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寫母親的散文
1、用什麼來報答母愛
母親八十三歲了，依然一頭烏髮，身板挺直，步伐穩健。人都說看上去也就七十來歲。父親去世已滿十年，自那以後，她時常離開深上海的家，到北京居住一些日子。不過，不是住在我這裡，而是住在我妹妹那裡。住在我這裡，她一定會覺得寂寞，因為她只能看見這個兒子整日坐在書本或電腦前，難得有一點別的動靜。母親也是安靜的性格，但終歸需要有人跟她嘮嘮家常，我偏是最不善此道，每每大而化之，不能使她滿足。母親節即將來臨，雜誌向我約稿，我便想到為她寫一點文字，假如她讀到了，就算是我痛改前非，認真地跟她嘮了一回家常罷。
在我的印象裡，母親的一生平平淡淡，做了一輩子家庭主婦。當然，這個印象不完全準確，在家務中老去的她也曾有過如花的少女時代。很久以前，我在一本家庭相簿裡看見過她早年的照片，秀髮玉容，一派清純。她出生在上海一個職員的家裡，家境小康，住在錢家塘，即後來的陝西路一帶，是舊上海一個比較富裕的街區。現在回想起來，那時母親還年輕，喜歡對我們追憶錢家塘的日子，她當年與同街區的一些女友結為姐妹，姐妹中有一人日後成了電影明星，相簿裡有好幾張這位周曼華小姐親筆簽名的明星照。看著照片上的這個漂亮女人，少年的我暗自激動，彷彿隱約感覺到了母親從前的青春夢想。
曾幾何時，那本家庭相簿失落了，母親也不再提起錢家塘的日子。在我眼裡，母親作為家庭主婦的定位習慣成自然，無可置疑。她也許是一個有些偏心的母親，喜歡帶我上街，買某一樣小食品讓我單獨享用，叮囑我不要告訴別的子女。可是，漸漸長大的兒子身上忽然發生了一種變化，不肯和她一同上街了，即使上街也偏要離她一小截距離，不讓人看出母子關係。那大約是青春期的心理逆反現象，但當時卻惹得她十分傷心，多次責備我看不起她。再往後，這些小插曲也在歲月裡淡漠了，唯一不變的是一個圍著鍋臺和孩子轉的母親形象。後來，我到北京上大學，然後去廣西工作，然後考研究生重返北京，遠離了上海的家，與母親見面少了，在我腦中定格的始終是這個形象。
最近十年來，因為母親時常來北京居住，我與她見面又多了。當然，已入耄耋之年的她早就無須圍著鍋臺轉了，她的孩子們也都有了一把年紀。望著她皺紋密佈的面龐，有時候我會心中一驚，吃驚她一生的行狀過於簡單。她結婚前是有職業的，自從有了第一個孩子，便退職回家，把五個孩子拉扯大成了她一生的全部事業。我自己有了孩子，才明白把五個孩子拉扯大哪裡是簡單的事情。但是，我很少聽見談論其中的辛苦，她一定以為這種辛苦是人生的天經地義，不值得稱道也不需要抱怨。作為由她拉扯大的兒子，我很想做一些令她欣慰的事，也算一種報答。她知道我寫書，有點小名氣，但從未對此表現出特別的興趣。直到不久前，我有了一個健康可愛的女兒，當我女兒在她面前活潑地戲耍時，我才看見她笑得格外的歡。自那以後，她的心情一直很好。我知道，她不只是喜歡小生命，也是慶幸她的兒子終於獲得了天倫之樂。在她看來，這比寫書和出名重要得多。母親畢竟是母親，她當然是對的。在事關兒子幸福的問題上，母親往往比兒子自己有更正確的認識。倘若普天下的兒子們都記住母親真正的心願，不是用野心和榮華，而是用愛心和平凡的家庭樂趣報答母愛，世界和平就有了保障。
2、我的母親是春天
在我們家裡,母親是至高無上的守護神。日常生活全是母親料理。三餐茶飯,四季衣裳,孩子的教養,親友的聯絡,需要多少精神!我自幼多病,常和病魔作鬥爭。能夠不斷戰勝疾病的主要原因是我有母親。如果沒有母親,很難想象我會活下來。在昆明時嚴重貧血,上紀念週站著站著就暈倒。後來索性染上肺結核休學在家。當時的治法是一天吃五個雞蛋,晒太陽半小時。母親特地把我的床安排到有陽光的地方,不論多忙,這半小時必在我身邊,一分鐘不能少。我曾由於各種原因多次發高燒,除延醫服藥外,母親費盡精神護理。用小匙喂水,用涼手巾覆在額上,有一次高燒昏迷中,覺得像是在一個狄窄的洞中穿行,擠不過去,我以為自己就要死了,一抓到母親的手,立刻知道我是在家裡,我是平安的。後來我經歷名目繁多的手術,人贈雅號“挨千刀的”。在挨千刀的過程中,也是母親,一次又一次陪我奔走醫院,醫院的人總以為是我陪母親,其實是母親陪我。我過了四十歲,還是覺得睡在母親身邊最心安。
母親的愛護,許多細微曲折處是說不完、也無法全捕捉到的。也就是有這些細微曲折才形成一個家。這人家處處都是活的,每一寸牆壁,每一寸窗簾都是活的。小學時曾以“我的家庭”為題作文,我寫出這樣的警句:“一個家,沒有母親是不行的。母親是春天,是太陽。至於有沒有父親,不很重要。”作業在開家長會時展覽,父親去看了。回來向母親描述,對自己的地位似並不在意,以後也並不努力增加自己的重要性,只顧沉浸在他的哲學世界中。
在父母那時代,先生小心做學問,太太操勞家務,使無後顧之憂,是常見的。不過父母親特別典型。他們真像一個人分成兩半,一半主做學問,一半主理家事,左右合契,毫髮無間。應該說,他們完成了上帝的願望。
母親對父親的關心真是無微不至,父親對母親的依賴也是到了極點。我們的堂姑父張岱年先生說,“馮先生做學問的條件沒有人比得上。馮先生一輩子沒有買過菜”。細想起來,在昆明鄉下時,有一陣子母親身體不好,父親帶我們去趕過街子,不過次數有限。他的生活基本上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
舊時有一付對聯:“自古庖廚君子遠,從來中饋淑人宜”,放在我家正合適。母親為一家人真操碎了心,在沒有什麼東西的情況下,變著法子讓大家吃好。她向同院的外國鄰居的廚師學烤麵包,用土豆作引子,土豆發酵後力量很大,能“嘭”的一聲,頂開瓶塞,聲震屋瓦。在昆明時一次父親患斑疹傷寒,這是當時西南聯大一位校醫鄭大夫診斷出的病,治法是不吃飯,只喝流質,每小時一次,幾天後改食半流質。母親用裡脊肉和豬肝做湯,自己擀麵條,擀薄切細,下在湯裡。有人見了說,就是吃馮太太做的飯,病也會好。
3、我的母親
母親的孃家是在北平德勝門外，土城兒外邊，通大鐘寺的大路上的一個小村裡。村裡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馬。大家都種點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與我同輩的兄弟們，也有當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當巡察的。他們雖然是農家，卻養不起牛馬，人手不夠的時候，婦女便也須下地作活。
