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牙齒》散文

　　母親的牙齒

小時候我總擔心母親丟了，或者被人冒名頂替。每次母親出門前我都盯着她牙上的一個小黑點看，看仔細了，要是母親走丟了，或者誰來冒充她，我就找這個小黑點，找到小黑點就找到了母親，那小黑點是兩顆牙齒之間極小的洞，笑的時候會露出來。

母親每年要去一兩次外婆家。外婆家離我家也就四五十公里，但因爲跨了省，讓我倍覺遙遠。母親出門前我就盯着她牙上的小黑點看，努力記憶得最完整全面，如果回來的是另外一個人，就算她長得和母親像極，我也要看她牙上的小黑點在不在。

過年前母親也常出門，賣對聯。很長時間裏我家都不太寬裕，爲補貼家用，爺爺每年秋後就開始寫對聯，積攢到春節前讓母親帶到集市上去賣。十里八鄉集市很多，年前的十來天裏，每天母親都得往外跑。年集總是非常擁擠，去晚了佔不到好地勢；天亮得又遲，早上母親出門時天都是黑的。如果我醒了，我都要在被窩裏伸出腦袋看母親的牙和那個小黑點。到晚上，天黑得也早，暮色一上來我就開始緊張，如果比正常回來時間遲，我和姐姐就一直往村西頭的大路上走，母親都是從那條路上回來。迎到了，即使在晚上我也看得清那是母親，不過我還是要裝作不經意，用手電筒照一下她的牙，我要確保那個小黑點在。

很多年後我常想起那個小黑點，我對它的信任竟如此確鑿和莫名其妙。我確信只有我一個人注意到它，它是證明一個人是母親的最可靠、最隱祕的證據。我的確從來沒有告訴過別人。

後來我年紀漸長，事情完全調了個個兒，總出門的是我，唸書、工作、出差，我離我的村莊越來越遠，進入世界越來越深；我明白一個人的消失和被篡改與替換，不會那麼偶然與輕易，甚至持此念頭都十分可笑；但是每次回家和出門，我依然都要盯着那個黑點看一看，然後頭腦裏閃過小時候的那個念頭：這的確是母親。成了習慣。

與此同時，母親開始擔心我在外面的安全和生活。我在哪裏，她就開始關注哪裏的天氣和新聞，一有風吹草動就給我電話，我不知道她是否像我小時候那樣，需要牙齒上的小黑點來確認一個人的身份，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母親總是比兒子擔心母親更擔心兒子；我同樣可以肯定，在母親的後半生裏，我和姐姐將會佔滿她幾乎全部的思維。

我長大，那個小黑點也跟着長，我念大學時黑點已經蔓延了母親的半顆牙齒，我不再需要通過一顆牙齒來確認自己的母親，我只是總看到它，每次回家都發現它好像長大了一點兒。我跟母親說，要不拔掉它換一顆。母親不換，不耽誤吃不耽誤喝，換它幹嗎？鄉村世界裏的一切事情似乎都可以將就，母親秉持這個通用的生活觀；我似乎也是，至少回到鄉村時，我覺得一切都可以不必太較真，過得去就行。於是每年看到黑點在長大，一年一年看到也就看到了，如此而已。

前兩年某一天回家，突然發現母親變了，我在母親臉上看來看去：黑點不在了，換成一顆完好無損的牙齒。母親說，那顆牙從黑洞處斷掉，實在沒法再用，找牙醫拔了後補了新的。黑點不在，隱祕的證據就不在了，不過能換顆新的究竟是好事。只是牙醫技術欠佳，牙齒的大小和鑲嵌的位置與其他牙齒不那麼和諧，在衆多牙齒裏它比黑點還醒目。我說，找個好牙醫換顆更好的吧；母親還是那句話，這樣挺好，不耽誤吃不耽誤喝，換它幹嗎？能將就的她依然要將就。別的可以湊合，但這顆牙齒我不打算讓母親湊合。它的確不合適。我在想，哪一天在家待的時間足夠長，我要帶母親去醫院；既然黑點不在了，應該由一顆和黑點一樣完美的牙齒來代替它。

