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小腳姨媽的故事長大隨筆散文

如今我已年近花甲，

很快就要退休在家，

女兒們已經工作，

孫輩也在一天天長大，

但我卻更加想念早已故去的媽媽。

我在睡夢中常常夢見她，

夢醒後眼中總涌滿淚花。

每次夢見媽媽都有說不完的話，

她像小時一樣撫摸着我的頭髮，

我甭提有多幸福啦。

媽媽一生沒有文化，

但我聽着她的故事長大。

要我們重德、重義、重文化，

要我們講勤、講儉、不奢華。

媽媽不僅這樣囑咐我們，

她也言傳身教不說空話。

是媽媽給我們姐弟四人縫衣做鞋補線襪，

是媽媽和爸爸苦渡一生撐着這個家。

媽媽雖然身材矮小，

但她吃苦耐勞的勁頭比誰都大。

想起媽媽，我最難忘的是她的一雙小腳，

那雙小腳曾是我最大的牽掛。

可是，就是憑着這雙小腳，

她曾經連續幾個月爲了給弟弟看病扎針，

從我村步行到公社醫院一次都不落。

還是憑着這雙小腳，

每到週末她都要步行到汽車站接哥哥下班回家。

媽媽常說的話，

要真正成爲通情達理的好人家。

媽媽疼愛兒女，

兒女想念媽媽，

永遠的親情，

永遠的牽掛。

在兒女的心目中，

媽媽永遠是一朵永不凋謝的—鮮花。

女人纏足就是一種致殘，走不了路怎麼能下地勞動，約束了女人的自食其力的能力，只有依賴丈夫，這是男人統治女人的一種表現。

現代女人嘗試各種整容，隆鼻隆胸，削臉抽脂，不也是一種審美觀？整容對身體的負面影響，不遜於纏足，只是用所謂的文明方式重複着昔日對身體的約束，繼續爲時尚瘋狂。

在纏足和放足的拉鋸戰中，纏足人口最終大幅減少；並不是說纏足變成違法了，只是因爲它被認爲過時了，當纏足失去文化上的尊榮與體面，其實已經死亡了，一個新的時尚潮流將代替過時的纏足。

每個朝代都有流行的纏足樣式，正如現代女孩子定期換個髮型一樣。就像隋唐女性以豐腴、高聳髮髻、半露內衣爲美，宋代女性以清雅、內秀、小腳爲美，詩詞所謂“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寫的就是這種充滿想象力的步態美，也影響着後人對美的認知。

人大博士馬國棟認爲，女人裹腳是滿足男性病態的審美觀，形成以醜爲美之風。但著有《纏足》的美國學者高彥頤不這麼認爲。她說，對女性身體審美觀的變化，永遠脫離不了社會和社會人的評判，特別是女性心甘情願主動參與。

現在農村還有寥寥無幾的纏足老女人，她們多數已過耄耋，有的已至期頤，基本上是靠坐在蒲團上向前爬行，走1米的距離，要花上幾分鐘；有的一輩子從沒出進過縣城，有的甚至沒有出過村；有的.甚至從沒離過家。

她們回憶往昔的纏足，殘酷時搖頭嘆息，悲傷時掩面而泣，滿足時靜靜陶醉。

大姨6歲時被婆婆抱來當童養媳，8歲時，在她纏腳的數月後，腳趾和腳後跟開始潰爛流膿，婆婆嘴裏唸叨着“不爛不小，越爛越好”，把鹹菜葉貼在她腳上，說可以防止發炎。

她害怕婆婆責罵，晚上腳疼得再厲害卻不敢哭出聲，只咬着被子偷偷嗚嗚哼着。裹腳布被纏得複雜，縫得結實，她幾次想找剪刀拆開裹腳布，卻怎麼也找不到剪刀。

成家以後，以爲有了丈夫可以依靠，不料38歲那年，丈夫因病去世，養活3個孩子的重擔壓到了她肩上。那時，大兒子10歲，兩個女兒一個6歲、一個3歲。鄰居都勸她把兩個女兒送人，可她捨不得。

