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母親經典現代散文

　　一、父親

在許多篇文章裏都寫過父親，但那是我精神意義上的父親。

我父親其實是一介書生，一個郎中，是個膽小怕事的人。有一細節可以證明：那是他第一次作父親的時候，母親坐月子要吃雞，這隻能由丈夫動手。可笑的是，我父親把雞抓到手裏去拿菜刀時，儘管把舌尖咬得發紫，手卻打擺子般顫抖不已，結果是把刀拿到手中，雞早逃之夭夭了。那一年，我父親22歲。從此，他被終生剝奪了殺雞權。

但父親畢竟去當兵了。那是我有了姐姐和哥哥的1948年。那時解放戰爭基本結束，父親參加的是地方武裝兵團，叫做：“湘中剿匪縱隊”。在縱隊裏當醫務兵。一年時間過去，全國解放了。不久，父親的部隊又擴充進抗美援朝的正規軍。在朝鮮戰場上父親還立過二等功，被提拔爲上士班長。當然是衛生班，沒有扛槍打過仗的。也幸虧是衛生班，如果上前沿握槍打杖，那雙連殺雞也發抖的手不知握槍會是什麼樣子。好在父親從來就不喜歡炫耀自己的當年勇。或許是就根本無勇可言吧。包括他在朝鮮的那段經歷也一直沒有向我們提及過。

我未出生時，父親就已轉業到了地方，是1955年轉業的，第二年底，母親就有身孕了，第三年9月，我們這個已有四口人的家庭中，又多了一個叫做“靜仁”的成員。父親是轉業到地方衛生院的，聽說最初是在羊角塘鄉鎮衛生院，再後來也就是1961年，父親纔到了江南區衛生院，並且擔任院長。這算是小小的一件喜事，我父親一輩子最大的“官”，也就是當到這個區衛生院院長止。雖然他的醫術在地方上算得上是出類拔萃，而且精於詩詞，還寫得一手好文章，然而也就是在那一年，家裏發生了一件大悲不已的事——我那擔任國家教師的母親，在沒有任何症兆的情況下，居然拋家棄子走上了黃泉路。

大凡一個家庭，多是靠做母親的撐起來的。母親死了，就等於家庭殘缺不全了。這對我父親的打擊很沉重是無須言說的，不能僅僅用一句“中年喪妻，痛不欲生”的俗話所概括得了。且不說別的，單說生活負荷，就已經全部落到了我父親一個人肩上。那年月，正是國家最困難的時期，買一個雞蛋也要一二塊錢。住在江南小鎮上吃國家糧的我們哥兄姐弟（弟弟才歲半）四人，再也無法度日子了。出於無奈，父親只好把我們送到了在鄉下的老家井灣裏。老家的主要親人，就我祖母一個孤寡老婦。好在我祖母身體還算過得去，把房前屋後的空地全種了南瓜、芋頭、扁豆什麼的，也能夠彌補糧食的不足。

父親當然沒有把我們一送了事。每每在星期天，父親就會爲我們送一些食物來。江南小鎮離我們老家有15里路程，父親總是肩背手提的。他常在外面出診，自己那份口糧就省下背了回來；手裏提的是個小木桶，木桶裏盛着米豆腐。也只有米豆腐最廉價，兩塊來錢可買得滿滿的一小桶，和湯和水，填肚子可飽食好幾餐。那時，我姐姐已15歲了，哥哥也有了13歲。每每在星期日的那一天，姐姐和哥哥就會到村口去接父親。可惜那時的我年紀太小，無法感受父親是何心境。現在想來，若是換了我是父母那時的境地，一定會覺得活着不如死了來得痛快。當然，這完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看法，如果父親真的死了，又還會有我們這些後來者麼？還是不說那些傷心事吧。

記得父親是不會做農活的。儘管不會做，但眼看着祖母一個白髮老婦挖菜園地，父親就忍不下心，只好搶過鋤來。分明看着他是咬着舌尖使勁挖下去的，可鋤頭一接觸到地面，就不見有什麼力度了。因此，就總是要在一箇舊鋤頭眼裏挖好幾次，才能翻得動一小塊泥土。老半天下來，地是翻了一小片，但弄得一身汗漬漬的，眉梢嘴角鼻尖上盡是泥土，一雙手掌滿是血泡，轉身一看，所翻過的一小塊地又盡是數不清的腳板印，比沒有翻過的地鬆散不了多少。父親就苦笑着搖了搖頭，並且還會遊絲般地嘆息一聲。

