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是一個老師散文
一
在江蘇教育界，還有誰不知道周德藩老師呢？
從更大範圍說，在整個教育界，周德藩老師也是聲望遠播的
二十年多前，時任江蘇省教委副主任的周德藩率先在江蘇倡導素質教育。然後，素質教育理念成爲國家意志，並在全國全面鋪開。可以這樣說，江蘇基礎教育能走在全國的前列，這其中凝結着他的智慧，閃爍着他思想的火花。特別是推進素質教育方面的工作，使周德藩在全國產生了影響。而且，他的這種影響力直到現在仍然在產生着重要作用。
周德藩的頭銜非常多，原國家教育發展中心研究員、國家督學，江蘇省教育委員會原副主任、省政協科教文衛原副主任、江蘇教育學院院長；現任江蘇省教育學會會長、陶行知研究會會長；科學育兒社會服務援助系統早期教育專家，國家“十五”課題“科學教育——開發少兒潛能”課題組組長。
但周德藩的第一身份就是教師。1963年，他畢業於江蘇教育學院物理系，從1963年到1983年，他在南京市二十九中學歷任物理教師、教導處主任、副校長。直到去南京市教育局任副局長前，都還一直站在講臺上執教。
現在，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後，這個一直醉心於教師角色身份的前輩，重又站在各種講臺前，試圖以撕開教育一角的方式，十幾年來堅持不懈地爲語文教學奔走與呼喊。
2000年，我在張家港高級中學任教期間，周德藩老師曾到這一家學校講學。我因此能夠第一次親聆先生的教誨。其後，便有意研究了周德藩老師的很多文章，對他所倡導的素質教育理論，也給予了非常深切的關注。
2008年，我有幸與周德藩老師相識，且從此與周老師有了深刻的接觸。
從第一天相識起，我就稱呼他爲周老師。也是從那一天開始，我定位自己是他的學生。我視與他的每一次接觸是我向他拜師學習的機會。
我們的接觸是深刻的，因爲，幾乎每一次，我們都是在談論教育中度過的。
我們相約的地點，一般都是在廣州路的一家離周老師比較近的茶座裏。每一次，我們聊上兩三個小時。那裏雖然是個茶吧，但來的客人並不多。所以，我們竟然能在南京這個鬧市裏找到一個非常僻靜的所在。侍應生與侍應小姐來爲我們加茶水、送水果的時候，也都步履無聲。有一次，我們在聊着，外面下起了雨。在室內，我們竟然還能聽到南京的雨聲。
每一次，我都帶着小電腦，只要話匣子一打開，我就立即打開電腦裏的錄音設備，將周老師關於教育的每一句話都錄下來。
還有誰能有這樣的機會受一位教育家的親炙呢？我認爲，這是我的教育人生的大幸。
在這樣的接觸中，我覺得，周老師首先是個認真而又特別守時的人。幾乎每一次，他都是第一個到，然後，安靜地坐在沙發裏等我們。所以，後來再有約，我不管怎麼說，都要搶先到才成。
說起周老師的認真與守時，就讓我想起2009年元旦假期過後的一件事。我在2008年年底接受了家鄉興化市教育部門的委託，請周老師到我們家鄉講學，時間就定在是2009年1月4日下午。我試着與周老師講了這件事，沒想到，周老師一口答應了我的請求。
過了元旦，我於3日晚上打電話給周老師，約定明日一早赴興化。
這個時候，我的心是非常忐忑的。因爲周老師是個大忙人，請他講學的地方多，他要參觀考察的事務也多。再加上其時，他的家事也多。我非常擔心第二天他無法去興化。如果是這樣，我就真的不好向家鄉父老交代了。
電話打通了，沒人接。我放下電話，心裏非常不安。幸好，很快周老師打回了電話，說，廣平，明天上午七點鐘，我們在南京師大門口出發。風雨無阻！
我心裏的石頭這才落了地。
第二天，仍然是周老師先到了南師大門口。還真被周老師說中了，那天，下着雨。我到的時候剛好是七點，周老師正撥通了我的電話，說他在南師大門口等我。在冬雨中，我看見周老師站在車外，一邊打着電話，一邊四處張望着找我……