　　熱愛正當年，青蔥已做湯

我高二時在河南上學，成績不好，肯定考不上好大學，想着湖北分數線低，就轉了戶口，去了一所省重點學校。每月只有一天假，和監獄沒有區別。

整個中學時代，我就只有一張單人照，整個人看起來就是拘謹、自卑、迷茫的集合體。

而作爲轉校生，性格內向又不懂當地方言，自然沒什麼朋友。

那時我唯一的“獄友”就是阿洲。撮合我們成爲好朋友的是同樣稀爛的英語成績。

我們合夥買了一套瘋狂英語，每天晚自習在教室裏大吼大叫，同學舉報後被趕出教室，一起在操場繼續大吼大叫。

高考英語我89分，他56分。

那時他幫我追過一個妞，那個妞是隔壁班的，短髮很俏皮，笑容很俏皮，打扮也很俏皮。

那年的夏天我坐在靠走廊的位置，每次趴在桌子上發呆的時候，都能看見她從走廊經過。

她從沒看過我一眼，但我總感覺她走路帶着一陣風，有香氣的、活潑的、俏皮的風。我把這個唯一的祕密告訴了阿洲，阿洲說她個小，皮膚又黑，你喜歡她什麼？那時我還是個孩子，我說你不懂，這是愛情。過幾天阿洲打聽到那個妞喜歡他們班的班長，一個高高瘦瘦愛踢足球的帥哥。然後我們組織了一場班級足球賽，我作爲中衛上場，一個倒地鏟把帥哥的腿弄骨折了。

我和阿洲都受到了處分。

寫完檢討，我還寫了一封情書。很奇怪，我那麼自卑的人，居然會寫情書。在這封人生中唯一的一封情書的結尾，我寫道：被人喜歡總算是一件好事情，請你不要害怕。奇怪，爲什麼那個時候我就知道被陌生人喜歡是一件讓人害怕的事？阿洲把情書送到對方班級的時候，他們班男生紛紛站起來以爲是過來打架的。

他囂張地指着那個妞說：嗨，有人說了情話給你，都在信裏！忐忑地等了一週，我收到她的回覆，總共只有八個字：先抓好主要矛盾吧。開年後一些名校來校宣傳，我看見那個妞站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攤位前詢問了很久。

中財就成了我唯一的選擇，第一志願，不接受調劑。然後，我落榜了。我記得那天我媽跟在我身後不停地說：咱分數到了，就是沒有上專業線，沒事兒的，咱可以復讀啊。你別不說話啊，這孩子，你說句話啊！

天下着雨，阿洲也考了所爛學校，打電話叫我去游泳，我沒去。從此我們再也沒見過面。

那個妞叫什麼名字我也不知道，因爲性格內向，因爲表白被拒，我也不敢去打聽任何與她有關的信息。多年後阿洲結婚讓我去喝喜酒，我說你幫我問問那個妞叫什麼名字啊。阿洲說你還記得呢？我當然記得。

阿洲和那個妞，是我青春劇裏的男女主角啊。而青春，就像一場暴雨後忽然從土壤裏冒出來的小蔥芽兒，迅速生長，然後被掐斷，做成一碗熱湯，最後化作一滴淚水。我也曾經無數次猜想：她在哪裏？過着什麼樣的生活？還有，她叫什麼名字呢？

我給她取過一個名字：林小煙，後來我寫過的文字裏，女主都叫林小煙。

而現在，我的桌子上放着一份簡歷。

劉慧娟，湖北人，2009年從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畢業。

出生年月日：×年×月×日

專業：××××

工作經歷……

聯繫方式xxxxxxxxxx

照片裏的人就是她，那個妞，長得特別像宮崎葵。

曾經對她一無所知，現在看她的簡歷就像在聽她訴說過去這10年的點點滴滴。

生活真奇妙啊！

我愛的是林小煙，不是什麼劉慧娟。

　　胡軍，因酒生愛，喝出幸福一生

在《爸爸去哪兒》第三季裏，對於節目裏五個可愛的萌娃，觀衆喜愛有加。師弟劉燁曾形容胡軍爲“糙老爺們兒”。但是，在節目中胡軍與兒子康康的相處過程中，觀衆們這才發現，這位“硬漢”不僅硬氣而且細膩。而對於胡軍的老婆盧芳，觀衆更是羨慕。

說到胡軍與盧芳的認識，竟是因酒生愛。胡軍從中戲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他跑了幾年龍套，才獲得了做男主角的機會。自己做了男主角，自然對跟自己配戲的女主角比較好奇，他私下裏打聽了一下，原來女主角是比他晚三屆的中戲師妹，叫盧芳。

有一天排練結束後，胡軍請盧芳吃飯。喜歡喝酒的胡軍忍不住了：“我想喝瓶啤酒，可以嗎？”盧芳大大咧咧地說：“喝吧，這有什麼呀！”胡軍要了一瓶冰鎮啤酒，喝到一半的時候，盧芳對他說：“我陪你喝，怎麼樣？”胡軍愣了一下，拿起杯子準備爲她倒酒。盧芳說：“你喝你的，我再單獨要一瓶。”

