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之道》讀後感範文大綱

《大臣之道——心性之學與理勢合一》(中華書局，2013年7月北京第1版)一書是香港中文大學謝茂松博士讀船山學說的一部力作。全書從王船山《讀通鑑論》、《宋論》入手，將歷史上諸多著名官員之得失予以分析，並進行了精細分類與整理。同時通過對“政治實踐的思考”，“大臣之志、量、識”，“理、勢與時、幾”三個方面的分析論述，着重強調了“心性之學”對爲政者的重要意義。以古論今，發人深省。

深入地梳理船山“大臣之道”立論的基礎

作者指出，如果要以一句話來概括中國文明之要義以及治道，那就是“內聖外王之道”。這是中國文明之大本大源。內聖是“修已”之心性修養，外王是由“修已”而後“安人”、“治人”的治國平天下之經世致用，“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內聖爲“明體”，外王爲“達用”，體立而用達，由內發乎外，內外一體貫通，二者缺一不可。

內聖外王之道爲士君子之道，徹上徹下，貫通於爲君之道與爲臣之道，君臣相互感應一體，“爲君難，爲臣不易”。書中雖也討論到爲君之道，君心之敬與肆，一念之慎、一念之懼而受天命成盛治等等，但主要還是集中於爲臣之道，尤其是作爲大臣、政治家的大臣之道。

大臣之道同時也意味着在心上下大功夫，立大本大源。此心非他心，爲道義之心，仁義之心，持之定而不動搖，而後方能發而爲經世、應萬變之全體大用。

有心、有仁心還需有術，方能成就仁政之功業，故術甚爲緊要。術是什麼呢？術中“心之所生”（正所謂“心術”），是“四通八大之道“，心中所自有的處處逢源之道，而人卻不自知心原本有廣大深遠之術，具廣大變通之用。心是術之本，術不在心之外，術也反過來成全了心。只有對術有此精微之詮譯，方可去除人們對於術的理解誤區，即術盡爲權術、權謀、陰謀之狹窄、陰暗，而爲人在道德上鄙視、但在行動上又不得不然之兩難。

大臣之道亦離不開心對於天理之信心，對於事理、時勢之洞悉以及將理與勢二者完全打成一片之把握，此即心與理之最終達到合一、理與勢之最終達到合一。故大臣之道與心性之學、理勢合一觀實爲三位一體，大臣之道綰合心性之學、理性合一觀於一體，在彰顯中國政治傳統之偉大。

以上立論之依據本於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之學，尤其是其經學《周易內傳》、《周易外傳》、《讀四書大全說》，以及史論《讀通鑑論》、《宋論》。經史之學爲中國學問之根本，經學爲體、爲本，史學爲用。必有體之立而後纔能有大用，體亦必發而爲用，體不離用，體在及中顯，沒有無用之體，用乃是用其體。王船山之學體用兼備、體用互見，爲做事、做大事之學，集中國曆來治道之大成。

詳盡地描述船山的“大臣之不易任與大臣之道”

作者首先介紹了研究本題的方法，指出，先從具體的“用”的角度入手，而後由用而明“體”，將大臣之道歸爲心性之學，這是基於政治作爲實踐性知識、默會性知識的特性，它不同於規則性知識，所以要先從“用”下手。史較之經，則是“用”相對更爲顯在的呈現，故對於大臣之道之討論，也先從船山之史論入手，然後才及於其經解，由用而及體。討論心性之學則次序剛好反過來，先經而後史，由“體”而及“用”。這表明了作者研究船山之大臣之道的嚴謹的'學術態度，而不是隨心所欲，意氣用事。

作者指出，中國古代政治的結構由君、臣、民所構成。作爲最高權力的唯一世襲的君，其一言一行自然是一人而可影響天下。而作爲君與民之間的臣，即主要由科舉而產生的士大夫官僚羣體，是政治的實際操作者。大臣，即今天所說的政治家，更在其中起關鍵性的作用。船山指出，“國必有所恃以立，大臣者，所恃也”，而“無人者，無大臣也“。由於“大臣”任天下之重，大臣之品格則需要極高的要求，這即是船山所提出的“大臣之道”。

作者認爲，船山在《讀通鑑論》、《宋論》中以士大夫的政治成熟度、政治能力爲標準，對歷史上各種士人、臣子進行了辨識與批評：一類是逃避政治的清高之士。二類是不考慮政治後果的直諫之臣、妄人、意氣之士、躁人。第三類是急於求成以至不擇手段的功名之士、刻核之吏、矯詭之士、遊士。第四類是政治能力不足的疏庸之士、鄙陋之臣等。

在船山看來，大臣之爲大臣，必須能入參坐議，出接四方;要有決大疑、定大事的方法;要久任，不能經常更替。這是大臣成其爲大臣之基本，但真正允爲大臣、得大臣之道者：(一)大臣當制治於未亂。(二)大臣當獨任、不好言、不好聽而民不知感。(三)大臣之平情、坦然無我之大用。(四)社稷臣者，唯正而已。(五)大臣之簡、靜與易風俗、養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