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士人的文化擔當

顧炎武

歷史上，中國士人有着傳承和弘揚文化的高度使命感和擔當精神，素以“傳承文化”、“教化民衆”爲己任，認爲士人修己和教化之好壞，關係天下興亡。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士人有着濃厚的“文化自覺”的意識。

春秋時期，儒家創始人孔子身處禮崩樂壞的亂世，一生爲弘道救世奔走。他收徒辦學，傳授文化。有人問他爲何不去從政?他答：以孝悌教人，用於政事，就是從政。有隱者勸他退隱，他說：“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即是說如果天下有道，我也不會這樣奔走。他遭匡人圍困時說：如果天意要消滅這文化，我也無法得知它;如果天意不想消滅這文化，匡人也無法阻止我傳播它。他以弘道爲救世的根本途徑;以弘道救世爲自己的責任。弘道救世是孔子一生的追求，他也這樣要求弟子，要求士“志於道”，“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從這裏，開始了中國士人以傳承、弘揚民族文化爲己任的傳統。

在以後儒學的發展中，對文化使命的擔當，成爲儒者、士人的主要特質。張載的“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集中體現了儒者士人的胸懷和抱負，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末清初，在世風衰敗、政權易主的環境下，顧炎武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突出顯示了士人在衰世之中的一種文化擔當精神。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獸相食，謂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日知錄》)這裏，他把“亡國”和“亡天下”加以區別，即是說改朝換代是亡國，道德淪喪，文化頹壞則是亡天下;維護道德、文化以保天下，是保國的基礎;保國主要是在位的君臣的責任，保天下則是“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每一個普通百姓，對於社會道德、文化狀況的好壞，即天下的興亡，都負有責任。這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語的由來和本義。

後世的士人對此多有繼承、發揮，特別是提出了道德風氣的改變必從一二人開始、把移風易俗的責任落實到自身等思想。如吳廷棟說：“欲挽回天下之無恥，必視乎一二人之有恥。權足以有爲，則挽回以政教;權不足以有爲，則挽回以學術。即伏處一隅，足不出里閈，但使聲氣應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將必有聞風興起者。縱不幸而載胥及溺，猶將存斯理於一線，以爲來複之機。”曾國藩指出：“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

社會道德風氣的改變，必從一二人開始;影響世人，移風易俗，並非只靠位居高位的人，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根據地位不同，在位的可以通過政教;不在位的可以通過學術;就是家居獨處，也可以影響身邊一二人;這一二人又可以影響更多人聞風而起;即使身遭不幸，也還是在自己身上保存下了文化的一絲脈絡，可以成爲將來文化復興的種子。無論個人遭遇如何，始終堅守對文化使命的`擔當。這也就是孔子說的“守死善道”、孟子說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所關心全在於道。這種以道的擔當爲生命的精神，表現出我國古代士人的高度文化自覺。正是這種文化自覺精神，在五千年的歷史發展中，支撐了中華文化，雖歷經曲折磨難而始終未曾中斷。

今天，我們處在迎接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中華文化復興的歷史時刻，一場新的文化自覺正在開始，這種高度文化自覺的精神，無疑也將成爲我們前進的偉大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