就這樣，兩人你一杯我一杯地喝起來。兩個小時過去了，胡軍去結賬時，發現兩人一共喝了16瓶啤酒。胡軍體會到了什麼叫酒逢知己千杯少。飯局結束，盧芳攔了一輛出租車回去了。

那個時候，盧芳還住在單位的宿舍裏，胡軍越想越擔心，一個醉酒的女孩子，大晚上的，太不安全，他迅速地攔了一輛出租車趕往盧芳的宿舍，敲開門，他發現盧芳正神情自若地坐在沙發上，邊織毛衣邊看電視。

此番之後，胡軍對盧芳真是刮目相看，淑雅又海量，真是一個“奇女子”。而盧芳對胡軍的好感也多了起來，她發現，這位師哥不僅表演厲害，看着是位粗獷的漢子，卻有着一顆細膩的心。

一來二去，兩顆心靠得更近。胡軍永遠記得盧芳第一次在宿舍給他做過橋米線的情景。雖然只是一道簡單的米線，準備工作卻如一場晚會般隆重：用瓦罐裝上雞湯，蓋上雞油，放到酒精爐上，桌上已經擺開了8個大盤，裏面分別是片得紙一般薄的豬肉、菜心、豬肝……中間的大海碗裏一碗白生生的米線。

這是胡軍第一次吃米線，他還沒有從視覺的震驚中反應過來，鼻子就嗅到了一種親切又陌生的酒香。盧芳竟然從牀底拖出了一個碩大的玻璃酒罐子，裏面泡着半罐色澤明黃的水果。盧芳說這裏面是雲南特產的山梨，最適合用來泡烈酒，醉了也不上頭。

兩人就着一罐過橋米線，每人喝下了半斤多山梨酒。1999年年初，胡軍和盧芳去意大利參加電影節，路過羅馬廣場的時候，胡軍忽然跑去買了一束玫瑰，單膝跪地，像騎士一樣在衆目睽睽之下向盧芳求婚。廣場上的老外用最熱烈的掌聲喝彩，而盧芳趕緊答應下來，用她的話說：“當時就覺得太丟人了，就想着趕緊答應下來，讓他起來。”

結婚後，如果碰到問題，他們約定了一個最直接的解決辦法：有了矛盾要吵，過錯方也不必勉強地來說道歉，自己下廚房做上幾個菜，擺上一瓶酒，叫對方一起吃飯，心照不宣地將那些說起來有些慚愧的道歉話用酒代替。可偏偏在這樣的對酌中，道歉的話越發說得情深義重。酒杯一端，兩個人的話匣子都能很快打開，聊得無邊無際。到了最後，都完全偏離主題，猶如他們第一次喝酒吃飯，重新回到初戀的感覺。

疾病城市之拉穆那那城

拉穆那那城是谷木城外圍的七十七層疾病圈之一，這裏的人患有失憶症，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從谷木城來的，以爲這是一座獨立的城市，並把它命名爲“環城”，但是久而久之，他們連“環城”這個名字也忘掉了。被問到這裏是什麼地方，他們喏喏地答不上來，於是人們根據他們咕噥的聲音，管這裏叫“拉穆那那”。

拉穆那那城居民的生活總是充滿驚奇。從春到夏，每一天都有人“忽然”看見，燕子從南方飛回來了；從秋到冬，每一天都有人“忽然”意識到，燕子好像飛走了。一個人總是再三發現他養的黃貓右臉長着一根黑鬍鬚，還有人總是在同一個不起眼的臺階上崴腳。父母不記得孩子的生日，孩子自己也不記得自己的年齡。不只生日，在拉穆那那城，一切紀念日和節日都不存在。每年冬天第一場雪降臨的時候全城放假狂歡，第二場雪降臨時又回到工作崗位。有時候兩場雪之間只間隔一天，於是這一年，他們就休這一天的假。在這裏，必須保證生活儘量簡單、儘量有秩序，用習慣來維持城市的正常運轉。一旦搞得略微複雜一點，人們的頭腦就跟不上了。