單幹時期，我的大姨曾跪着在野外割豬草，種莊稼，堅強地養活着三個孩子。昔日的小腳，曾讓年輕時的她收穫了愛情，但也讓她留下了終生的遺憾，至今她都沒能走到山上丈夫的墳前，一訴思念之情。

入了公社後在生產隊，纏着小腳的大姨，沒法下地幹體力活，只能在生產隊的打糧場上坐着蒲團幹一些剝玉米切穀穗之類的活。大姨每條褲子的膝蓋處總最先上補丁，她這輩子什麼罪都受了。印象裏，大姨的膝蓋和腿上全是厚厚的老繭，用手一揭，就掉下一個硬殼。本該長在腳底的老繭，卻長在膝蓋上，爲了養活一家人，她跪着走出全家的生路。

大表姐回憶，大姨夫去世後，她的媽媽要獨自去野外割草生火做飯，割草時小腳蹲不穩，就蒲團在膝蓋下，割完這處再爬到別處割，膝蓋跪疼了，就坐在地上。一袋子草有60多斤，她半拖半抱地把袋子搬回家。由於長年累月跪着幹活，讓她的膝蓋落下毛病，天氣稍有變化，膝蓋就會鑽心的疼。大姨圍着家轉了一輩子，以前圍着家裏生計轉，現在圍着家裏幾平方的屋子轉。

後來我看到村上那一雙雙的小腳，才感到如此強烈的震撼！即使繡花鞋漂亮，藏在鞋裏的小腳其實不好看，腳掌都畸形了，走路都搖來晃去，可怕，太可怕了。後來大姨老了經常在我家炕上給我講故事。

我很小的時候，就看到母親的那雙小腳。在村人和同學的嘲笑聲中，我和母親都有着一種莫名的自卑。孩提時，我會跟母親去外婆家，走五六公里的路，母親要停下歇十來次，路過一座獨木橋，小腳的母親不敢走，只能爬過去。外婆家比我們家富裕，當年外公是靠是做頭髮網子生意發家的，他走街串巷收購長頭髮，再發放到那些有纏足的家中，讓那些因爲正在纏腳出不了門的姑娘們手工編織女人用的頭髮網子，縣城裏有人收購。母親說“4歲那年，你外婆就要給我綁腳，外公很心疼，看得眼淚直掉。誰叫我們是有錢人。越是有錢的人家越是要給女兒纏足。”母親健在時，每每被追問，都感嘆不已，那時找婆家得找媒人，找媒人得先看鞋樣大小。母親的腳還沒有纏到成功的程度，外公看母親太受罪就讓外婆停止給母親纏足了，結果就成了一雙不夠標準的小腳。

後來我母親嫁給了鄰村的一個有錢的人家，那個男人上學多，在省城開汽車，和媽媽有了一個女兒後就離婚了，他又娶了一個沒有纏足的女人。母親帶着我大姐嫁給了我的父親，後來生了我們弟兄三個。我是老二，從小聽着母親講的故事，唱着大姨教的歌謠長大的。

每當全家人圍在一起剝玉米或者剝花生時，母親就給我們講那些鬼神故事，我記在心裏，直到到現在還能講出來。我上學後很喜歡作文課，尤其是寫記敘文，每到星期五就盼着語文老師講評的時候念我的作文。到了高中，我的作文由學校推薦到縣廣播站，有線廣播家家有，村上的人們總是給我母親報喜：“你家二孩的文章又在喇叭裏廣播了”。母親總是說：“我早就聽到了。”

後來我在公社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戰山河”指揮部做宣傳工作，因爲是“一支筆”和那些水粉宣傳畫被徵兵的部隊首長選中當了兵，在師後勤部營房科做設計工作，經常寫稿投到前衛報，後來到地方做家紡設計，經常給煙臺報、山東民兵寫報道。這幾年有了電腦和網站，起點中文、故事中國……文章四處發，故事滿天飛，直到加入江山纔算找到了真正的家。回想起來，我那小腳大姨和母親是我文學寫作的啓蒙老師，我衷心的謝謝已經在天堂的大姨和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