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說：詩人的窮與詩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具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這是《梅聖愈詩集序》中歐陽修所談的詩人的“窮”與詩的關係。

上面歐陽修所說的，儘管否認了詩是導致“窮”的原因，但他卻堅持“窮”是“工”的基礎。什麼是“窮”呢？如果按照歐陽修的理解，即“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這說明，“窮”還不僅僅限於物質生活上的貧困，而更指報國無門、仕途失意、懷才不遇的一種苦悶心情。“窮”這個含義在古代幾乎未曾變過，說到“窮”，總是含有仕途失意、懷才不遇（一種苦悶心情）內涵，也即是社會性的苦悶心情，與個人生理上的飢餓寒冷卻關係不大。方存儒在界定“窮”的含義時說：“人之窮達，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貴賤貧富。富貴而於道無所聞，於專業無所傳，謂之窮也，非達也。賤貧而沛然有以自樂，生有以激乎人，沒有以傳諸後，謂之達可也，非窮也。”可見“窮”、“達”的標準都是個人社會化需要之能否滿足和實現，也就是說，着眼於從“窮”、“達”的角度來談苦悶，實際上也就是着眼於社會學角度來談苦悶，這是我國古代文論的一貫傳統。在對具體詩人的評論上，這一點表現得就更爲明顯。

古代文人中反覆從“窮”的角度談論的詩人，大約有屈原、杜甫、陸游等。這裏我們選幾段具有表性的來加以分析。司馬遷分析屈原的《離騷》時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餡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如果說，“窮”如上所說是文人的社會化願望的阻滯，而在我國古代，社會化又必須通過仕途，仕途又由君主來決定，成了不被君主欣賞的痛苦。屈原的“窮”，也就是他的悲劇，在古代士大夫中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也很典型的表現了古代文人“窮”的社會性特點。漢王逸對屈原的《九歌》、《天問》、《九章》等也進行了評論，也都是從屈原的被放逐、政治抱負不得實現的痛苦角度來探討其創作的心理動力，着眼於屈原的政治苦悶心情。

至於杜甫，明代的謝秦說，杜甫因遭天寶之亂而發忠憤之氣，把杜甫的個人“窮”、“達”與國家、時代、人民的疾苦離亂結合起來，這在古代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又如明代的`黃漳結合陸游和杜甫一併來進行議論：“蓋放翁爲南渡詩人，遭時之艱，其忠君愛國之心，憤鬱不平之氣，恢復宇宙之念，往往發之於聲詩。昔人稱老杜爲詩之史，老杜遭天寶之亂，居蜀數載，凡其所作，無非發泄忠義之氣而已。”子類、放翁的苦悶與屈原的苦悶一樣，頗能反映我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典型。報國無門，懷才不遇，強烈的社責任感是其“窮”、“達”苦悶和不平的核心內容。

所以，中國文人士大夫的一生往往維繫於仕途的升沉“窮”、“達”，但我們又不能完全否認這種關於“窮”的不平和感慨沒有個人的牢騷和得失計較在內，這裏最突出的一點就是詩人把個人的“窮”、“達”與國家、社會、人民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

閒遐之日，通過讀讀中國古代文人的“窮”、“達”和不平之說，使我們深深地感受到那字裏行間所流露出的爲國爲民的一腔熱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