拉穆那那城的政治是最混亂的，一個選民持有某種政見，被另一政黨用論辯說服，等到真正選舉的時刻，他又忘了自己已經被說服了，照舊按照曾經的想法投票。要真正改變一個拉穆那那人的思想非常困難，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需要極大的耐心和毅力，儘管他們也有可能突然之間把自己觀點的論據忘記了，但是令人驚詫的是，觀點本身卻不會從他們頭腦中消失，而是成爲一座莫名其妙地浮在空中的樓閣，且因爲缺少地基，使人更加無從攻擊。所以拉穆那那城史上最偉大的二十名改革家，其中有十七名不是成了虛無主義者，就是乾脆自殺。——或者是十六名，或者是十八名，或者是他們全部。拉穆那那城的歷史記載也是不可信的。

在另外一些層面，尤其是純感性的羣體記憶上，拉穆那那人又極易受到他人左右。據說某年春天，有個安卡基里亞人發現了商機，來這裏推銷柳樹皮做成的口哨，鼓吹這是“童年舊物”，竟然傾銷一空。要知道拉穆那那城根本沒有柳樹，從來也沒有過，但是沒人覺得這種小小的自相矛盾有什麼大不了的。柳樹可能枯死了，可能被砍掉了，誰在乎呢？

夏至到來之前，安卡基里亞人就離開了這裏，不是因爲沒有樹皮哨可以賣——只要願意，他可以隨便弄些小玩意兒來冒充懷舊玩具，照樣賺得盆滿鉢滿，是因爲他發現自己已經感染了拉穆那那人的失憶症，他開始算不清賬，丟三落四，拿不準自己妻子的名字。趁着神智還清楚，他果斷地離開了。

然而並不是每個外鄉人都有安卡基里亞人的理智，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或早或晚，被拉穆那那人同化，忘記歸鄉的道路，繼而忘記自己的故鄉。他們還以爲自己是在這座環形的城市裏，吹着柳樹皮口哨長大的。

拉穆那那城，一座複雜的城市，每件事都不可信，每個人都是一個謎。他們的方言裏夾雜着無數種口音，他們共同信仰的神有數不清的名字。

拉穆那那城，一座簡單的城市，生活既規範又平靜。統一供應的工作餐永遠吃不厭，循環播放的電視劇永遠那麼精彩。

拉穆那那城混合了真實與虛構，既頑固不化又瞬息萬變。明天，它或許不再叫“拉穆那那”，或許它從來沒有叫過“拉穆那那”，或許它不是環形的`，或許它沒有病，或許柳樹曾經簇擁着這裏的每處公園和街道。或許二十名改革家不是自殺，而是被處死。或許安卡基里亞商人沒有離開，而是成爲拉穆那那城的一員，日復一日地向旅人講述着這個他以爲是別人、其實是他自己的故事。

好人的心是一朵花

母親是個好人，她見不得別人的痛苦與苦難。見人有難處，不管認得不認得，都要伸出援手。有好多次，母親因幫助別人而上當受騙。我們做兒女的，經常勸導母親，要“吃一塹，長一智”，別再在做好事這件事上“摔跟頭”。而母親呢，仍我行我素，並沒有因做好事吃虧而接受“經驗教訓”，對人仍是一副熱心腸。

“一朵花，會因別人一兩次有意無意的踩踏，就不再散發出香味嗎？”每當我們勸導母親時，母親就會對我們這些做兒女的說這樣一句話。

母親的話，也讓我們這些做兒女的，最終明白了，好人的心，就是一朵花，一朵芬芳的花，哪怕是受到了別人的傷害，那傷口處，溢出的，依然是那純正的芳香。

　　那悲傷藏得那麼好，不願被看見

麻木先生是個嚴肅的人，大多數聚會的場合中，他都擺着一張冷漠僵硬的臉。

別人開玩笑時，不管在場的其他人笑得怎樣花枝亂顫，他也只是輕輕地嘴角上揚，隨即笑容便消失了。麻木先生偶爾也會講個笑話，試圖融入其中，但每每都以大家尷尬的呵呵聲結束，還伴隨着一身毛骨悚然的冷汗。

比如有一次，我們一起在一家上好的西餐廳吃飯，麻木先生一邊切着三分熟還帶着血絲的牛排，一邊樂不可支地說：“最近看了《人體蜈蚣2》，真是太不科學了，除了第一個人能汲取營養和水分以外，後面的人都要靠吃屎活着，連尿都喝不着，哈哈哈……”

現場一陣詭異的安靜，只有刀叉刮過盤子發出犀利的響聲。

“最前頭的人可以吃飯，最後的那個人可以排泄，中間的人最可憐。”麻木先生突然靈感一現，擡頭看着大家，“哎，如果換作你們，你們是願意吃飯還是排泄啊？”

