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寫商君書的讀後感大綱

傳說老毛讀過這本書，沒有作任何評論。在讀這本書時，最開始其實有點枯燥，除第一篇時的《商君書-更法》中特別讓人振奮。其它篇幾乎都是再講其治國之策，通篇都有講“壹”，講“重刑輕賞”，講“法”。這些無疑是商君最重要的思想了。

革新思想

商君書中最能體現的他的革新思想的莫過於第一篇《商君書-更法》。商君在自己的思考中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其指出“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復”“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並進一步指出“聖人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爲之治，度信而爲更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而不成;治不宜時而行之則不幹”。並立論“立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譏諷道“知者作法，而愚者制”“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現在讀來令人唏噓不已，千年過去，還有這麼多守舊之人，實在令今人汗顏。

制度、律令思想

在《商君書-壹言》《商君書-賞刑》中有專門的論述。商君的“壹”思想，用他的話說叫“壹賞、壹刑、壹教”。大體講是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高度統一。此很讓人聯想到我們現如今的所講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當然了只有些許類似，不是相同。從思想上來講，於戰國時百家爭鳴，商君沒有對各家各派的思想進行一個點評，但是其在書中指出的六種“蝨害”“國有十者”“十二者”“八者”(例如“八者”指的是“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等，可看出商君對於各種人情世故的不信任，而只信任的是法制，律令。我想從秦孝公時秦爲戰國一雄到秦始皇一統華夏，商君的這個制度、律令思想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大秦帝國》影視劇中有一個有意思的情節，就是秦孝公去逝後，秦代的後繼之君問於商君秦國變大那些押罪犯的時間太短了，是否要修改，而商君說修改秦法要等國家穩定，秦法推廣有一定的時間才能改。而後來的陳勝、吳廣之輩卻正是因這事而起義，實在是孫先生在寫作進的一個巧妙之處，但也透露出在秦的後來國君者中只有對於國內人民的賞刑，在對外征戰的勝利與喜悅而忘了商君的重要思想“立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這個重要思想。唉，實在是悲哀。

書中對於組織的構架中有《商君書-境內》《商君書-修權》篇等等。裏面對於法，商君有言“農戰”有功皆有賞，而對於傳統的世代貴族，或者新貴族是採取同等對待，商君有言“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爲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爲虧法”。書中對於權利的分配中，商君提出國家治理有要重視三個方面“法”“信”“權”。其解釋爲“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商君似乎想達到新的政治上的動態平衡。其中對於臣下的制約是夠的，而對於君主的制約，則是不夠，商君只能說是作爲君主不能“釋法任私”，如果拋棄法則於國家來講會有危機。於古代君主思想來講的確是一種進步。但也爲君權獨攬撒下了種子。不能苛求古人，對於秦的幾千年再無商君和秦孝公這種超級搭擋實在是一種遺憾啊。

在對於法的執行上，商君提出“連座”、“無宿治”(今天的政事，今天處理，不放在明天。即時辦理)等思想，像“無宿治”思想還是值得現在學習的。其還有關於法律的執行的還有在各級行政部門都回有負責法律的專門人員，這些對於法律的執行來講，此種政治的執行力肯定是空前，秦國不強都難。

商君對於人民的體察

對於這個方面來講，商君雖然有一些早期早期封建思想，但是對於處於戰亂時的人民來講也實在是一種進步吧。從現代人的一般的思維來講，實行“重罰輕賞”對於人民來講就是“苛政”。可從商君行法效果來看，“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從《史記》等書可看出商君行支雖嚴，但是公平。賞雖輕，但是有希望。就戰國時最大的災禍來講，莫過於戰爭了。而商君思想來還有有一部分與道家有關，比如其有言“明賞之猶，至於無賞;明刑之猶，至於無刑;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在這裏，商君對於戰的思想是戰爭之猶，至於無戰吧。就像“武”字本身，即有“止戈”之意一樣。只有通過戰爭達到統一，才能達戰事的少，乃至於無。秦用百年時間完成了統一，雖商君之法或者各種原因致苛政戰亂，此非商君所能預計，不能太苛求古人。商君對於民衆的重視非有以人爲本，而是人民對於國家的重要性一點來講，其所講的“法者，所以愛民也”，就是“聖人爲國也，觀俗立法而治，察事本則宜”。

商君之法使人民與國家的聯繫更加緊密。於個人來講必有家庭、家族。而於個人、家族、家族來講最重要的莫過於榮譽。而商君之法提出“重刑”或者賞賜，對於一個普通人民來講都是夢寐以求的，而商君提出了能給他們實現的一條路就是“農戰”皆有功。且“賞隨功，罰隨刑”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所以秦人皆言商君之法。這樣商君就將人民團結起來了。加之人民對於自己國家的熱愛，使國家的凝聚力增強不少，對於國家的實力的增強會有重要的意義。

商君的思想

最後我們將儒家與法家進行對比一下，特別是與商君之法進行對比。儒家言“人之初性本善”故儒家提出“修身”“慎獨”，提倡用仁義來治國。而商君指出的“八者”即八種災害“辯、慧、禮、樂、慈、仁、任、譽”，再來看看商君口中的六種災害：“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這些是儒家等奉爲至寶的，在商君看來是於國無用的。商君看到人性的弱點，即人類追求名利、淫佚，而作爲儒家之學只是“看上去看美”沒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全靠個人的自覺與修養，儒家所謂智善仁義並不能徹底的根除，於是商羣採取了一個策略，即“重罰輕賞”。其還指出“凡賞者，文也;利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商君想重新建立一種人際關係或者新型社會關係即“賞厚而信，刑重而威，不失疏遠，不失親近”。

同是對國家的治理，儒法兩家所採取的方式卻不相同，儒家希望的是能過修養和君主施行仁義，而商君則認爲靠嚴密的法治律令來讓人民規範思想行爲，兩者的所選方式因此而不同。儒家講仁義，求仁而未得仁，而法家講法，行重刑而得長治。兩者都選擇了一個極端的方式來實踐，可兩者都失敗了。如何治理國家，怎麼治，如何把握這個度仍是我武至今要面臨的問題，值得深思!

讀完此書，深深折服於商君，想起幾千年的歷史，不禁唏噓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