二
在那個小茶館裏，我們談得比較多的話題有很多，有新課改的問題，有要不要取消高考的問題，有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規定的問題，有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範的問題。大多是切近教育部的政策以及當時敏感的與熱點的問題。
這些話題，當時，我覺得對我幫助特別大。因爲，我當時正做着一家教育週報的執行主編。每當談話結束，我們就都會推出一個專版或專題出來。這一來，受益的當然就是媒體與讀者。
然而，我們談得最多的，竟然是語文教學，是關於識字與閱讀教學的“科學認讀”課題。
談起語文，周老師便強調他只是一個“局外人”，他是以一個“局外人”的眼光來看待當代語文教學並對語文教學作出價值判斷的。
他說，之所以強調是“局外人”，是想努力獲取一種“旁觀者清”的清醒。
周老師是物理教師出身，但正因此，精確與邏輯縝密便形成了他一貫的思維品質。
其實，對於語文教學，周老師不光是作爲一個“局外人”在“看”或“觀”，更重要的，他一直在做。十幾年來，用他自己的話說，其實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個叫做“科學認讀”的教育部部長基金課題。
爲什麼做這個課題，周老師告訴我，1997年，美國總統克林頓提出開展“閱讀挑戰運動”，要求美國孩子小學三年級結束前就能夠自主閱讀。這使周老師一下陷入了沉思，美國的孩子可以在八歲實現自主閱讀，那麼，我們中國的孩子爲什麼就達不到這樣的目標呢？
而且，這麼多年來，爲什麼我們的語文教育，就一直在“少、慢、差、費”的低谷中徘徊呢？
我們的語文教育，怎麼樣才能形成真正的突破呢？
爲此，周老師將目光投射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回思百年語文的發展歷程，周老師得出的結論是令人震驚的：第一、百年以來，中國人對自己的母語出現了感情上的偏差，認爲漢字難學難認，甚至有人要消滅漢字；第二，人們對漢字的認讀及教學，也出現了一些偏頗的觀點。就第二點，周老師說，漢字是圖形文字，孩子要認讀漢字，需要具備圖形識別能力，而這種能力孩子在6個月大時就開始形成了。因爲從生理髮展規律來說，一般說來，孩子在1歲左右就能夠進行簡單發音了。正常的3歲左右的兒童便已經能將符號與事物聯繫起來並能夠掌握、理解該文字符號。只不過書寫要遠遠滯後於認讀與聽說。比如，那些經常光顧或經過麥當勞餐廳的孩子，一般很早就會認讀寫在一起的“麥當勞”三個字，而不屯定能及時、準確認讀分開寫的這三個字。周老師還從泰州麻將文化發達這個角度發現，一個孩子，能準確認出“東、南、西、北、中”幾個字。由此，周老師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出一個觀點：“小小麻將牌，內有大文章。”引發了很多人的共鳴。可是，周老師指出，很多人不承認這一點，也無視小孩子在生理與心理上的發展，其實已經具備了漢字認讀的一切條件，都在片面強調小孩子不能過早進入認讀漢字的狀態，甚至明文規定，在幼兒園不準進行漢字的認讀教學。
也就是說，周老師認爲，要形成語文的突破，一是從語文本身尋求辦法，二是從學習者的學習情境角度尋找突破的路徑。
周老師集中研究了中國當代三大著名的識字教學流派，即張田若的集中識字教學、斯霞的分散識字教學及“注提識字法”（即“注音識字，提前讀寫”教學法），然後，博採衆長，轉益多師，提出了科學認讀的實驗方法。
