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中那一縷白髮感人散文

我天生愚鈍，用我們北方話說，就是實心眼兒的人。小時候，我覺得很多人都不喜歡我，甚至嘲笑我。這一方面是因爲我性格太實在，給個棒槌就當針（真）；二是因爲我容貌醜陋：半張臉上，被一塊桃子形狀的胎記佔據了三分之一，棕黑的顏色特別扎眼，而且恰好在嘴角處。所以，我經常被調皮的同學愚弄，不是假傳老師聖旨說讓我去做這做那，就是大聲喊着我的名字說：小饞貓、小饞貓，天天偷吃桃！但張老師喜歡我。 每次我被同學愚弄到張老師那裏去，張老師先是莫名其妙，隨後就溫和地說：哦，你來得正好，我正好有事要找你，你把這個黑板擦拿到班級去吧！有時，張老師讓我搬作業本，有時讓我幫着她買一包煙。總之，她從沒讓我尷尬過，更沒訓斥過我。事後，調查出是誰愚弄了我，她會把那個同學單獨找到外面談話。久而久之，愚弄我的事情就少了。 張老師經常當着全班同學的面表揚我：學習認真，成績好。每次語文作業中的組詞造句、寫一段話的題目，我總被點到名字，還要自己站起來朗讀自己寫的句子或短文。漸漸地，我身邊經常圍了幾個同學，跟我請教問題。有時讓我幫他們造句。同一個詞語，我要造出幾個不同的句子給他們，免得他們作業雷同了，好像抄襲了似的。

上二年級的時候，因爲交不起每學期2.5元的學雜費，家裏讓我休學一年。張老師得知情況，給我找了一套舊課本，讓我在家自己學習，遇到不會的問題就去學校問她，還特別強調：“期中、期末考試的時候，你就來參加。”我在家的主要任務是哄孩子——比我小9歲的還在襁褓裏的妹妹。她大多時間是睡在搖車裏的。母親喂完奶就把她交給我，我給她換、洗尿布，還要給她洗沾着焦黃粑粑的屁股。她醒着的時候，我就舉着一些有點色彩的小東西搖晃着逗她玩；她困了，我就把她包好綁在悠悠車上哄她睡覺。這時候，我可以拿出課本學習。我用腳尖輕輕掀動悠悠車的側面，讓悠悠車不停地來回擺動。因爲悠悠車的兩端挨着炕蓆的部分都是頂點朝下的半圓，從一側輕輕推，它就可以來回擺動。用腳擺動悠悠車，要掌握好力度：勁小了悠悠車不擺動，勁大了就會翻車。我也不知道是怎麼練就的這個本領，反正只要妹妹睡覺，我就趴在炕上，用腳尖點着悠悠車，保證悠悠車輕輕擺動不停下來，然後雙手該寫字寫字，該算題算題。有時她躺在悠悠車裏半天不肯睡，我就一邊搖着悠悠車，一邊讀課文給她聽。反覆讀兩遍，我就背誦下來了。就這樣，我一邊哄着妹妹，一邊自學，到了期中、期末考試的時候，就去班級跟同學們一起考試。每次成績出來後，老師都抄一份成績單讓同學捎到我家。在家休學一年，我的成績竟然沒掉下前三名。

於是，第二年暑假結束，新學期開始，張老師還讓我跟着原班上三年級，我一點也沒落後。 可能是爹媽看我休學一年沒影響讀書，四年級的時候，又讓我休學一年在家，然後再回到學校跟原班級上五年級。但是，五年級寒假過後，我轉學到了別處，和張老師分開了。 和張老師告別那天，是那年冬天最冷的一天。因爲就要放寒假了，學校發的煤已經不多，教室的爐火一點也不旺，同學們瑟瑟着把兩手交叉着縮到袖管裏，端着胳膊放在課桌上。快下課時，張老師把我要轉學的事告訴了同學們，大家都轉頭朝着我看，滿眼的驚訝。張老師最後說：“我們相信她到哪裏都是最好的學生，讓我們等着聽她的'好消息吧！”我的眼淚就流下來了，趕緊揹着書包跑出教室。跑出去十幾步，我突然想起來還沒跟老師說再見。猛回頭，發現老師站在教室門口，正朝着我揮手。我第一次仔細端詳老師：她消瘦的瓜子臉上，不知何時堆上了皺紋，滿眼的慈祥從眼角溢出來，擠得皺紋很好看。齊頸的短髮有些花白，用兩隻黑髮卡卡在耳後，然而有那麼一小綹不聽話的，從髮卡邊緣滑下來，被寒風吹到了額前。我跑着撲到老師懷裏，嗚嗚地哽咽起來。老師用她的大手爲我擦淚，那手暖暖的，但有點粗糙。她在我耳邊輕輕地說：“別哭了，這麼冷的天會閃了臉！記着：要好好讀書，將來纔能有出息！” 離開張老師後我再沒有休過學，一直讀完了初中、高中。高中畢業我自信滿滿地報考了大學本科。按照往年的錄取方案，本科上不去，還可以錄取到專科。沒想到那年高考錄取方案有變，我以低於分數線11.5的分數落榜了。原想等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給張老師報個喜訊，沒想到，我行囊空空，覺得無臉面對江東父老，更無臉聯繫張老師。

輾轉幾個年頭後，我總算拿到了大學本科學歷，做了一所鄉鎮中學的教師。一個偶然的機會，在同事家的電腦裏聽到了歌曲《好大一棵樹》，我當時就流淚了，我想起了我的張老師。多年積壓在心頭的思念潮水般涌出來，我決定去看看她。 仲秋，細雨霏霏中我乘坐的大巴抵達了張老師居住的小鎮。幾經詢問，終於找到了張老師的居所。敲門那一刻，我的心咚咚跳個不停，心裏想象着張老師一定很老邁的樣子，我還能不能撲到她懷裏哭一哭？可是，敲了半天，屋子裏始終沒有傳出老人走路緩慢而拖沓的嚓嚓聲。 “你好！你找誰？”循着身後傳來的問話聲，我猛回頭，只見一個和我年紀相仿的男士站在院子裏。我說明來意，他沉吟片刻說：“跟我走吧，我帶你去見她！”路上，他告訴我，他是張老師的小兒子，張老師在我轉學後的第五年就去世了，肝癌。 他把我領到了張老師的墓前。 墓碑上，張老師的照片已經有些褪色，但我能辨析出她額上的皺紋，尤其是耳際那一縷不聽話的白髮，依然如當年一樣清晰。墓碑前，放着一束鮮花，大概放了兩三天的樣子，花葉蔫了，花朵還開着。 張老師的兒子告訴我，經常有學生來看望張老師，工人、農民、幹部、軍人、教師……各種身份的人，所以，張老師的墓前從不缺少鮮花。

張老師的兒子理解地轉身去了遠處等我，留下我獨自跟老師說說話。我跟老師說了分別後的經歷，有挫折有委屈，當然也有快樂和收穫。老師靜靜地聽着，當我告訴她，我也做了老師，成了和她一樣的人的時候，我發現，老師照片上的白髮飄動了一下——她一定是很高興，長大後的我，已經成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