對於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點。外公外婆是什麼樣子，我就不知道了，因為他們早已去世。至於更遠的族系與家史，就更不曉得了;窮人只能顧眼前的衣食，沒有功夫談論什麼過去的光榮;“家譜”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沒有聽說過。
母親生在農家，所以勤儉誠實，身體也好。這一點事實卻極重要，因為假若我沒有這樣的一位母親，我之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個折扣了。
母親出嫁大概是很早，因為我的大姐現在已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還長我一歲啊。我有三個哥哥，四個姐姐，但能長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與我。我是“老”兒子。生我的時候，母親已四十一歲，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閣。
由大姐與二姐所嫁入的家庭來推斷，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裡，大概還馬馬虎虎的過得去。那時候定婚講究門當戶對，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開過一間酒館，他們都是相當體面的人。
可是，我，我給家庭帶來了不幸：我生下來，母親暈過去半夜，才睜眼看見她的老兒子——感謝大姐，把我揣在懷裡，致未凍死。
一歲半，我把父親“克”死了。兄不到十歲，三姐十二三歲，我才一歲半，全仗母親獨力撫養了。父親的寡姐跟我們一塊兒住，她吸鴉片，她喜摸紙牌，她的脾氣極壞。為我們的衣食，母親要給人家洗衣服，縫補或裁縫衣裳。在我的記憶中，她的手終年是鮮紅微腫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兩大綠瓦盆。她作事永遠絲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戶們送來的黑如鐵的布襪，她也給洗得雪白。晚間，她與三姐抱著一盞油燈，還要縫補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終年沒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還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舊的，櫃門的銅活久已殘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沒有塵土，殘破的銅活發著光。院中，父親遺留下的幾盆石榴與夾竹桃，永遠會得到應有的澆灌與愛護，年年夏天開許多花。
哥哥似乎沒有同我玩耍過。有時候，他去讀書;有時候，他去學徒;有時候，他也去賣花生或櫻桃之類的小東西。母親含著淚把他送走，不到兩天，又含著淚接他回來。我不明白這都是什麼事，而只覺得與他很生疏。與母親相依如命的是我與三姐。因此，她們作事，我老在後面跟著。她們澆花，我也張羅著取水;她們掃地，我就撮土……從這裡，我學得了愛花，愛清潔，守秩序。這些習慣至今還被我儲存著。
有客人來，無論手中怎麼窘，母親也要設法弄一點東西去款待。舅父與表哥們往往是自己掏錢買酒肉食，這使她臉上羞得飛紅，可是，殷勤的給他們溫酒作面，又給她一些喜悅。遇上親友家中有喜喪事，母親必把大褂洗得乾乾淨淨，親自去賀吊——份禮也許只是兩吊小錢。到如今為我的好客的習性，還未全改，儘管生活是這麼清苦，因為自幼兒看慣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時常鬧脾氣。她單在雞蛋裡找骨頭。她是我家中的閻王。直到我入中學，她才死去，我可是沒有看見母親反抗過。“沒受過婆婆的氣，還不受大姑子的嗎?命當如此!”母親在非解釋一下不足以平服別人的時候，才這樣說。是的，命當如此。母親活到老，窮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當如此。她最會吃虧。給親友鄰居幫忙，她總跑在前面：她會給嬰兒洗三——窮朋友們可以因此少花一筆“請姥姥”錢——她會刮痧，她會給孩子們剃頭，她會給少婦們絞臉……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應。但是，吵嘴打架，永遠沒有她。她寧吃虧，不逗氣。當姑母死去的時候，母親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來，一直哭到墳地。不知道哪裡來的一位侄子，聲稱有承繼權，母親便一聲不響，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爛板凳，而且把姑母養的一隻肥肉雞也送給他。
可是，母親並不軟弱。父親死在庚子鬧“拳”的那一年。聯軍入城，挨家搜尋財物雞鴨，我們被搜兩次。母親拉著哥哥與三姐坐在牆根，等著“鬼子”進門，街門是開著的。“鬼子”進門，一刺刀先把老黃狗刺死，而後入室搜尋，他們走後，母親把破衣箱搬起，才發現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壓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來了，滿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親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饑荒中，保護著兒女。北平有多少變亂啊，有時候兵變了，街市整條的燒起，火團落在我們院中;有時候內戰了，城門緊閉，鋪店關門，晝夜響著槍炮。這驚恐，這緊張，再加上一家飲食的籌劃，兒女安全的顧慮，豈是一個軟弱的老寡婦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這種時候，母親的心橫起來，她不慌不哭，要從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她的淚會往心中落!