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面對高考作文3篇

在平平淡淡的學習、工作、生活中，大家都有寫作文的經歷，對作文很是熟悉吧，作文是一種言語活動，具有高度的綜合性和創造性。你知道作文怎樣才能寫的好嗎？以下是小編爲大家收集的面對高考作文3篇，供大家參考借鑑，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面對高考作文 篇1

三年前的我，剛進高一，覺得高考離我還很遠。直到去年6月中旬，高考結束，我成爲了一名準高三的應屆生才知道高考離我不到一年。時間一天天過去，但我總覺得高考沒什麼好怕的，只要放平心態就可以了。今年6月，我帶着所有人的期望參加了高考。可是，我失敗了！

拿着成績單，大家都沉默了，而我，只能用兩行淚來回應這沉默了。我靜靜坐下來思考，發現我對高考的認識還不夠，它不僅需要足夠的題海練習，還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質。

從拿成績到八月底，我想了很多，生平第一次如此認真底思考我的未來。但不論我怎麼想，我都覺得前途好迷茫，更不知路在何方。從來如此無阻的我徹夜難眠。

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我不甘心。於是，我決定復讀，回到那間熟悉的教室，繼續努力，再次經歷那地獄般的高三生活，重新追求自己的夢。

爸爸告訴我，不論我做什麼決定，他都支持我，也相信我有這個實力。既然選擇了路，那就要堅定不移地走完。

我沒有說什麼，也不想說什麼，只是點了點頭。因爲我要用我的實際行動來告訴所有的人，我行！

經歷過一次之後，我真正明白了什麼是高考，對我這個普通的農村女孩來說，它意味着什麼。

現在的我面對高考，多了一份尊重，少了一份輕視，多了一份壓力，多了一份責任，更多了一份決心，相信這一次，我會把握住機會。經歷一次高考之後，嘗試了失敗的痛苦與心酸，我會更加努力，不讓這一幕再上演。

現在的我明白了目標在那裏，前行的路變得更加清晰了，向着已定的目標前行，不再感到迷茫！

面對高考，我選擇勇敢的前行！

面對高考作文 篇2

上大學後的第一個暑假，回家。坐在牆根下曬太陽的父親，將身子往一邊挪了挪，對我說，坐下吧。印象裏，那是我第一次和父親坐在一條板凳上，也是父親第一次喊我坐到他的身邊，與他坐同一條板凳。

家裏沒有椅子，只有板凳，長條板凳，還有幾張小板凳。小板凳是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坐的。父親從不和母親坐一條板凳，也從不和我們孩子坐一條板凳。家裏來了人，客人或者同村的男人，父親會起身往邊上挪一挪，示意來客坐下，坐在他身邊，而不是讓他們坐另一條板凳，邊上其實是有另外的板凳的。讓來客和自己坐同一條板凳，不但父親是這樣，村裏的其他男人也是這樣。讓一個人坐在另一條板凳上，就見外了。據說村裏有個男人走親戚，就因爲親戚沒和他坐一條板凳，沒談幾句，就起身離去了。他覺得親戚明顯是看不起他。

第一次坐在父親身邊，其實挺彆扭。坐了一會，我就找了個藉口，起身走開了。

不過，從那以後，只要我們父子一起坐下來，父親就會讓我坐在他身邊。如果是我先坐在板凳上，他就會主動坐到我身邊，而我也會像父親那樣，往一邊挪一挪。

工作之後，我學會了抽菸。有一次回家，與父親坐在板凳上，閒聊，父親掏出煙，自己點了一根。忽然想起了什麼，猶豫了一會兒，把煙盒遞到我面前說，你也抽一根吧。那是父親第一次遞煙給我。父子倆坐在同一條板凳上，悶頭抽菸。煙霧從板凳的兩端漂浮起來，有時候會在空中糾合在一起。而坐在板凳上的兩個男人，卻很少說話。與大多數農村長大的男孩子一樣，我和父親的溝通很少，我們都缺少這個能力。在城裏生活很多年後，每次看到城裏的父子倆在一起親熱打鬧，我都羨慕得不得了。在我長大成人之後，我和父親最多的交流，就是坐在同一條板凳上，默默無語。坐在同一條板凳上，與其說是一種溝通，不如說更像是一種儀式。

