛盾和問題，都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我們一定要認清形勢，積極主動地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建設，尤其是新的市場經濟制度、法規和市場運行秩序的建設。爲人類和平發展事業做出中國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