我至今也弄不明白，膽小怕事的父親，何以會有那麼頑強的生活勇氣呢？儘管父親什麼農活也不會幹，卻又什麼農活也難不倒他。比如燒火土灰吧，那是農活中難度最大的。之所以難度大，因爲那需要技術。在往年，祖母施南瓜、芋頭之類農作物的火土灰，全都是請鄰居家有經驗的老農來掌管燒的，父親、哥哥和姐姐只幫一幫忙，當一當下手。不過父親對此很感興趣，總是默默看人家怎樣起堆，怎樣鋪茅柴，怎樣蓋草皮……但是那一年的一天，當然是星期天，父親卻突奇想，說要自己親手掌管着燒火土灰。他把由哥哥姐姐平日挖來的樹蔸一個個嘴對嘴合着起好堆，又到後院的屋檐下去把茅柴一捆一捆扛過來解開，再一層一層地鋪在起好的堆上。說也奇怪，那時還是春頭上，可茅柴底下卻發現有兩條蛇扭在一塊，像少女織成的長辮子。父親當然無奈，他是個連雞也不敢殺的人，打蛇就更不敢動手了。不知是覺得奇怪呢，還是被嚇得呆了，他站在那兒，癡癡地看着，連粗氣也不敢出。直到後來，那兩條孽障怕是感覺到了早春的寒冷，才分離開來，悄無聲息地溜之大吉了。這件事父親從來未跟我們晚輩提及過。是若干年後才偶然告訴我們的。祖母還說，春頭上看見蛇“相夫”是很不吉利的事。果然，那年父親被調到龍塘鄉衛生院，先是被免去院長職務，爾後又下放到該鄉一個偏遠的茶場改造，既吊牌子，又戴高帽子，還敲打着破罐子游行……罪名是走資派，是反革命醫術權威。

在歷史的長河中，十年不過是短暫的一瞬。那場運動終於過去了。父親理所當然地得到了平反，只是平反了的父親並未見得有什麼喜悅之色。他已是老態龍鍾的一副模樣了，錯過了喜形於色的年齡。

也應該是呀，經歷了這一次又一次的人生磨難，父親是有理由把許多事物看得很淡的，不僅僅是因爲年齡的緣故吧，父親堅決拒絕了落實政策給他的院長職務。他只管治病，一心一意地給患者治病。

那已經是1977年了。準確地說，是1977年農曆二月的一天。

那時，我已經算得上是全勞力了。在鄉辦企業的基建隊做泥工。

那一日，陽光真的很好，很燦爛，天上沒有一絲雲彩，無邊的空曠使人目眩。我正躬着身子在砌牆，耳邊卻突然響起了一個很熟悉的聲音：“靜仁！靜仁！”一擡頭，是我的父親來到了我的面前，他那天並不見得有什麼異樣，同樣是一臉慈祥，見我望着他，就說：“我想買一件絨衣，跟我去試一試吧，今後你也好穿哩！”前面就是供銷社，同父親一起下了腳手架，七十餘步就走到商店的櫃檯前了。父親要過一件藍色的絨衣，自己先穿上，爾後又脫下來再遞給我說：“你看合身不？”果然合身。父親是騎自行車去龍塘衛生院的，看着他吃力地騎上車，那老態龍鍾的瘦削背影便漸漸地消逝在遠方了……這樣的時候，我的心裏就不禁一酸，想：我雖然是近20歲的人了，但真正地與父親相團聚的日子其實又並不是很多的，就是偶爾相聚在一起，父子間也很少談些什麼。兒子在父親的眼裏，也許還是個小孩吧。

現在想起來，父親是有了某種預感的。

他走後還不到半個小時，噩耗果然就傳來了。我還正在腳手架上邊砌磚牆邊哼着小調，鄉中學的一位總務老師就滿頭大汗地闖進了工地：“哪一位是廖醫生的崽呀？”這急切的呼喊聲，當然就使我大吃一驚，忙答應：“是我，有麼子事嗎？”天吶！真是大不幸的事從天而降。他告訴我，你父親在前面不遠的一個坡段上出了車禍。幸虧一輛長途客車路過，已把父親擡上車，徑直送往縣人民醫院去了。那位總務老師剛好就是出差乘客班車回學校來，他是認得我父親的，父親斷斷續續地告訴他我所在的工地，便頭一拐昏了過去……

