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題蘇武詩 / 別詩四首·其一》古詩 作者佚名 古詩舊題蘇武詩 / 別詩四首·其一的原文詩意翻譯賞析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

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

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

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

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

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

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

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

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今人談古，常常會有不同的角度。研究者注意較多的是作品的真僞及本事出處;而一般讀者欣賞的則是詩的本身所能帶來的審美情趣。例如關於舊題爲漢代蘇武和李陵的五言詩，就存在這個問題。宋代文豪蘇軾因不滿《文選》的編選，首先在相傳爲蘇、李的長安送別詩中讀出了“江漢”二字，便據以懷疑是後人的僞作。而以博學著稱的洪邁，也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三首》詩中發現了“盈觴”之“盈”犯了漢惠帝的諱，於是愈堅蘇軾之說。後來明清及近代學者顧炎武、錢大昕和梁啓超等人也展轉相承，於是蘇、李詩之僞幾成定讞。而今人汪闢疆先生卻力排衆議，以爲《文選》中《蘇武詩四首》爲別李陵之說起於唐代，“江漢”、“盈觴”也難定二人詩之僞，他主張“與過而疑之，寧過而存之”(《漢魏詩選按語》)。至逯欽立先生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即基本採取了“存之”的態度。不過他採取了一種比較審慎的方式，這就是既不認爲是蘇、李之作，同時也不認爲是“六朝擬作”，而是把這些作品均歸入東漢卷，並系之於“李陵錄別詩二十一首”。以上是歷代學者從考證角度來談蘇、李詩的一些概況，與今天從欣賞角度來讀這些作品有所不同。不過，至少有二點是不應忽視的，即《文選》和《古文苑》所傳蘇武、李陵詩是漢代作品(蘇軾亦謂這些詩“非曹、劉以下諸人所能辦”)，但所寫內容又與歷史上西漢時蘇武與李陵之別無關。這是考據爲今天鑑賞這些詩作提供的基本點，讀者需注意。

“骨肉緣枝葉”是《文選》所錄《蘇武詩四首》中的第一首。這首五言詩抒寫兄弟骨肉的離別之情，用筆渾重樸厚，風格淡中見醇，近而猶遠。

詩一開始，作者就用“骨肉”二字直接說出詩中“我”與“遠人”之間的特殊關係，然後再以“枝葉”作比喻，進一步暗示和強調這種關係的親密。按理次句應順着這層意思往下寫，可是詩人卻把筆觸轉向了與“骨肉”不同的另一種關係，這就是人世間親朋好友間的交往。“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二句繼續由此生髮，寫天下朋友之交都能親如兄弟，不忍相別。這裏詩人巧妙地借知己摯友托出“兄弟”二字與前“骨肉”二字相應，同時又借朋友相別預爲後文骨肉之離作陪襯。“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二句緊接進層遞進，不僅回映首句，離而復即，而且退而後進，領起下文，其用筆直中有曲，折轉頓挫。前人曾謂“況我連枝樹’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親交，尚爲兄弟，況真兄弟乎?”(方東樹《昭昧詹言》)詩人用意在寫兄弟之親，而先借密友爲喻，從而使兄弟之親更爲突出。“昔爲”以下四句想象與兄弟相處時和離別後二種截然相反的情況，前者“常相近”，一如“鴛與鴦”，何其相得;後者別如“參與辰”、“胡與秦”，幾多哀愁!在此相處時的親密無間、形影不離與離別後的相距千里、後會無期，形成了強烈而鮮明的對比。這四句一前一後兩兩相對，看似重複拙鈍，卻也反映出詩人處於人生變故中那種不堪回首、無法預期的複雜心態。

“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二句既承上而言，說出了兄弟平時相處彌覺珍貴、離別後尤感痛苦的原因，又爲下文對臨別餞行、樽酒留人的描寫預作交代。漢詩轉折、聯結高妙，渾然一體而不見針跡線痕，於此可悟。然而這二句的好處還不僅見之於它在全詩結構中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以淺顯的語言，說出了一種人生中的寶貴體驗：這就是當一個人要失去某件東西時，會超乎異常地體會到它的珍貴。人與物的關係是這樣，人與人的關係更是這樣。詩人正是在離別在即時，充分感受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在爲將要遠行的親人餞別時，一再要以酒相贈，以酒留飲，以酒敘情。酒是消愁物，詩人當時的心情和行人當時的心情，都在這種贈別和留飲中表露無餘。“鹿鳴”二句系化用《詩·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之意，有興起和借喻設筵餞別之妙;末四句狀寫贈別留飲情狀，言近意遠，詞淺味濃。人至臨別而以杯酒相贈，願以此挽留片刻而暢敘平生之親，此景此情不能不令人唏噓。後代不少傳誦千古的名句，如樑代江淹《別賦》中的“可班荊兮贈恨，唯尊酒兮敘悲”、唐代詩人王維《陽關曲》中的“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等，所寫也正是這種景和這種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