大家沉默，操縱刀叉的手也停在半空。

許久，纔有一個朋友張口解圍說： “吃飯，呵呵，吃飯好，你看，咱們不是正吃着飯嘛。”

衆人皆呵呵，麻木先生得到答案後，滿足地低頭繼續吃起來，切割肉的手法嫺熟。

那頓飯，我們付出了高昂的價格，換來了一晚上的腸胃不適。

哦，忘了介紹，麻木先生是我們的好朋友，是一位非常權威的腦科醫生。

麻木先生有一顆勝不驕的心，縱使學術上戰功赫赫，縱使我們對他萬般崇拜，他對朋友們的態度一直是溫和的，不露半點志得意滿。

我們喜歡他，除了他人品不錯以外，還因爲誰都希望自己的圈子裏有個揮斥方遒的醫生朋友，起碼看病可以走後門掛號呀。

而他也喜歡跟我們在一起插科打諢，他說他慶幸自己血淋淋的日子裏還能有我們爲他增添色彩，儘管他的笑話既生硬又恐怖，但大家也都不在乎。

我們總以爲我們足夠了解麻木先生，總以爲他就是一個手起刀落、滿腹醫學理論的冷麪笑匠，這樣的想法一直持續到麻木先生的母親生病住院的時候。

麻木先生大三那年，他的爸媽突然閃電離婚，傳說是麻媽在外面有了別的男人，所以執意離開他們，但具體原因到底是什麼，誰都不知道。

麻媽一走就是八年，直到前年麻木先生的父親去世，麻媽纔再次出現在麻木先生的生命裏。

對於那段過去，麻木先生和麻媽都隻字不提，他們的關係一直都淡淡的，很少說話交談，麻木先生也很少在我們面前提及他的母親。

麻媽生病的時候，正趕上麻木先生最忙碌的時候，好幾天都見不着人。

我們帶着麻媽經過了一輪又一輪的檢查，很不幸的是，最後的化驗結果是腦癌晚期。

朋友把這個悲慟欲絕的消息告訴了麻木先生，他的臉色平靜得像一汪湖水，沒有任何波瀾，看過病歷後，他淡淡地說：“安排病人住院吧。”

我們有些震驚於麻木先生的冷靜，可又想到他在醫院工作多年，見慣了生老病死，或許真的比我們更看得開些吧。

麻媽住進了麻木先生的醫院，主治大夫便是麻木先生本人。

我們幾個朋友排了班，輪流去醫院照顧麻媽，並不是我們有多古道熱腸，而是如果我們不去，麻媽通常都是一個人孤孤單單地躺在病牀上的。

有一次我們去看她，才發現麻媽打着吊瓶行動不便，已經憋了一個小時的尿。

麻媽入院之後，麻木先生從未在牀前照顧過她，他每天帶着實習醫生例行巡視、檢查、提問，對待所有病人都一視同仁，沒有人知道麻木先生是麻媽的兒子。

朋友們好幾次想勸幾句，但都被麻媽攔下了，每次她都用那雙日漸混濁的眼睛盯着天花板，語氣緩緩地對我們說：“算了，算了。”

麻媽的病越來越嚴重，她知道自己時日不多，所以每次麻木先生巡房的時候，她都緊緊握住麻木先生的手，不說話，卻滿眼的悲傷和哀求。

我們都不再勸說麻木先生了，只是安靜地守在牀邊，時刻準備送麻媽最後一程。

在一個暴雨傾盆的下午，正趕上麻木先生上手術，麻媽等了他整整一天，終於還是耗盡了最後一口氣，撒手人寰。

“我累了，等不了了。你們都是好孩子，所以請你們……請你們幫我轉告他，對不起，請他原諒我……”

這是麻媽生前說的最後一句話。

看着躺在太平間、身體已經冰涼僵硬的麻媽，麻木先生在那裏站了許久，最後默默地把白布蓋起來，轉身離開了。

在那之後，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見到麻木先生。

後來的一次飯局上，他再次現了身，依舊如以前一樣，一張冷漠僵硬的臉，笑容輕微，轉瞬即逝。

幾杯黃湯下肚，麻木先生有些醉了，這是這些年來，我們頭一次看見他微醺的樣子，眼睛發紅，眼神迷離。

他晃晃悠悠地站起來，舉着酒杯走到我身邊坐下，含含糊糊地對我說：“極光，我特別想對你們說聲謝謝，謝謝你們在我媽彌留之際，不離不棄地守在她牀前，我沒能盡孝，沒能送她最後一程，是我這輩子最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