我知道事情很是不妙，待我以最快的速度騎車趕到縣人民醫院時，父親已上了手術檯。他的頭部隆腫，一頭枯槁髮絲已被削去，鼻孔裏伸出來一根長長的氧氣管……我機械地走近手術檯，緊緊地握着父親的手，這也算是父子間的一種交流吧。突然就記起父親說過的關於死亡的話來：“人總是免不了會死的。活着時，抓緊把該做的事情做完，儘量做到不欠人家的就行。”這是前不久父親與一位老者道閒談時說過的。當時，雙方的神情都顯得寧靜。父親此時也很平靜。

可以這麼說，母親是父親親自送上山去的，兒女們也都長大成人了，他該給這個世界的，這世界已經得到了。父親沒有欠人傢什麼了。

醫生走了過來，把一份卡片遞給了我，叫我簽字：“你父親是腦震盪，頭部血管破裂，只有打開顱骨做最後的爭取了。”他當然是從我的舉止中得知了我的身份，對我說話時，是一種無力迴天的`語氣。

父親終於沒有被救活。

傍晚的陽光透過窗玻璃，有晚霞如火一般燃燒，但那是在遙遠的別處，靜靜地落在牀頭的斜陽，給死者的臉上添了一些紅潤。一隻白色的老鼠在手術檯下竄來竄去，自由自在的樣子，無憂無慮的樣子。

父親生於1919年。享年58歲。

　　二、母親

母親的形象在我印象中很模糊，尤其是她的死因更像一個謎團。

還依稀記得1961年的一些片段。那年我四歲，好像是在初夏的夜晚，很深沉的夜，正是在夢中的我，突然被姐姐的抽泣聲驚醒了。

姐姐爲什麼會在這個時候哭泣呢？

我無法忘記那一場夢。母親一手抱着兩歲的弟弟一手拉着我，從江南小鎮的橫渡碼頭一級一級矮下去。碼頭是青石條的，光滑可照人影。完全是和往常一樣，哥哥和姐姐早已登上了渡船，拍着手招呼我們也快快上船。他倆都是少先隊員了，江風掀起紅領巾的一角，飄呀飄的，很美的一種境界。是姐姐接弟弟上船的。母親空出了手來，將我抱起，輕輕一託，我和母親相繼登上了船舷。晃晃蕩蕩中，船開了。

船開了，我的夢也斷了。

睜開惺忪的眼睛，滿目是狼藉的景象。姐倚着牀沿邊抽泣邊搖着母親的雙肩，哥哥也起牀了，赤身裸體，在姐姐的身邊直跺腳，只有不懂事的弟弟還趴在母親的胸前，一雙清澈見底的小眼睛東張西望。他哪會知道自己從此就再也沒有母親了呢？母親的臉色慘白着，靜靜地躺在牀上。我們上牀時母親還是好好的一個人，她安排我們姐弟先睡下，說她自己還要批改學生的作業……四歲的我彷彿在驟然間猛長了幾歲，腦海中就迸出“母親死了”這一念頭來。也就是念頭剛閃現，我便跳了起來，推開弟弟撲進母親的懷裏，大聲地哭喊着母親……

母親是真的死了，父親沒有在她身邊。

印象中，母親那幾日的神情有些恍惚。好幾回菜裏忘了放鹽，是饞嘴哥哥最先發現的：“呃呀，菜裏沒放鹽吶！”母親二話沒說，復又端菜去回了一次鍋，可分明是該加鹽的，不知怎麼卻把油罐拿在手中了。姐姐就忙去替代母親，她將油罐放回原處，再把鹽罐拿過來……

母親出自大戶人家，又進過新學堂，原本是那種開朗的火爆性格。可能因爲是長期與玩童打交道的緣故，也就造就了她凡事讓幾分的壓抑心理。可近幾日來母親是有些反常的。老發悶脾氣，有一回，哥哥的家庭作業沒有完成好，母親揚起手就打了他一耳光，我們哥兄姐弟是父親嬌慣了的，尤其是哥哥的性格像牛一樣的犟，拿他發泄，就忍不住這口氣：“打吧，你打吧，就讓你打死算了！”母親又是兩個耳光搧下來，結果是，犟牛一樣的哥哥傻着眼沒有哭，母親自己卻哭了。

