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裏的故事散文
自從在娘肚子裏下生後，便趕上城鄉“農業”和“非農業”二元戶籍管理模式的全過程。六十年來，我的“籍”種造冊經歷很多，其中戶籍跟自己時間最長，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
記得計劃經濟年代，戶口本是一冊“世襲”的本本，吃農村糧的永遠是“農業戶口本”，吃城裏糧的永遠是“非農業戶口本”。工人天生做工，農民天生種地。工人和農民的差別，全都濃縮在戶籍本本里。
我家祖輩都是農民，我的戶籍自然也是“農業”戶籍本本。在孩提時，我就非常羨慕城裏的孩子，穿的好、吃的好、玩的好。有時常想，都是“一撇一捺”的人，可人家過得忒幸福。並且有幾次做夢，眼前便出現一種朦朧意境，說自個拿到城裏戶口本了。當笑醒睜眼一看，原來是個美夢。
記得“三年瓜菜代”時，一次與母親一起去街裏堂兄家串門，午飯烙的白麪糖餅，熬的酸菜燉粉條。這在我家裏，可是過年才能吃到的嚼咕。回家後我問過母親：“街裏大哥家咋分那麼多麥子？”母親告訴我說：“傻孩子，大哥家是城裏戶口，每月都分點白麪，而咱屯子每人每年才分一斗麥子，只能過年吃點麪食，現在一旦捱餓，別說面了，連糧都斷頓了。”
待長大後，我便逐漸理解到，當年大哥家雖然沒斷頓，不過也並非寬裕。他家是沾城裏戶口的光，每月都分點糧，將巴將兒接乎上，但總比農民強多了。那次大嫂給母親和我做的'“白麪糖餅”，是攢很長時間的白麪，自個都沒捨得吃，讓我們一下給包圓了。
自打那時起，母親就不止一次爲我樹立目標：“念好書，將來好吃皇糧。”所謂“皇糧”，就是城裏糧本。母親還時不時地以大哥家那頓“白麪糖餅”爲“誘餌”，激勵我將來有出息，改變“小本本”的命運。可現實卻又是殘酷無情的，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把我爲之奮鬥十幾年的夢想化爲泡影，只能繼承父輩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偉業，罩在廣闊天地的“小本本”裏艱苦奮鬥。
記得那時，每當父親一旦喝口小酒，便想起當初自個的“決策”錯誤，一再跟我和哥哥姐姐們道歉。有一句話常掛在嘴邊上：“當年土改時，不是爲了這幾畝地，我們早就進城了，你們也早就是城市戶口了，不能一天抱着地壟溝找豆包吃。你大伯的眼光就行，是土改時進城的，這不你大哥就借上勁兒了，在衙門還當上一個什麼科長的大官。”父親的話是真實的，假如當年他像大伯一樣進城，我們也就是非農業戶口了，早就上班參加工作了。但世界沒有那些假如，父親選擇了農民，我們也就順其自然地當上了農民的後代。
在那個年月裏，說改變戶籍，比登天還難。一個小小的戶口本，決定人生走向，定位人之身份。城裏人當兵，回來叫轉業，直接進工廠；農村人當兵，回來叫退伍，繼續當莊稼人。農村姑娘嫁城裏，是天方夜譚；城裏姑娘嫁農村，打着燈籠都找不着一個。一樣中學畢業生，城裏戶口可以上班進廠，農村戶口便必須回家務農……
記得早聽街裏大哥講過，城裏口糧是供應的，叫商品糧。城鎮居民，憑戶口本按人口定量供應。在一般情況下，城鎮幹部、教師等每月每人27斤，居民24斤，大學生33斤，中學生22～24斤，兒童15斤，工人按工種，特殊工種45斤，重體力勞動37斤，一般體力30～33斤，輕體力勞動工人27斤。
真不記得聽父親說過多少遍了，農民的口糧，自給自足，是隊上分的，但也不能可勁吃，每人小麥一斗，約30斤；其它苞米、穀子、糜子等粗糧，每人約350～400斤左右，還分些雜糧，如豇豆、油料等，但都含在總量之內。
農村戶口與城鎮戶口的區別，更關鍵的是社會勞動福利保障。城鎮戶口，有公費醫療、退休金、產假、喪葬撫卹；而農村戶口，則有病自個看、幹不動活時得靠兒女養活、生孩子沒有產假、喪葬撫卹自個負責，因此，在農村也時常出現個別老人沒人瞻養的現象。
記得那時城裏有種“俗成”的看法，管農村人上街，叫屯二迷糊進城；管屯裏人到城裏打工，叫盲流子、黑戶，受到不公正的白眼。當時有個順口流：“屯二迷糊進城，腰扎麻繩，找不着茅樓，旯旮衚衕都行。”還流行個黃段子：“城裏女人與農村男人睡宿覺，得尿一個月黑尿水。”總之，就是埋汰農村人素質低下。