父親並非沉默訥言的人。年輕時，他當過兵，回鄉之後當了很多年的村幹部，算是村裏見多識廣的人了。村民有矛盾了，都會請父親調解，主持公道。雙方各自坐一條板凳，父親則坐在他們對面，聽他們訴說，再給他們評理。調和得差不多了，父親就指指自己的左右，對雙方說，你們都坐過來嘛。如果三個男人都坐在一條板凳上了，疙瘩也就解開了，母親就會適時走過來喊他們吃飯喝酒。

結婚之後，有一次回鄉過年，與妻子鬧了矛盾。妻子氣鼓鼓地坐在一條板凳上，我悶悶不樂地坐在另一條板凳上，父親坐在對面，母親惴惴不安地站在父親身後。父親嚴厲地把我訓罵了一通。訓完了，父親惡狠狠地對我說，坐過來！又輕聲對妻子說，你也坐過來吧。我坐在了父親左邊，妻子扭扭捏捏地坐在了父親右邊。父親從不和女人坐一條板凳的，哪怕是我的母親和姐妹。那是唯一一次，我和妻子同時與父親坐在同一條板凳上。

在城裏終於有了自己的房子，我請父母進城住幾天。客廳小，只放了一對小沙發。下班回家，我一屁股坐在沙發上，指着另一隻沙發對父親說，您坐吧。父親走到沙發邊，猶疑了一下，又走到我身邊，坐了下來，轉身對母親說，你也過來坐一坐嘛。沙發太小，兩個人坐在一起，很擠，也很彆扭，我乾脆坐在了沙發幫上。父親扭頭看看我，忽然站了起來，這玩意太軟了，坐着不舒服。只住了一晚，父親就執意和母親一起回鄉去了，說田裏還有很多農活。可父母明明答應這次是要住幾天的啊。後來還是妻子的話提醒了我，一定是我哪兒做得不好，傷了父親。難道是因爲我沒有和父親坐在一起嗎？不是我不情願，真的是沙發太小了啊。我的心，隱隱地痛。後來有了大房子，也買了三人坐的長沙發，可是，父親卻再也沒有機會來了。

父親健在的那些年，每次回鄉，我都會主動坐到他身邊，和他坐在同一條板凳上。父親依舊很少說話，只是側身聽我講。他對我的工作特別感興趣，無論我當初在政府機關工作，還是後來調到報社上班，他都聽得津津有味，雖然對我的工作內容，他基本上一點也不瞭解。有一次，是我升職之後不久，我回家報喜，和父親坐在板凳上，年輕氣盛的我，一臉躊躇滿志。父親顯然也很高興，一邊抽着煙，一邊聽我滔滔不絕。正當我講到興致勃勃時，父親突然站了起來，板凳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翹了起來，我一個趔趄，差一點和板凳一起摔倒。父親一把扶住我，你要坐穩嘍。不知道是剛纔的驚嚇，還是父親的話，讓我猛然清醒。這些年，雖然換過很多單位，也當過一些部門的小領導，但我一直恪守本分，得益於父親給我上的那無聲一課。

父親已經不在了，我再也沒機會和父親坐在一條板凳上了。每次回家，坐在板凳上，我都會往邊上挪一挪，留出一個空位，我覺得，父親還坐在我身邊。我們父子倆，還像以往一樣，不怎麼說話，只是安靜地坐着，坐在陳舊而彌香的板凳上，任時光穿梭。

在德國病房

今年3月中，一個平常的下午，在德國慕尼黑的一所居室裏，我突發腹絞痛。丈夫弗洛還在上班，孤單的我只好蜷在沙發裏忍着。

“應該是闌尾炎。”弗洛回到家，皺着眉頭說，同時責怪我沒有早點給他打電話。那時已是晚上9點了。

他的判斷跟我的一樣。只是我們都太大意，以爲經過物理處理會緩解，當然更主要的是，我內心根本就非常抗拒上醫院。

我的父親，最後幾年就是在醫院和家這兩點一線間度過的。那時候，我們一家人最熟悉的東西就是藥，就是一點一滴進入血管的冰冷液體——有時5個小時，有時8個小時，有時連續一週從不間斷。

那雙陪着我長大的手，變得越來越冰涼，斑斑瘀痕越來越觸目驚心。

我無法責怪醫院沒能挽救父親，但那蒼白的環境、痛苦的呻吟、度日如年的煎熬，至今仍縈繞在心，讓我難以承受。記得後來清理父親的房間，那剩下的整整一抽屜的藥令我失魂落魄地呆立了好久。

