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讀後感精選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的作者是去年剛剛去世的美國漢學家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讀後感。孔氏不是那種著作等身的學者，在三十年間，總共纔出版了《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中國帝制晚期的叛亂及其敵對力量》、《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三部著作。但是，部部經典，堪稱史學大家。這些經典以問題意識爲出發，採取以小見大的特有寫法來闡釋"全國性問題",比如《叫魂》單單以一種社會基層的文化現象入手，重點分析在皇帝、官僚系統與平民階層的詮釋，從而揭示表面上處於"乾隆盛世"的中國社會景象及其背後潛藏的危機。又如在《中國帝制晚期的叛亂及其敵對力量》以民兵組織演變以及地方軍事化發展的探討爲切入點，深入地解析中國帝制晚期農村社會的結構變化。在這些著作中，他並沒有令學者印象深刻的"研究範式",也沒有時髦的學術理論，但他的問題意識、他的現實關懷以及他的思想，足以讓他提出有深度的問題，並展露歷史敘事的意義之所在。

孔飛力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寫道，"一個有着根本性關懷的思想家，其才華之所在，應在於他既能夠將自己所屬社會羣體的經驗和抱負上升到一般性的.層面，又能夠賦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觀以普世性的意義",而這句話同樣可以用來形容他自己！如何使深奧的學術理論"深入淺出",如何讓人蔘透"意義終究會老去，而事實永遠不會老去"這句哲理，註定是一位思想家的才華與價值所在。

關於《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這部著作，孔氏不是在講現代中國的如何形成，而是在講現代國家所蘊含的各種性質是怎樣一步步被中國具有的。誠如他講道，"中國文化是統一的，但不是單一同質的",同理亦可認爲，無論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社會制度，這些都有着多種形式的存在，同樣也有各種替代性選擇。對於普世性的問題或哲理（至少孔氏相信具有普世性的東西），它必然孕育一個個具體個案或個案的某一層面，並以其自身內在的方式、而非外部強加的方式呈現。然而，問題是"深植於中國歷史文化之中並與現代並不相悖的種種知識資源，是在怎樣的歷史環境下，通過怎樣的具體歷史途徑，或者經過何種人的努力或作爲，而導致了向着現代性以及具有中國特質的"現代國家"的漸次轉變？"

針對"中國現代國家的形成"這一歷程，上述所說的"現代種種知識資源"應屬孔飛力在政治層面強調"根本性問題"或"建制議程",也可歸納於"政治參與、政治競爭、政治控制"三種問題。具體地講，"第一，政治參與的擴大如何同國家權力及其合法性加強的目標協調起來？第二，政治競爭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協調起來？第三，國家的財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會的需要協調起來？"孔飛力說："這三種問題並非僅僅來自於帝制晚期的外來危機，更起始於困擾中國帝制晚期的具有多種側面的國內危機",但據筆者的理解，這三種問題實質上自古有之，從未中斷，在整個帝制時期，這三大問題可還原成"帝王專制與官僚分權"、"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兩大問題；在現代性政治，它亦可視爲"中央領導核心與中央各部門"、"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兩大問題。只是，在內憂外患的帝制晚期，所有由來已久而又尾大不掉的各種矛盾已然表明這種日漸沒落的制度無法有效地解決這三種問題，預示着"一種制度——一種無法同自身政治使命與任務相契合的制度——的死亡".

在表面上針對時局危機、實則處理"根本性問題"上，孔飛力以其"知識精英"的視角鎖定在魏源、馮桂芬和維新變化前後的一系列人物上。從認識中國現代國家的角度來看，魏源的重要性不僅在於編纂《海國圖志》、嫁接中西知識橋樑式人物，而且在於他所具有的"全球性視野"在自覺與不自覺之間涉及了同"現代性國家"具有密切關聯的"根本性問題".如魏源提出要使得更多局外功名者進入政治系統內部，並提倡"廣開言路",雖然在表面未曾涉及現代性意義上的"政治參與",但"廣開言路"卻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的必要條件。"從魏源到馮桂芬、再到戊戌變法時期的陳鼎及其他人，幾代中國知識精英關於‘政治參與’的思考受到了他們所賴以爲思想之本的中國歷史文化資源的制約",但他們提出了"以‘廣開言路’爲出發點探索政治參與及政治競爭之道，並使之與政治控制形成協調等觸及現代國家‘建制議程’的‘根本性問題’".

尤其在涉及馮桂芬批判者認爲"公共利益在他們所處時代條件下是靠不住"的理論前提下，"一種合理的解決辦法是加強官僚機構的控制，並以此來保證，更高層次的客觀性能夠超越狹隘的私人利益而出現。對人們而言，在沒有替代性解決辦法的情況下，由正常的官僚機構實行威權式領導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而這不正是二十世紀的多數中國政府所採取的辦法嗎？

在瞭解完中央內部集權與分權的基礎上，"作爲十九至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實際演進的結果，國家在同地方勢力爭奪稅收與財政收入的控制權的對峙中，不斷‘擠走’夾在國家與納稅農民之間的種種中介力量",同時，隨之而來的便是中央集權國家的威權力量不斷得到強化。孔飛力認爲，"人民共和國時期的統購統銷政策的推行以及農業集體化運動的推進，標誌着近世以來國家爲有效地控制地方財政資源所做努力的壓倒性勝利",因此，他用"耒陽暴動"與"農業集體化"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從根本上表明中介勢力試圖分權，而國家又趨於強化的特質。

總而言之，《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從政治參與、政治競爭與政治控制這一具有普世性的"根本問題"論證了現代國家的內質在中國的形成，也說明着近世中國是如何走向威權體制的，以至今日，這種威權體制的作用還若隱若現。但中國爲何走上這一威權體制？是因專制中央集權的"舊制度"產生了近世"威權體制"的新制度嗎？還是恰如譯者陳兼、陳之宏提及的那種類似"救亡壓倒啓蒙"的救亡說？其實，這始終不是一兩句話所能解釋清楚的，可是，"如何在保持‘中國’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爲一個統一、強大和有效率的國家，又成爲一個在憲政建制及公民參與的基本問題上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合法性國家",儘管這句話或多或少地帶有"西方中心論"與美國漢學觀，但無疑不是這本《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最核心的探尋和最真摯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