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國是如何外交的

國內外學界在討論中國古代對外關係時，首先就會想到古代的朝貢制度以及中國中心主義，由此關注起中國儒家的天下觀。不過，天下觀只是儒家的世界秩序學說，在涉外實踐中如何實現理想的世界秩序，儒家學者們還提出了一套涉外理念與之配合。

儒家的“天下”包含有兩層含義：一，指與形而上意義上的“天”相應的一切形而下世界的總和，包括了普天之下的自然萬物和人文世界生髮存滅及其聯結互動的具體空間。在這個空間裏，“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禮記·中庸》)。而人在天地之間，其行爲要合於天道，才能盡天命之性，化育萬物。二，指中國與四方的總和，包括地球上所有國家和人民。“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鹹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禮記·月令》)因此，人們都應遵從上天的旨意與命令。

儒家的天下觀旨在構建理想的“天下”秩序。如何來構建“天下”秩序?在儒家看來，擁有崇高德性的“聖王”上承“天命”，作爲“天子”來執政天下。就是說，“天命”只落實在“天子”的位置上，而不是具體人上，“天子”保持有“天命”的唯一辦法就是“敬德”。孔子指出，治理天下國家者，首先要修養自身、尊重賢人、愛戴親人、尊敬大臣、體察羣臣、愛護百姓、招來百工、懷柔四夷、安撫諸侯(《禮記·中庸》)。如能依此九項而爲，則天下歸服。

要使“天下”有序，就要“協和萬邦”。《尚書·堯典》中記載，帝堯家族內部關係融洽後，又先後在各部落以及更遠的外邦間次第推行德治與仁愛，使各部落以及外部邦國和平有序。顯然，儒家把“和”看作是處理中國與外國關係的思想準則。“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禮記·中庸》)也就是說，“和”是天下通行的道理，是天下各安其所的交往方式。而“和”的本質是“仁”，這是儒家所倡導的“忠恕”之道。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不僅適用於人際關係，也適合於國家間的關係。爲此，孔子還從“仁”的普遍倫理確立了人際關係的兩原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這兩條原則，就是要求自尊和尊人，把自我與他人同等看待，承認他人與自我的相同心理需求。從這個“推己及人”的過程中，體現了一種崇高的寬容和尊重精神。《左傳》作者曾將這種“仁”推及國家間的關係，認爲“親仁善鄰，國之寶也”(“隱公六年”條)。

儒家崇尚和諧，強調“和爲貴”。如何達到“和爲貴”?其中的重要途徑是“和而不同”。孔子曾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就是說，君子追求和諧，不但承認差異，而且尊重並容許有差異;而小人卻是強求一致而造成相互之間不和諧。“和而不同”，在處理國家間的關係上，就是要允許、承認並尊重各國間的文化、信仰和制度的不同，求同存異，從而達到和諧共處。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儘管儒家主張“天下一家”，但後世儒者卻多主張“王者不治夷狄”(東漢何休語，載於《春秋公羊傳註疏》卷二;宋代蘇軾語，載於《蘇軾文集》卷二;明朝邱浚語，載於《大學衍義補》卷一四五)。他們旨在闡述，“中國”帝王不要去直接統治“夷狄”，應與“夷狄”各守其境，和平相處。顯然，這也顯示出“和而不同”的原則理念。所以，即使是明朝派遣鄭和率領龐大水軍巡遊東南亞以及印度洋諸國時，他們也是秉持着“聖王”對於“夷狄之邦，則以不治治之”的堅定理念(明朝費信《星槎勝覽·序》)，來處理與這些國家間的政治關係。

親仁善鄰，協和萬邦，還要處理好“王道”與“霸道”之間的關係。所謂“王道”，就是道德來感化四夷。孔子曾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而“霸道”，則是使用武力以制服四夷。不過，儒家並不是完全排斥武力的使用，而主張“以力輔仁”。《左傳》曾談到軍事與道德之間的關係：“天生五材(按：指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襄公二十七年”條)於此可見，“兵”只是昭示“文德”的手段。荀子對“以力輔仁”的思想曾做過精闢的闡述：認爲講“王道”可以“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荀子·王制》)。言下之意，用仁愛施行於天下，四方各國皆與它親近;用道義施行於天下，四方各國皆對它尊重;用威力施行於天下，四方各國皆不敢與它爲敵;而用這種它國不敢爲敵的威力，來輔助協和萬邦的使命，纔是真正懂得王道的人。顯然，《荀子》中“王天下”的具體路徑和方法，與《周易·繫辭下》中所闡述的黃帝、堯、舜諸聖王之“王天下”←“教天下”←“治天下”←“威天下”思維路徑完全一致。

“厚往薄來”也是儒家治理天下的一條原則。孔子所總結的周朝治理天下的九條綱領中就有：“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禮記·中庸》)關於“厚往薄來”，據唐朝孔穎達解釋：“厚往，謂諸侯還國，王者以其材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禮記正義》)而“厚往薄來”原則的提出，與儒家的義利觀不無關係。孔子曾說，“君子義以爲上”(《論語·陽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就是說，“君子”(統治者，有德者)應當以“義”作爲自己最高的行爲準則。不過，孔子並不否定“利”。孔子曾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人之所欲、所惡者，即是人之“利”;而以其道、不以其道，即是人之“義”。所以，孔子所否定的'是不義之利。在“義”與“利”的關係上，孔子將“義”置於“利”之上，提倡“以義制利”。而孟子主張，“君子”應持“義”而忘“利”(《孟子·梁惠王上》)。後來的中國封建帝王，爲了表現“天子有德”的風度，對於“四夷來朝”的行爲也就一概施行“厚往薄來”的方針。譬如，十分節儉的明太祖就曾指示：“諸蠻夷酋長來朝，涉履山海，動經數萬裏，彼既慕義來歸，則齎予之物宜厚，以示懷柔之意。”(《明太祖實錄》卷一五四)

不可否認，秉持上述理念的中國封建君臣在涉外實踐過程中，也曾因不顧具體環境而執行偏頗曾帶來一定的弊端。譬如我曾經揭示出明清王朝所制訂的國際貿易政策，一方面對於來華的外國商人一直強調“懷柔遠人”和“厚往薄來”，另一方面對於參與國際貿易的本國商人卻秉持法家的“重農抑商”理念，從而造成了嚴重的不公平競爭局面。然而，儒家文明在今天仍然具有極強的普遍價值。如上所述的這些涉外理念，今天對於我們也有十分寶貴的理論價值：第一，儒家的“天下觀”，可以幫助人們從全球乃至宇宙的維度來思考世界秩序，從而避免因國家利益至上的觀念所帶來的國際問題治理困局;第二，儒家的“親仁善鄰”思想，可以促使我們更加重視與周邊鄰國的和諧相處;第三，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可以指導世界各國人們承認並尊重相互的文化、信仰和制度差別，進而協調相互間利益，從而達到國際關係的和諧;第四，儒家的堅持王道而反對霸道的主張，以及“以力輔仁”的思想，有助於指導國際問題的溝通、協調與解決;第五，儒家的“義先利後”的思想，有助於持續推進國際經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