這世上，並非只有淚水才刺痛人心，有時候，一張相片、一枚硬幣、一粒藥丸，也能讓人顫抖不已……凌晨1點，弗洛再也坐不住了。在他的執意要求下，我最終還是捂着肚子上了車。

那座三層樓的醫院，已算是居所一帶規模相當大、條件相當好的了。

一個多小時後，血液分析出來了。沒錯，是闌尾炎，只不過多了“急性”二字。醫生讓我住院觀察。而事實上，他們應當立即爲我做手術的，闌尾炎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闌尾穿孔，若那樣，所引發的急性腹膜炎會是致命的。

不幸我屬於後者，更不幸的是，不知是醫生太過樂觀還是人手實在不夠，直至第二天上午11點，我才被推進手術室——不僅闌尾已穿孔，炎症也已在整個腹腔擴散開來。若手術再晚一兩個小時，這些文字估計就永遠沒機會寫出來了。

雖然手術做得有些遲，雖然出來時我身上多了三道口子和一根腹腔引流管，但我活了下來。中國的一位好友發來短信：“在德國做的手術，就完全放心吧。”

當時沒人知道，我們都高興得太早。

我住的是普通雙人病房，病友是位72歲的老太太。

她英語說得很好，擅長與人交談，雖然脖子上的淋巴瘤手術傷口讓她有時呼吸困難。

她曾是個服裝商人，由於多年來繳稅完整，因此可以享受所有醫保。那種我從頭穿到尾的圍裙般的病服，她在術後當晚就扯下來了，她有自己花花綠綠的漂亮睡衣。每天早上洗漱完畢，她必須做且放在第一位的事就是化妝——衛生間的壁櫃，根本就是一個小型化妝品專櫃。她的褲子永遠筆挺，皮鞋擦得一塵不染。

我不知道手術那天，她是不是也帶着一臉妝容進去的。

她從沒結過婚，也沒有子女。我從沒見任何人來探望過她。偶爾，會有一些電話打進來。“都是些以前的老友，能說話的已沒幾個了。”她說。這裏的“能說話的”，指的是還活着的。

化好妝，等醫生查完房，用過早餐，她便雄赳赳地到樓下花園——抽菸，哪怕晚上她經常咳得驚天動地。一咳，傷口就痛，可她不在乎，只要有一點可能，她就緊閉雙眼努力入睡，就像吃飯——每次吃飯她都犯惡心，可哪怕上一秒剛吐出去，下一秒她又會繼續往嘴裏塞食物。那段時間，我的那些動也沒動的雞腿或豬排都是她幫忙解決的。

她這種頑強的生命底質真是令人吃驚又欽佩。

某天，護士前來爲她換藥，她突然有些顧忌地看看我。我們都知道，在醫院是極難維護軀體隱私的。可當時我哪兒也去不了，只有閉上眼睛。

但最後還是看見了——另一位護士前來爲我做肌肉注射。那真是刻骨銘心的一瞥：對面的那個軀體，所有能夠看到的地方都佈滿了橫七豎八的疤痕，不同色澤的新老肉芽四處突起、扭曲，很多地方的'皮膚由於縫合拉扯，就彷彿被用力揉搓再展開的牛皮紙……原來，她不是顧忌裸露身體，而是顧忌裸露那些可怕的傷疤。

“沒辦法，我的身體從不肯老實，總要折騰點事出來。你也看到了，因爲這醜陋的身體，所以我沒辦法找男人。”她帶點兒自嘲地說，一邊迅速穿上衣服，塗好口紅，並圍上一條淺黃色絲巾。

這一生，她共做過20多次手術：胃、腸、乳房、子宮、脖子、脊柱、大腿……她又下樓抽菸去了。我的腦袋裏卻一片凌亂，那可怕的傷痕累累的軀體仍如此清晰。我不知道，要有怎樣的力量，又要有什麼樣的豁達才能每天面對這樣一個身體，這千瘡百孔的人生。也正是那時，我似乎明白了：爲什麼她在吐過之後依然能心平氣和地繼續進食，爲什麼從來沒有人探視，妝容仍是一化再化——對一個時常面臨死亡的人，還有什麼比“舉重若輕”更好的藥方呢？

