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三題散文

　　懷念伯父

伯父是陽曆三月二十八日離開這個世界的。伯父走的很平靜、很安詳。在親人悲痛的哭泣和呼喚聲中遠行了。那夜，當我被刺耳的電話鈴聲驚醒，趕回家時，伯父已合上了雙眼，他那張消瘦而冷峻的臉上坦露着一絲難得的微笑。

伯父患的是食道癌，從發病到去世不到半年時間，他一直忍着難以進食的痛苦與病魔抗爭。我記憶最深的是在縣醫院下達了醫治無效，回家安排後事的通知後，我們幾個侄兒僱了輛出租車，準備接伯父回家。在病房裏，那個司機得知是拉一個重危病人，想推辭溜掉。伯父知道後艱難地從病牀上爬起來，拔掉輸氧管子說：“娃啊，你不用擔心，我一時半會兒還死不了。”最後，他硬是拒絕了所有人地攙扶，一步一步從三樓的病房走到縣醫院大門口的車裏。儘管他蠟黃的臉上滲出細密的汗珠，但他始終面帶笑容，步履沉着，就像一個已經戰勝病魔的人正在走向新生。

伯父是位教師，18歲師範畢業時，自告奮勇去了商洛最邊遠的鎮安縣任教。整整三十年，從單人初小一直幹到完中校長，他幾乎踏遍了鎮安的山山水水。那時交通不便，只有寒暑假才能回躺老家。每年暑假，伯父除了給我們帶回好吃的糖果外，還帶回了抽在手上鑽心眼痛的戒尺。

伯父的家法很嚴。他教我們背古詩，念繞口令，如果誰沒背過或發錯了音，那你就張開手掌，等着挨戒尺吧！記得伯父教我們的一個繞口令是：高高山上一條藤，藤上掛顆大銅鈴，風吹藤動銅鈴動，風停藤停銅鈴停。我們念時常常混音，藤、銅、鈴不分，幾次糾正後還是不能既快又準的讀出來。結果我們兄弟三連同堂兄一起，一字排開伸出手掌，掌心向上，在“啪啪啪”的抽打聲中着實領教了戒尺地厲害。好多年都覺得那片薄薄的一尺見方的竹尺竟有那麼大的威力。

伯父八三年調回洛南，我們剛上中學。禮拜天，我們一回來，他總要叮囑：堂堂正正做人，認認真真學習，別在學校搗蛋。當時，遇到堂兄招工，以伯父那時的人際關係，完全可以招到一個好單位，可伯父不願走後門，不願託人說情，堅決讓堂兄從最吃苦的工作幹起。結果堂兄招進瀕臨破產的縣鐵廠當爐前工，一干就是六年。堂兄埋怨過，但最終還是成了技術骨幹，現在在北方一家很大的鋼鐵公司發展。

退休後的伯父最關心的是村上的教育。遇到學校搞活動，伯父總是不請自到。編節目，指導學生表演，有板有眼，毫不含糊。那幾年，鄉文藝匯演，我們山村小學表演的節目，決不比川道地區學校表演的遜色。學校讓伯父擔任校外輔導員，每年國慶、六一等節日，伯父都要被學校請回來，給學生做報告，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他帶上紅領巾在國旗下行注目禮的樣子，既滑稽好笑，又叫人嚴肅可敬。他的講解很有說教意義，讓師生受益匪淺。所以伯父去世後，在他的悼詞中，有人寫到：這是一個德高望重、博學多才、富有愛心和社會責任感的老人。

如今，伯父走了，擺脫了病魔折磨，去了另一個世界。可他的品行、爲人以及一些生活往事卻清晰的留在心底。每次回來，路過伯父家的門口，我都會忍不住停下腳步，讓目光在那個空蕩蕩的院落搜尋。我總覺得伯父沒走，他是出了趟遠門，有一天還會回來。

是的，伯父沒走，他一直就在我們的心中。

　　懷念寫詩的日子

我以前是很愛寫詩的，儘管後來才知道，我寫的那些長長短短的句子根本稱不上詩作，但我還是在一次次清理垃圾，打掃房間，整理書架時，捨不得扔掉那幾本，我用鋼筆寫上去，配了插圖，很少讓人看到的我的詩集。

寫詩幾乎充斥了我上師範的整個時光。

記得上師範不久，鄰班有兩個愛好文學的同學創辦了一個《二月花》詩社。那是一份油印刊物，那些清清爽爽的詩句，自行設計的簡筆畫點綴其中，真的讓我眼前一亮，愛不釋手，我想學詩寫詩的熱情一下子被點燃了。

後來，我更欣喜的知道創辦這份校刊的是我的同鄉：彼岸和流雲，那時，他們還不叫這名字.這是他們現在的博名。他們對詩歌對文學的癡迷感染了我，使我這個當時連作文都寫不好的人突然就萌生了當詩人的念頭。

那時學校的各種設施很簡陋，還沒有電腦，打印機之類的辦公設備，晚上還總是停電，可是每當校園一片漆黑時，在校園一個角落的房間裏，一盞蠟燭下，幾個年輕人正在認真的編稿，排版，插圖，油印。燭光映紅了那一張張因詩歌而激動的臉龐。當時的我充其量只能算詩刊社一個普通的社員，還達不到編稿，審稿的水平，我所做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在蠟紙上刻好的詩歌油印出來。因爲光線很暗，油墨不小心弄到臉上，手上的事時有發生，有時候同伴看着我哈哈大笑，我還不知道爲什麼，第二天早上洗漱時才發現自己成了大黑臉，怎麼洗都洗不淨，搞的我像個怕羞的女子不敢在校園裏晃動，我就搞不明白，當時怎麼會把油墨抹到臉上去呢！