科學認讀實驗，簡而言之，就是重視孩子認讀的情境作用，通過情境，有效地促進孩子進行科學認讀與識記，從而有效積累，實現飛躍。
現在，通過十年的探索、研究與實踐，周老師告訴我，他現在也可以自豪地說，我們中國的孩子也完全可以在八歲實現自主閱讀。
不僅如此，他還欣喜地看到，在科學認讀實驗學校，由於孩子們在八歲實現了自主閱讀，因而引發了後續的語文教學的積極的變化。
這樣一個教育家，長期十年，專注於科學認讀實驗，用琅琅讀書聲爲母語療傷，但他卻常常自稱自己是一個語文教育的“局外人”。
十年的科學認讀實驗基本上證實了周德藩老師當初假設的正確性：通過幼兒園3年的輔導，大部分孩子已經能夠認讀上千個漢字，個別孩子能夠認讀2000個左右。更可喜的是，這些孩子普遍對閱讀產生了興趣。我們還欣喜地看到，很多孩子由此產生了閱讀的衝動，並在家庭與幼兒園裏形成了閱讀的良性互動。不僅如此，科學認讀還使孩子們的口頭表達能力較其他未經實驗培訓的幼兒更爲出色。
繼而，周老師認爲，我們要進一步做好幼兒園教育與小學教育的銜接工作，對小學一年級的識字教學起點進行重新調整，對小學一、二年級的識字教學與閱讀教學進行新的更合乎科學的定位，同時，在科學認讀理論的指導下繼續有序地進行識字教學，那麼，到小學二年級結束時，掃除閱讀障礙，實現自主閱讀，是很容易做到的。
這方面最爲典型的例證是無錫市盪口幼兒園與無錫市盪口中心小學的成功實驗。無錫市盪口小學2008級（4）班畢業生所取得的成績是：他們的閱讀量都已經超過了350萬字，有了深切而豐富的語言積累，而且背誦了大量的古典詩詞，在口頭表達與書面表達方面，也已經達到了同齡孩子難以抵達的境界，孩子們的語文素養和語文功力已經真正形成併成功輻射到其他學科的學習與創造發明之中。
當學生帶着2500左右的識字量與在此過程中形成的科學認讀素養進入三年級乃至更高的年級時，勢必對此後的語文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把孩子八歲就實現自主閱讀作爲語文教學的`第一階段，那麼小學中高年級的閱讀教學必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周老師把它稱作第二階段。語文教學也就必須在此基礎上進行新的變革，三年級至六年級階段，則進入大量閱讀、自由閱讀、專題閱讀及經典誦讀階段。這也就是所謂“深度閱讀”。如是，孩子們在小學畢業時就一定會形成豐富的語言積累，形成更高層次的科學認讀素養，從而爲進入初級中學的語文學習打下一個堅實的母語基礎，形成中學階段科學認讀和語文學習的新起點。
當然，繼之而來的問題是，科學認讀在小學全面實施併產生積極的成果之後，對初中語文教學就提出了新的問題，那就是初中語文教學的重新定位問題。初中語文教學的真正起點在哪裏，有無必要爲中學語文教學尋求一個新的邏輯起點，從科學認讀理論與實踐的視域看，已經成爲語文教育工作者必須深刻思考的問題。
周德藩老師也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在進入初中之後，我們完全可以實現初中生的研究性閱讀，從而與高中語文教學進行完美的對接。這便是語文教學的第三階段。也就是說，初中語文教學完全可以直接與我們目前高中階段的語文教學整合，甚至可以實現對高中語文教學的超越。
當然，這裏也就勢必帶來關於課程體系與現代學制變革的思考與要求，兼且對語文教師的素養和入職條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應對，看來是科學認讀以外的話題，然而，既然問題已經隨之而來，則我們大概便不得不對現行的語文教學、現代課程體系以及基礎教育結構等重大問題進行重新定位與思考。