在那個特殊環境裏，戶口本是個“身份本”。即使我回鄉務農後，對戶口本的認識，還只停留在樸素的理解層面上。總感自個命苦，全怨農業戶口“本本”。時至今日，戶口本失去了“計劃”作用幾十年了，我每當想起當年對戶口本的“幼稚”認識，心裏頭還是覺得非常可笑。
其實，一個國家的戶籍管理制度，是根據國情產生的。遠在1951年7月，國家出臺了《城市戶口管理暫時條例》，規定戶籍由公安部門管理，並採取戶口登記、變更補辦手續等一系列措施，爲當時的社會治安秩序治理起到了積極作用。
那會兒，常聽母親講，建國之初，城鄉之間沒有戶籍隔牆，大批農村人口涌向城市。父親的“後悔”就是這個時期。當時政府爲了調整城市糧食、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出現的危急，於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確定“商品糧”和“農業糧”之分。之後糧票、布票、棉花票、油票等一切按計劃供應，有效地阻止了農民進城的腳步。也就是父親所說的“這回想去也去不了了”的時段裏。
後來，我親身經歷了農村戶口對城市戶籍管理的又一次衝擊。那是在改革開放以後，農村土地實行承包責任制，大批農民潮水般地涌向城市務工，家裏只剩下一羣“留守族”。一時間，大城小市顯得非常擁擠。爲了規範非本地戶籍人口的管理，公安部門採用辦理臨時戶口、暫住證、居住證等辦法。雖然自2003年《行政許可法》頒佈，部分城市取消了“暫住證”換成“居住證”，但仍有些城市還在繼續着“暫住證”管理模式。
記得這個時期，計劃經濟的票證時代，早就退出了歷史舞臺，城裏戶口本削減去某些功能，與農業戶口拉近了距離。但雖說如此，改變一種觀念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城裏的農民工，其待遇還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現象。
我有個侄子在一個城市打工，剛去時沒辦暫住證，租房時派出所不讓入住。只得花錢辦個“小本”，纔算安頓下來。待孩子到了上學年齡，學校不收外來戶口的孩子，通過託人送禮方能上學，還得花高價，否則念不上書。待到了孩子高考，麻煩事又來了，政策規定外地戶口不能異地報考，只得把孩子送回老家考試，真是讓他叫苦不迭。
我還有個外甥，也在一個城裏打工，他文化高，出道早，收入好，與侄子命運卻截然不同。當時他住的那個城市出臺一個政策，農村戶口買樓可辦理城市戶口。外甥買了樓，把全家的農業戶口變成了城市戶口。那時的城市戶口，雖然不像計劃經濟時期那麼的吃香，但孩子上學等就沒有像侄子那些麻煩。城裏人不說他是農民工了，家鄉人又說他是城裏人了。
城裏戶口本與農村戶口本的地位平衡，是一個時代向前發展的符號。只幾年時間，城裏人口結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農民進城可以趾高氣揚，走在大街上也能直起了腰板。上段時間回鄉下，當談到戶口時，四弟笑着跟我說：“現在農民各種福利事業保障完善，工人和農民的身份逐漸拉齊，如果你那城裏戶口跟我換的話，我還不幹了呢。”
是的，個人的命運，脫離不開國家命運。我原是農業戶口，工作後轉爲城鎮戶口，深深體會到戶籍裏的歡笑和苦澀。原以爲吃皇糧了，終於實現兒時的夢想，孩子們也能接城裏戶口本了。可沒高興幾年，票證取消了，買啥都和農村一樣去市場。愛人有時說：“現在城裏戶口還不如農村戶口好，種點地不花錢，而且空氣質量還好。”每到這時，我便想起四弟的話：“現在農村比城裏強了。”
風雨幾春秋，彈指一揮間。回首小小戶口本，伴我度過六十年。過去，隨着社會發展的進程，戶籍在每個歷史階段都起到應有作用。今天，幾十年的農業和非農業二元戶籍管理模式，又面臨着一夜間就會退出歷史舞臺的境況。可是，每當想起那本牽腸掛肚的“戶口本”，我心中便流淌出無限的辛酸和歡樂。現在“二元戶籍管理模式”雖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那戶籍裏所繫的感人故事，卻永遠珍藏在我的記憶深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