記得上師範二年級的時候吧，學校舉辦了一次大型詩展，就是把所有在校愛好文學的學生的詩歌以大字報的形式，張貼在校園一面醒目的牆壁上，白紙黑字，配上五顏六色的廣告畫，很是壯觀。我寫了一首《寫詩，靈魂的墮落》也躍然牆上，這讓我興奮了很久。後來我仔細回想推敲，也不知道那首用了大量生澀，隱晦的詞語修飾成的詩句說的是什麼意思。倒是“校園詩人”的帽子從此戴在了頭上，現在想起來真是好笑。

因爲詩歌，我和那些愛好寫詩的同學常常去學校對面的丹江河畔，望着緩緩東去的丹江水吟詩作文。我們經常是帶上水筆和筆記，唯恐錯過了每一次靈感光臨的機會。有時候爲到了一句自認爲很絕妙的詩句而狂喜，有時候還爲一個詞語是否恰當爭的耳紅面赤。少年不知愁何物，爲賦新詩強說愁是那時學詩寫詩的人最真實的心態。

師範快要畢業那年，我二哥在雲南當兵，當時中越關係緊張，他所在部隊在老山前線的貓耳洞蹲守。爲了鼓舞他的士氣，我堅持每天寫詩，其實詩句的內容不外乎就是多保重，別想家，奮勇殺敵之類的豪言壯語，每週我都會步行七里路去商鎮郵局寄往雲南。後來聽二哥回來說，我寄給他的那些詩作，的確是他和他的戰友們一道非常重要的精神食糧。沒有我的鼓勵和鞭策，他不知道能不能堅持寫下來。我當然知道，這並不是我寫的有多好，這是詩歌的力量。

寫詩沒能讓我成爲詩人，但卻讓我真正的喜歡上了寫作，還結識了許多寫詩的`朋友。正是對詩歌的熱愛，我後來開始寫散文寫小說，雖然寫的很稚嫩，但始終跌跌撞撞地走在文學這條道上。

從那個學校走出的寫詩人，如今大多數還活躍在商洛詩壇上，有的在全國已經嶄露頭角。像李環宇（彼岸），趙巧雲（流雲），王丹峯，郝曉紅等，儘管他們詩歌的風格不同，但對生活真善美的追求和歌頌是相通的。不知是因爲詩歌讓我們友誼之樹那麼長青，還是因爲我們純粹，毫無功利色彩的友情，讓詩歌成了我們生命裏最美的一部分。

不管歲月如何走過，我都將慶幸那段寫詩的日子。

　　眼鏡情結

我對眼鏡有一種特殊的好感，這種好感一直縈繞了我少年時代的好多年。

小時侯，我並不知道眼鏡有何作用，只知道那兩片玻璃構成的東西，架在某一個人的鼻樑上，發出或明亮或幽幽的光芒，叫人感到這個人既神祕莫測，又和藹可親。這種感覺大概是我在上小學五年級時的王老師身上得到驗證的緣故。她戴一副眼鏡，說話柔聲細語，透過那兩片透明的玻璃，讓人總能看到一種溫和慈善。不知是否因了她的眼鏡，只要一看到她，我們那些愛貪玩的“野孩子”都會變得溫順聽話了許多。她常用自己並不寬裕的工資賙濟一些貧困的學生，以致於她調走時，出現了師生間少有的十里相送，淚眼相望的難捨景象。

所以從那時起，我便固執的認爲，凡是戴眼鏡的人都是像王老師那樣的好人。就連看一部電影，我也是以是否戴眼鏡來判斷他的好壞，有時看到最後，才知道那個戴眼鏡的是特務或大壞蛋時，心裏還確實要遺憾好幾天。

想有副眼鏡，就成了我兒時最大的夢想。後來還真的從垃圾堆裏尋到一副被人拋棄的眼鏡，拿回去用手絹細細擦去鏡面上的塵土，用一條細繩縛住它的殘臂斷腿，一有空就偷偷對着鏡子戴。那種美妙的感覺就如同我一下子成了王老師那樣的人一樣。

長大後，我對眼鏡纔有了全新的認識，它不僅僅是兩片玻璃的簡單拼湊，它是一個人成了近視眼，爲了更清楚看待事物，不得不做出的選擇。我還發現，除了那些天生愛美，喜歡用眼鏡裝飾自己的人外，可能再沒人願意用兩塊玻璃擋住眼睛，還讓鼻樑遭罪。

儘管這樣，我還是喜歡眼鏡。曾幼稚的想用拼命讀書，讓自己成爲近視眼，以達到戴眼鏡的目的。可最終我還是放棄了。因爲在努力的過程中，我覺得那是要付出代價的，戴上眼鏡再好看，那也是遺憾的美麗，至少是美麗的遺憾。你不見那些看似瀟灑的眼鏡人，一旦卸下眼鏡，不是被鏡框壓彎了鼻樑，就是眼球突的嚇人。當然由帶眼鏡引起的比如坐車、起居、跋涉等方面的諸多不便，甚至痛苦，恐怕只有他們自己最能體味了。

現在，我還會偶爾戴上眼鏡，瀟灑走一回，但卻沒了過去戴眼鏡時的美好感覺。不是抵擋風沙灰塵，我是不會輕易去戴眼鏡的。有一句廣告詞說，“保護眼睛，從不戴眼鏡做起。”誰希望自己有雙近視眼，那才叫有病呢！

如今，街上帶眼鏡的人很多，而且還呈現低齡化的態勢。各式各樣的眼鏡充斥着我們的視野，也折射出一個時代的變遷和風采，但如果你仔細品味一個人戴眼鏡前後的心靈軌跡，也許會感悟出許多從幼稚到成熟的人生真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