所以，科學認讀的意義絕不在於只是讓孩子們認識更多的漢字，科學認讀的價值在於：隨着科學認讀的普及與推廣，必然帶來語文教學的積極的變化。這一積極變化之後，語文教學也勢必出現前所未有的新的格局。那樣的格局，將是一個充滿了文化自信與文化愉悅的新局面。在這一局面之下，人們對漢語的認識，對母語的感情，也必將呈現一種新的面貌。在此情形下，過去那種對母語的情感方式與教育方式，勢必會得到根本的改觀。
科學認讀將從文化角度矯正人們的漢語文化情結，改變人們不良的母語心態。由此，新格局之下，科學認讀必將使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我們自己的語言，重新審視過去我們對漢語進行判斷與認知的參照系。更爲樂觀的情形還有：人們將形成漢語認知方面的新的價值觀體系，漢語之美將更爲充分地展現在世人面前，中國文化將真正走向世界。
如果科學認讀實驗的目標真正得到實現，科學認讀的三個階段在基礎教育領域得到完全的實施，那麼，它所帶來的將不僅僅是漢字認讀本身的革命。科學認讀，將撕開中國教育的一個角，將會成爲中國教育改革的切入點，將會引發我們的語文教學乃至整個學校課程體系、教學理念和教育行爲方式、現代學制、基礎教育結構等重大方面的改革與創新，對我們民族素質的提高、對中國文化的傳承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
這就是一個語文的“局外人”的語文事業。
這是一個多麼迷人的語文事業啊！
我由此深度介入了科學認讀課題。對周老師經常說起的兩個學校——無錫市盪口小學和高港實驗小學，我進行了幾十次採訪，積累了大量的資料。最後，作爲這一採訪的成果，我出了兩本書：《打開教育一角——8歲孩子學會閱讀的奧祕》和《聆聽母親心聲——小學生走向深度閱讀的路徑》。兩本書均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以報告文學的形式，對一個語文課題進行了全景式的描述。
之所以寫這兩本書，完全是因爲我爲周老師那種爲教育奔走的精神感動，爲周老師對百年語文的歷史反思所折服。
也是在寫完這兩本書之後，我對科學認讀課題實驗中爲什麼沒有在課堂建模方面做出努力有了徹悟：科學認讀所要求的，正是形成語文教學的一種完全開放的格局，將我們身邊的所有信息與情境，都作爲我們的語文環境。如此開放的格局，如果用一種所謂的“課堂模式”來限制，便完全違背了科學認讀實驗的初衷。
這是一種多麼美麗的語文事業啊！
然而，這樣一個美麗的語文事業，卻由一個“局外人”、一個物理教師出身的人完成的。
更讓人感動的是，現在，應該是周老師自己應該頤養天年的時間啊！
這讓我想起人們常說起的情形：當年，在任江蘇省教委副主任期間，作爲一個廳級官員，周德藩走遍了江蘇的99個縣區，僅在基層學校檢查學生的作文本就超過2萬本。這是到目前爲止仍然沒有人打破的記錄。
現在的情形則是，從2000年到現在，從省廳領導位置上退下來後，周老師爲了科學認讀，不停地奔走在江蘇的鄉村和城市。在幼兒園，他蹲下身子和孩子說話；在小學，他彎下腰和孩子說話。對語文教師，他促膝談心，面對面交流；對學校領導，他語意諄諄，寄望甚厚。他只有一個心願，就是要用科學認讀的課題成果，在更大的範圍與區域裏，改良中國語文，撕開教育一角，實現教育的真正飛躍。
這種在城鄉奔走、不辭辛勞以實現自己的教育理念和理想，很容易讓人們想起一個人——陶行知先生。
“他們兩個人，真的很像。”《現代快報》一個記者感嘆地說。
在南京，我爲自己能夠參與周老師的工作而自豪，爲自己在人到中年，能擁有這樣的老師而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