一個晚上，我突然被陣陣呻吟驚醒——她正坐在牀上，費力地大口喘氣。

她沒拉鈴。也許她太瞭解自己的身體，也許那些總是跟她談天說地的人在她的經驗裏並不能給予她真正的幫助。總之，她就那樣，任自己像缺水的魚般沉重地呼哧作響。

面對高考作文 篇3

郭剛堂，45歲，山東聊城人，電影《失孤》中劉德華扮演的角色“雷澤寬”的人物原型。1997年9月21日，郭剛堂兩歲的幼子郭振走失，從此他踏上漫漫尋子路。十幾年來，爲了尋找郭振，他騎摩托車找遍了全國除新疆、西藏外的所有省份，行程逾40萬公里。但18年過去了，兒子郭振至今仍未找到。

失子 兩個自己決裂的時刻

郭剛堂的兒子被人販子抱走後，他曾發動親友進行過拉網式搜索，但無濟於事，於是他騎上摩托車，開始天涯尋親。就像《失孤》中那樣，一輛摩托車，插着印着兒子照片和信息的旗子，一個破舊的黑色挎包裏塞滿尋人啓事，還有兩件換洗衣服。再有就是一掛妻子做的印着烙畫的葫蘆，那是他一路的盤纏。

以山東聊城的家爲起點，北到漠河，南到海南，十幾年裏，他走遍了每個可能有消息的犄角旮旯。一張用舊的中國地圖上，郭剛堂用紅筆和藍色箭頭密密麻麻地標記着自己的足跡。

郭剛堂喜歡電影中劉德華的特寫鏡頭，佈滿皺紋和泥垢的臉，黯淡空洞、幾近呆滯的眼神，都能訴說出自己十幾年經歷的艱辛。兒子剛走失的一兩年，他有次騎車到河南，兜裏只剩一毛五分錢，可他太餓了，就找了一家麪館。看着老闆面善，郭剛堂小聲問：“您能不能……”後面的話沒說出口，郭剛堂就眼淚上涌，扭到一邊攥緊拳頭捶地。

多年後回憶起那個場景，郭剛堂覺得那是和前半生的自己決裂的時刻。在那之前，他是村子裏最有出息的後輩，在二十世紀90年代末，他一天就能掙上一兩百塊。他模樣不錯，自小人緣好，又有一副好嗓子。有次在歌舞團下鄉表演時湊熱鬧，他連唱帶跳《冬天裏的一把火》，歌舞團老闆甚至想挖他過去唱歌。可在兒子走失之後，他的體面，連着他20多歲時的自尊和志向，一起沒了蹤影。

只有在路上 纔對得起兒子

郭剛堂一路乞討、流浪。爲了省錢，他找寺廟、道觀借宿;怕跟飯館老闆、街頭混混、橋洞裏佔地盤的流浪漢起衝突誤事兒，所有挑釁、嘲笑、刁難他都不去理會;明明笑不出來，他也要硬擠出一張笑臉，求路上的人行個方便。

很多人勸過他，不如重新開始。但即使後來又有了兩個孩子，郭剛堂依然聽不進去。鐵哥們兒付成說，郭剛堂出去四五年後，他繞了一個大彎兒說：“也該顧顧家裏了。”付成至今仍記得郭剛堂那張臉，從木然到憤怒。妻子張文革從沒阻攔過丈夫，她知道自己攔不住。最初幾年，她目送丈夫騎摩托車出門，然後在安了電話的鄰居家等着電話線那頭報平安。有年冬天，郭剛堂在內蒙古，看着地圖上鎮子和鎮子離得挺近，但真騎起來，發現荒野裏一處人煙都沒有。風颳在臉上像刀子割，手指裂開口子。半夜實在騎不動了，他就躲在一個小土堆後休息，睏意陣陣襲來，可零下30℃的氣溫，他知道一旦睡過去人也就沒了。他只能在曠野裏蹦躂着取暖，挺到天明。

他有沒有想過放棄？只有一次，他騎到大別山遇上大雨。山裏的大風讓雨點加速，石子一般砸在他的頭盔上，發出爆炸一樣的聲音。山路上，摩托車推不動，雨水灌到頭盔裏順着頭皮往下淌，郭剛堂在心裏抱怨：“老天爺，我都已經這樣了，這雨就不能停嗎？風就不能小點兒嗎？”老天爺沒聽，一股強風把郭剛堂和破摩托車一齊拍在山路上，所幸路一側有一排一尺多寬的水泥樁，不然掉下去就是懸崖。郭剛堂被卡在水泥樁中間望向懸崖，覺得跳下去也挺好。“不是想放棄郭振，是想放棄自己。”但這時候，歪斜的摩托車後座上的旗子還在風雨裏飄着，發出“啪啪”的聲響。他幻聽了，那聲響像是郭振在說：“爸爸別難過，我一直陪着你呢。”