想想，是不是因爲那幾日父親沒有在家的緣故？

可往日父親也常常外出，母親從來都是很淡定地對待這一切的。

家裏發生了大不幸的事。在縣裏開會的父親聞訊趕了回來。辦完母親的喪事後，整整兩天沒有沾一點飯食茶水。是第三天早上吧，父親強打着精神起牀了。他把我們哥兄姐弟喊到一起，用商量的口氣對我們說：“母親已經走了。父親撐起這個家是有難處的，送你們到老家祖母那裏去，好嗎？”姐姐含着淚率先點頭，哥哥也點頭，我也跟着點頭，就這樣，我們離開了江南小鎮，來到老家井灣裏。

但沒有想到的是，母親的形象又在我腦海裏鮮活了。

母親是當時少有的一部分女性知識分子中的成員。和父親是高中同學，我在寫父親的那篇文字中就記敘過，父親很少言語，給人的印象無疑很誠實、很可靠，加上他會寫詩填詞，作得一手好文章，這就會很惹有眼力的女子注意了。他們是當時很少的自由戀愛中的一對。

我們家在當時是很有聲望的。曾祖父是廖姓家族的族長。父母親結婚辦得很體面是情理中的事。可那一天也發生了小小的意外。母親從花轎中下來被接親的人攙扶着走時，竟還時不時掙出手來掀起頂着的紅紗巾頭蓋看外面。這並不算什麼大不了的事，所指的意外是新郎新娘雙雙跪着拜天地公婆的時候。父母親婚前就曾多次攜着手到雙方的家中走動過，與彼此家裏的長輩及晚輩都有過接觸，加上母親又是一位性情開朗不拘小節的新型女子，對婚禮上的這一套虛假禮節從內心就感到可笑。雙方正拜天地時，母親居然咯咯笑出聲來，並且沒待新郎揭頭蓋，自己就把那遮住視野的紅紗巾給摘下了。燃燒着紅蠟燭的堂中頓時大譁。有人當面指責：“還是大戶人家出來的女子呢？瘋瘋癲癲的，一點教養也沒有。”把我那膽小怕事的父親鬧得一臉窘相。

母親的骨子裏確實是一個不會作假的人。

那時，父親已跟人學醫了。學的是中醫，他常常要跟隨師傅跑江湖。母親是個愛熱鬧的人，獨個兒在家裏閒不住，就總喜歡找人家說話或幫人家做事。我們家請了個長工，名叫王正來。說是請，其實並不確切。王正來是討米來我們村的，曾祖父見他誠實忠厚，就收留了他，還給了他兩間房子，爲他娶了個婆娘。王正來比我父親要長几歲，父親和母親都稱呼他“正來哥”。父親不在家時，母親就常去陪正來嫂。那時，正來嫂已經有了身孕。母親脫脫灑灑一個人，手腳正閒得難受，就幾乎是把正來嫂家裏的家務全都給包了起來。祖父和祖母甚至包括我那權威十足的曾祖父在內，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一方面他們知道母親的性格不是那麼容易馴服，說也沒有用；另一方面那就是他們已經看到了大趨勢，這個盛極一時的家族已接近衰敗了，讓兒媳婦學着做一做家務也有好處。母親是沒有什麼事瞞着父親的，她把自己的所作所爲告訴父親時，父親就笑了笑，也不發表任何見解。

這一切，是我們來到井灣裏後，正來伯母說給我們聽的。

正來伯母還告訴我們說：“你母親其實是很能吃苦的。”

我們自然相信。

1948年，父親就出去當兵了。那時，母親剛生下哥哥，正坐月子。

父親是被當時的一支地方武裝“請”進隊伍的。一去就是五年多，況且，父親走後的第二年，家鄉就搞起了土地改革。像我們那樣的家庭，自然是土改的對象。好在母親是公認的軍屬，又已和祖父祖母分了家，她那些嫁妝和其它財產纔沒有抄走。不過生活條件和生存環境就明顯地不如以前了。曾祖父、祖父作爲地主被看管起來。我母親一個婦道人家，既要下地耕耘播種，又要帶着兩個兒女，苦是一定的。

