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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詩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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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詩漫談
詩,嚴格說來是不能翻譯的,尤其是真醇的好詩,經過翻譯,必然會使原作的詩味、韻味有所損失。這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均已成定論了。還不要說譯詩,就是劇名經過翻譯,那味兒也頓覺淡了許多。可不是麼?京劇劇名《貴妃醉酒》,譯成《一個貴妃的煩惱》;《打漁殺家》譯成《漁家父女復仇記》——達意倒確是達意了,可那股濃郁的中國古典語言的傳神味兒,也隨之而消失殆盡。譯詩更難。詩,不是被譽爲“人類面部最豐富的表情”麼?譯詩之難,那可真是沒法可說了。唐人李白曾有“難於上青天”的詩句,但今天,“上青天”之於人類,已遠非難事。故形容譯詩之難,筆者只能用這句話:“沒法可說。”
  譯詩有“縱向”和“橫向”兩種。橫向詩譯,便是指不同國家、民族語言詩作的互譯;縱向詩譯,便是指同一國家或民族語言內的古詩今譯。
  橫向詩譯中有一個膾炙人口的例子,可以說明這個道理。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有一首著名的《自由與愛情》的詩作,有人譯爲:“自由與愛情/我要的就是這兩樣/爲了愛情/我寧願犧牲生命/爲了自由/我又願將愛情犧牲”。
  青年詩人殷夫將它譯爲: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
  若爲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後一首譯詩在我國流傳廣遠,成爲鼓舞人們投身革命、同專制主義作鬥爭的嘹亮號角。那原因不是偶然的:殷夫的譯詩等於二度創造、二度創作,那“詩味”通過翻譯並未怎麼損失;而前者的譯作,則只不過僅僅做到“達意”而已。但殷夫的譯詩似乎也有個小小的缺點:太中國化了一些,原詩的西洋風味因之多少有點兒損失。
  縱向詩譯似乎更難一些。但最近我拜讀了《唐詩今譯集後,也發現了一些詩譯得較爲出色,有的甚至譯得很精彩。比如杜牧的《清明》一詩:“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董乃斌的譯詩如下:“茸毛般的細雨像多情的手/給原野換上了嫩綠的新裝/我的心,在清明夢一般的煙雨中盪漾/是誰擔簦負笈從我身旁踽踽走過/一聲嘆息,那麼輕/卻引起我心魂的激盪/哦,你哼着山歌的牧童小郎/請告訴我,村裏可有酒賣/好讓我澆一澆胸中的惆悵/想喝酒嗎?先生/瞧,那邊杏花鋪成紅雲的村莊/清脆的童音剛落/牛背上又響起了短笛/好不悠揚。”這譯詩很巧妙地傳達了原詩的神韻和意境,譯法較爲自由,並對原詩在總體把握的基礎上適當進行了補充、鋪墊和想象延伸,也可稱爲二度創作了;缺點則是形式上有一點歐化痕跡,因而在傳達原作的中國古典韻味時不能不有一點兒損失。另一首由著名詩人綠原譯的《涼州詞》(王翰),則沒有這方面的毛病,可以說是幾乎同原作一樣精彩。原詩:“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綠原的譯詩爲:酒,酒,葡萄酒!杯,杯,夜光杯!杯滿酒香讓人飲個醉!(葡萄美酒夜光杯,)飲呀,飲個醉——管它馬上琵琶狂撥把人催!要催你盡催,想醉我且醉!(欲飲琵琶馬上催,)醉了,醉了,我且枕戈睡醉睡沙場,誰解箇中味?(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夫戰士幾個活着回?(古來征戰幾人回?)這真是大家譯筆!自由奔放,而又傳神嚴謹;有時一句對一句地譯,有時卻又將一句點化爲多句;但不管使用何法,總以“達意”而兼“傳神”爲其宗旨;而且,譯詩同原詩的古典語言的韻味也是保持得較好的。這樣的譯詩,豈不是另鑄新詞,堪稱創造嗎?而它的創造和“另鑄”,又沒有脫離原詩的意境和神韻的規定性。
  於是,“詩不可翻譯,縱向詩譯尤爲不可”的神話被破除了。
  但這仍然是不易的。它需要譯家高度的造詣和深厚的功力,需要大手筆。
  因之,我想在嚴復“信、達、雅”譯筆標準的基礎上,還給它增添兩個字:曰“味”,曰“神”。不知譯苑同仁以爲然否?“味”和“神”的標準,應該是不限於譯詩的,譯文也同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