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是哪個朝代的
李漁（1611－1680），初名仙侶，後改名漁，字謫凡，號笠翁。漢族，浙江金華府蘭溪縣夏李村人，生於南直隸雉皋（今江蘇省如皋市）。明末清初文學家、戲劇家、戲劇理論家、美學家。
漁出生時，由於其祖輩在如皋創業已久，此時“家素饒，其園亭羅綺甲邑內”，故他一出生就享受了富足生活。其後由於在科舉中失利，使肩負以仕途騰達爲家庭光耀門戶重任的李漁放棄了這一追求，毅然改走“人間大隱”之道。公元1666年（康熙五年）和1667年（康熙六年）先後獲得喬、王二姬，李漁在對其進行細心調教後組建了以二姬爲臺柱的家庭戲班，常年巡迴於各地爲達官貴人作娛情之樂，收入頗豐，這也是李漁一生中生活得最得意的一個階段，同時也是李漁文學創作中最豐產的一個時期，《閒情偶寄》一書就是在這一段內完成並付梓的。1672、1673年，隨着喬、王二姬的先後離世，支撐李漁富足生活的家庭戲班也土崩瓦解了，李漁的生活從此轉入了捉襟見肘的困頓之中，經常靠舉貸度日，1680年，古稀之年的李漁於貧病交加中泯然於世。
說起李漁，一開始幾乎是幾個男人之間的談資，稍稍有點隱私，關於如何挑選女人、關於《金瓶梅》的版本，諸如此類，以爲都是祕不示人的。可是後來發現，喜歡李漁的人越來越多，不僅男人喜歡，連女人也很欣賞。是不是可以這麼說，喜歡李漁，幾乎出於男人的本能。因爲李漁是一個熱愛生活，並且生活得很藝術的人。而且他能夠把生活的經驗又很藝術地寫成書，這也是他高出許多風流才子的地方。林語堂在談到《閒情偶寄》這本書時說：“李笠翁的著作中，又一個重要部分，時專門研究生活樂趣，時中國人生活藝術的袖珍指南，從住室與庭院、室內裝飾、界壁分隔到婦女梳妝、美容、烹調的藝術和美食的系列。富人窮人尋求樂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悶的途徑、性生活的節制、疾病的防治……”
李漁的戲曲論著存《閒情偶寄》詞曲部，以結構、詞采、音律、賓白、科譯、格局六方面論戲曲文學，以選劇、變調、授曲、教自、脫套五方面論戲曲表演，對我國古代戲曲理論有較大的豐富和發展。《閒情偶寄》除戲曲理論外，還有飲食、營造、園藝等方面的內容。李漁在給禮部尚書龔芝麓的信中說：“廟堂智慮，百無一能；泉石經綸，則綽有餘裕。……託之空言，稍舒蓄積。”可見此書足能反映他的文藝修養和生活情趣。
關於李漁
的戲劇創作，據他本人和同時代人郭傳芳說，有“前後八種”、“內外八種”共十六種，但編寫時可以肯定的卻只有十種。李漁寫作傳奇是他生平最大的“癖嗜”，自稱是“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他從明代劇作家遠離舞臺使劇本成爲案頭之作中發現弊病，開始注重聯繫觀衆和舞臺效果，重視研究戲曲的演習工作。因此，李漁在戲曲的藝術形式和演唱技巧上，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創新。獨樹一幟的戲劇風格使他在當時詞壇上一舉成名，“北里南曲之中，無不知李十郎者”。李漁的作品因爲雅俗共賞，通俗易懂，故遍行於坊間，不少作品還被翻譯後流入日本及歐洲國家。從1651至1668年，李漁在流寓杭州、南京等地期間創作了《憐香伴》《風箏誤》《比目魚》《凰求鳳》等大量劇本。他把《風箏誤》等十個劇本合稱《笠翁十種曲》出版發行，此書一經問世，便洛陽紙貴，搶購一空，並被當時的戲劇界推爲“所制詞曲，爲本朝（清朝）第一”。
《十種曲》的問世，扭轉了在李漁之前戲曲創作上重“曲”輕“劇”，重填詞輕賓白的風氣。爲了加強舞臺演出效果，李漁十分重視賓白創作和運用，他是中國戲曲史上第一個重視賓白的劇作家，也是賓白創作成就最高的劇作家。他主張“填詞之設，專爲登場”，“傳奇不比文章，文章做與讀書人看，故不怪其深，戲文做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看，又與不讀書之婦女小兒同看，故貴淺不貴深”。《十種曲》的題材全是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而且喜劇色彩十分濃郁，這是李漁傳奇最突出的地方。他說：“傳奇原爲消愁設，費盡枝頭歌一闕；何事將錢買哭聲，反會變喜成悲咽。唯我填詞不賣愁，一夫不笑是吾憂；舉世盡成彌勒佛，度人禿筆始堪投。” 李漁是中國戲劇史上第一個、也是惟一專門從事喜劇創作的作家，被後人推爲“世界喜劇大師”。
維權抗爭
李漁在杭州居住數年之後，隨着作品的不斷問世，“湖上笠翁”成了家喻戶曉的文壇新人。他的作品以驚人的速度向各地流傳，杭州、蘇州、南京等地的'一些不法書商千方百計進行私刻翻印以牟取暴利，在缺少交通工具的當時，數日之內，三千里外的地方也能見到笠翁新作。有的就乾脆拿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作者的作品，掛上“湖上笠翁”的名進行發行，矇騙讀者。
不法書商不擇手段牟取暴利的行徑，不僅侵犯了他的著作權，還極大地影響到他的聲譽和經濟收入。爲捍衛著作權，他勇敢地站出來與之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他一邊請求官府爲他主持公道，傳札佈告；一邊與女婿沈心友四處奔走，上門交涉。他曾在《閒情偶寄》裏說道：“至於倚富恃強，翻刻湖上笠翁之書者，六合以內，不知凡幾。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當決一死戰，佈告當事，即以是集爲先聲。總之天地生人，各賦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嘗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奪吾生計，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可以說，李漁是中國最早具有版權意識的出版家，也是最早捍衛自己著作權的作家。然而由於當時社會沒有形成對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盜版現象仍防不勝防，屢屢發生，使李漁忙於交涉，興嘆不已。而其中以金陵（今南京）的盜版者爲最多，爲了便於交涉，李漁索性在1662年左右離開了杭州，舉家遷往金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