直到父親轉業到地方母親才被照顧參加工作，擔任鄉村教師。父親所在的隊伍是補充去過朝鮮戰場的，那一段時間的生活經歷，正來伯孃當然就無所知了。父親和母親也沒有跟我們講述過。就略去了吧！

有一種說法：女孩子的心，是懷人的心。這話是很有道理的。

我們哥兄姐弟四人，相比起來，姐姐就更加懷念母親了。

每當我們聽正來伯孃講過母親後，姐姐總要癡癡地發一陣呆。有一回，發呆的姐姐猛地打了一個激凌，突然啓齒喃喃着道：“母親確實是很能吃苦的。”並且還夢囈般地說起了1957年秋天的一件往事。

我就出生在那年秋天。那時，母親在田莊鄉一個叫做觀溪村的小學教書。教一、二、三，三個年級，共四十多人，就母親一個教師。解放後不久的教師隊伍人才奇缺，母親懷着我已經到臨產期了，也不見公社聯校派人來頂替。就在一個月黑星暗的夜晚，母親突然覺得肚子痛得厲害，憑着經驗，她知道就要生了。當時姐姐有了十歲，哥哥八歲。姐弟倆跟隨在母親身邊讀書。女孩子確實懂事早些，見母親一副極是難受的樣子，姐姐就摸黑手握一把鐮刀去喊接生婆李媽。李媽離學校畢竟有不近的一段路程。就在姐姐喊了李媽才上路的時候，我已經呱地一聲降臨人世了。母親是忍着巨痛，自己用牙齒把臍帶咬斷的。待姐姐和李媽匆匆趕到，我正安詳地睡在了母親的襁褓中……

講到這裏，姐姐輕輕地嘆息了一聲。那樣的時候，我們都坐在禾坪裏高高的草垛上。擡頭望天空，一片白色的雲絮在黃昏的天幕上漸漸飄遠……母親的形象在我們的記憶中也漸漸飄遠……惟一記得真切的是，母親是36歲死的。母親吃了不少苦。爲了兒女們，母親節食儉穿，雖然沒有把我們拉扯成人就先去了，但她盡到了自己的能力。

我原來一直認爲，母親是得急症死的。卻是在前幾年的一天，我突然萌生出想要真實地寫一寫自己母親的時候，才從舅舅口裏得知了母親的真實死因。舅舅邊走邊說：你母親已離開人世好幾十年了，就是真有什麼靈魂，那靈魂也該找到安寢的地方了。如今說出也無妨。

原來我母親是服毒死的。那一年，父親剛從羊角塘公社衛生院調到江南區衛生院，爲了便於照顧我父親，組織上就把母親安排到了江北的中心學校。比起觀溪小學來，江北的中心學校就大多了，共有五個教師，還配了個炊事員。因爲母親是個熱心人，還因爲，我們全家又不在學校開餐，老師們也很放心，就一致推舉我母親兼任食堂的總務。然而禍事就出在這總務上。那時候，哥哥和姐姐正吃長飯，常常少鹽缺油的，食量就更大了。爲了能使哥哥姐姐及我少餓肚子，母親違心地塗改過食堂的總務帳簿——把老師星期天偶爾回家吃飯時節餘下的百來斤口糧扛回家了。這件事本來是炊事員主動慫恿母親乾的。可人心叵測，不久後那位似是好心的炊事員卻以此做要挾，趁我父親不在家時，竟打起我母親的壞主意來。彷彿別無選擇，我那半輩子從不做假的母親，頭一回作假就只好以死來洗涮自己的罪孽了……

這畢竟是很遙遠的一段故事了。舅舅講述着這故事時，已是一種非常平靜的心境。我的心境也是非常平靜的。舅甥倆當然就相對無言，卻仍然是在無語中各自拖着一條黑長的背影，靜靜地向前走着。後來，我們終於在一座顫顫悠悠的古老橋上站定了。默默無語的兩代人，就沐浴在小河盡頭的晚照裏，各懷了心思地臨橋俯視身下的河水。那河水，也一樣是無語的，彷彿從夕陽裏流出來，若血一般殷紅，待漸至近處，又灰白如同乳漿。然後靜悄悄地從橋下滑過去，像滑過一個界限，一座衰老的木頭大門，連浪花也不濺起一個，就消失在遠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