在電影裏，劉德華說：“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覺我是個父親。”這基本是郭剛堂對導演彭三源說的原話。彭三源覺得，在無數尋親故事中選擇郭剛堂作爲主線，除了十幾年騎行尋子的故事具有天然公路片的架構外，在一次次希望與失望交織的過程中，郭剛堂更展現了人性中最堅忍的意志與愛，他是把無形的父愛具象詮釋得最充分的人。可郭剛堂說，這些年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在贖罪。只有在路上，他才覺得對得起兒子。

回家的路 一走18年

20xx年秋，有志願者告知郭剛堂，山東蒙陰有個跟郭振年紀相仿的孩子是被拐去的。當地警方提供信息說，這孩子左腳上有一塊傷疤——左腳上的傷疤是郭振的特徵。

當地警方公佈DNA比對結果的當天，郭剛堂的心幾乎提到了嗓子眼兒。原本說12點電話告知，一直到下午4點，電話鈴才響起。全家人屏住呼吸，用力傾聽，對方告知的答案是，不符合。

張文革起身，把呆坐在沙發上的郭剛堂抱進懷裏，說不出什麼安慰的話。隔了很久，郭剛堂說了一句：“咱明天還是去一趟吧。萬一DNA弄錯了呢？”見到孩子的那一刻，郭剛堂想撲上去解孩子的鞋帶。那孩子一下把他推倒在地上。這次摔倒讓郭剛堂瞬間清醒，他甚至慶幸眼前這個目露仇恨的少年不是他的兒子。臨走之前，他拉着張文革給孩子的養母跪下，說謝謝她沒有把孩子給養死。

他是我爸爸 我才偉大

記憶中我的父親在我面前只流過兩次眼淚，一次是有一年從北京放假回家時，我跟父親說我給爺爺帶了一件禮物，他告訴我爺爺去世了，我看到他流下了眼淚。還有一次是他得了癌症之後，要做手術，我和姐姐湊齊了錢去交費時，他感動得哭了，他說孩子們懂事了，給孩子們添麻煩了。這讓本已焦慮的我心如刀割。

我把當時僅有的幾萬塊錢全拿出來了，我意識到，有些時候錢是那麼重要。隨後他的病情每況愈下，生命的最後階段，我送他回哈爾濱。火車上，他已經很虛弱了，每次去洗手間都要我攙扶或者揹着他，我一宿沒怎麼睡覺。記得當我揹着他時，他說了句，原諒爸爸。那一瞬間，我強忍住了淚水。他太客氣了，竟然對自己從小背到大的兒子客氣，而我只是背了他幾次而已。

儘管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可我知道那是我熟悉的表情，我深知這句簡單的話裏的含義，有內疚、有感激、有牽掛，更有不捨……當時我的歌唱事業沒有什麼大的起色，他一直擔心我的生活。多年以後，我偶爾會想起這個場景，想起這句話，常常不能釋懷，就像落筆的此刻，我的眼淚又奪眶而出。

多年前，我曾經寫過一首叫《父親》的歌，裏面寫道：你爲我驕傲，我卻未曾因你感到自豪，你如此寬厚，是我永遠的慚愧。

去年我重新錄製了這首歌，在最後加了一句：我終於明白在你離去的多年以後，我爲你驕傲，當談起你的時候……我知道了，我爲他感到驕傲的，是他對生活的隱忍和對家庭的忠誠。

如今，我們三個孩子都生活在北京，母親如候鳥般往返於哈爾濱、北京和海南。她在孤獨中尋找快樂，尋找能讓她過下去的生活。人生終究是殘酷的，母親步入這樣的年華後開始面臨着更多的意外的告別，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中也陸續發生着生離死別，有時想想我真爲她擔心。

現在，每當我取得什麼成績時，她在高興之餘常常會說，要是你爸還活着該有多好。前些天，她看我的電視節目，當我唱完一首歌，她一個人對着電視機激動地鼓起了掌，還連聲喊道：好好好！她把這些當作有趣的事情告訴了我，聽後我也樂了，可隨後心裏涌出一絲悲涼。是啊，要是父親還活着該有多好，那鼓掌的就不是她一個人了，他們倆一定會熱烈地討論，我甚至可以想像他們談話的內容。

只是，我想像不出父親如果活到現在時的面容，在我的記憶裏，他最後定格的樣子遠遠年輕於現在的母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