這點軟而硬的性格，也傳給了我。我對一切人與事，都取和平的態度，把吃虧當作當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與基本的法則，什麼事都可將就，而不能超過自己畫好的界限。我怕見生人，怕辦雜事，怕出頭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時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親。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歷過起碼有二十位教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並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當我在小學畢了業的時候，親友一致的願意我去學手藝，好幫助母親。我曉得我應當去找飯吃，以減輕母親的勤勞困苦。可是，我也願意升學。我偷偷的考入了師範學校——制服，飯食，書籍，宿處，都由學校供給。只有這樣，我才敢對母親說升學的話。入學，要交十元的保證金，這是一筆鉅款!母親作了半個月的難，把這鉅款籌到，而後含淚把我送出門去。她不辭勞苦，只要兒子有出息。當我由師範畢業，而被派為小學校校長，母親與我都一夜不曾閤眼。我只說了句：“以後，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淚。我入學之後，三姐結了婚。母親對兒女都是一樣疼愛的，但是假若她也有點偏愛的話，她應當偏愛三姐，因為自父親死後，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親和三姐共同撐持的。三姐是母親的右手，但是母親知道這右手必須割去，她不能為自己的便利而耽誤了女兒的青春。當花轎來到我們的破門外的時候，母親的手就和冰一樣的涼，臉上沒有血色——那是陰曆四月，天氣很暖，大家都怕她暈過去。可是，她掙扎著，咬著嘴脣，手扶著門框，看花轎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學校，家中只剩母親自己。她還須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終日沒人和她說一句話。新年到了，正趕上政府倡用陽曆，不許過舊年。除夕，我請了兩小時的假，由擁擠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爐冷灶的家中。母親笑了。及至聽說我還須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嘆出一口氣來。到我該走的時候，她遞給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麼熱鬧，我卻什麼也沒看見，淚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淚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當日孤獨的過那悽慘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會再候盼著我了，她已入了土!
兒女的生命是不依順著父母所投下的軌道一直前進的，所以老人總免不了傷心。我廿三歲，母親要我結婚，我不要。我請來三姐給我說情，老母含淚點了頭。我愛母親，但是我給了她最大的打擊。時代使我成為逆子。廿七歲，我上了英國。為了自己，我給六十多歲的老母以第二次打擊。在她七十大壽的那一天，我還遠在異域。那天，據姐姐們後來告訴我，老太太只喝了兩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說出來。
七七抗戰後，我由濟南逃出來。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佔據了，可是母親日夜惦念的幼子卻跑到西南來。母親怎樣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總不敢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詳的訊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歲，有母親便可以多少還有點孩子氣。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裡，雖然還有色有香，卻失去了根。有母親的人，心裡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帶來不好的訊息，告訴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關於老母的起居情況。我疑慮，害怕。我想像得到，沒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親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寫去祝壽的信，算計著會在壽日之前到達。信中囑咐千萬把壽日的詳情寫來，使我不再疑慮。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勞軍大會上回來，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讀。就寢前，我拆開信，母親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親給我的。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我之能成為一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她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唉!還說什麼呢?心痛!心痛!
